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衰退，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量财富灰飞烟灭，工业生产与全球贸易出现下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测算，由于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估计全球的失业人口要比2007年增加3900万到6100万人。到2009年年底，全球失业人口将创新高，达到2.19亿－2.41亿之间。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复苏的曙光隐约初现，但全球实际工资的增速在继2008年大幅放缓之后，预期将在2009年进一步下滑。根据目前掌握的53个国家的数据，平均实际工资增幅的中位数(比平均数更为科学的一个统计指标——编者注)已从2007年的4.3%降至2008年的1.4%。世界银行发出警告说，在原有生活于全球贫困线(每天1.25美元)以下的14亿人(2005年估算值)这一基础之上，将另有8900万人于危机之后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

在这种大环境下，全球化已成千夫所指，批评者甚至包括可从中受益良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曾因将本国融入世界市场而广受赞誉，现声称：全球化是那些试图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富国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与此前一样的旧秩序相比，只不过采取了新的控制、压迫和边缘化手段。”

不过，除了全球化，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事实上，闭关锁国或许可以避免冲击，但也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甚至严重的内生型危机。如今，这样的例子包括缅甸和朝鲜；而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同样如此。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彻底摆脱危机，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全面可持续性的增长打好基础，它们必须在2010年以及之后的岁月里，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在当前这轮危机之中，中国、印度和某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应对颇为出色。原因是在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都拥有强健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和充足的财政调整空间，因而得以运用反周期政策应对外部冲击。

这些国家还培育了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行业，这有助于它们安然度过风暴。事实上，由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正是竞争力的基础，而竞争力又支撑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稳健的财政收支与国际收支。

相反，若一国试图违反其比较优势，如在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该国政府可能要借助扭曲性补贴与保护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会抑制经济表现。反过来，此举又将可能恶化该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及经常帐户。由于没有能力及时采取反周期措施，在危机到来之时，这类国家的表现将会很糟。

一个国家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繁荣，需要一个反映其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程度的价格体系。这种环境下的企业将获得激励，进入能用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本的行业，或是存在相反替代条件的行业，从而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这方面的案例包括：孟加拉国服装产业、印度软件外包业以及中国轻工业的发展等。

不过，只有在一个市场型的经济体中，这种相对价格体系才可行。这便解释了为何中国只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之后，方才成为了一大经济增长点(中国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很好，在2009年实现了8%的增长目标)。的确，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领导完成的《增长委员会报告》指出，曾连续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或超过7%的年均增长速度的十三个经济体，均是市场经济体。

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既可以增强一国抗击危机的能力，也可以进行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快速积累。具备此种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要素禀赋由劳动力充足型或资源丰富型转变为资本充足型。

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之中，国家需要根据自身不断变化的情况，对其产业进行升级和多元化。先行进行产业升级和/或多元化的企业成败会影响到其他企业跟进与否。而政府对于此类先行企业的补贴能够加快这一进程。

产业提升也需要投资该领域的企业之间彼此协调。如今，厄瓜多尔已是一个成功的切花出口国，但在几十年前，当地农民并不愿种植花卉，因为当时机场附近没有现代化的冷藏设施；而私人公司鉴于没有出口花卉的货源供应，也不愿意投资兴建此类设施。

在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中，仅靠市场无力破除外部性的制约，也缺乏基本的投资，而政府就可以扮演起一个关键性的推动者角色。这便解释了为何《增长委员会报告》也发现：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具有坚定、可信而有力的政府。

如今，世界已在一体化之路上走出了很远，调头折返已不再可能。我们必须将历史的经验教训铭记在心，专注于建立可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开发其经济比较优势的、运作良好的市场。作为此进程的一部分，政府的辅助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需要的；尽管各国政府所适合出演的角色可能互有差别，这将取决于各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

最终，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即便是那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当它们于世界舞台中力争上游之时，也需要获得一臂之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