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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家庭、政治与教育——洛克的政治哲学浅探

更新时间:2007-11-02 17:12:45
作者: 吴增定  

  

  导论

  

  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政治与教育的分离,这意味着,作为公共权力的政治不再承担塑造人性完善和教育德性的义务。这一原则在今天已经变得不言自明,以至于人们似乎忘记了它的最初革命意义。作为那场革命的发起者之一,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地宣布,政治社会的目的不是教育人的德性,而是维持公共和平与安全,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譬如生命、自由和财产。自古希腊直至中世纪晚期,两千多年来西方无数政治思想家无不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殚尽虑竭:如何通过政治来教育人的德性,实现人性的完善?洛克的革命如此成功,以至于这个问题似乎从现代自由主义的视野中消失了。

  不过就洛克本人来说,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洛克不仅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创者,而且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位思考政治社会之起源和目的的政治哲学家,洛克的确否定了政治社会的教育功能,并且强调了权利(right)对于德性(virtue)或善(good)的优先性;但是,作为一位关心人性之健康发展的教育思想家,洛克却不遗余力地强调了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正是洛克作为政治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政治哲学变得不再那么清晰透明,而是充满了复杂性。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似乎仍然有必要提出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首先,洛克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把德性教育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其次,既然洛克否定了政治的教育功能,那么他为什么要同时强调德性和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在本文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仅是把握洛克政治哲学的关键,而且为我们理解自由主义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复杂处境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指引。与这两个问题相应,本文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上篇处理的是洛克区分政治与教育的理论依据,下篇处理的是德性和教育问题在洛克政治哲学中的位置。

  

  上篇 政治社会与家长制

  

  一、洛克对费尔谟家长制观念的批评

  

  要想理解教育问题在洛克政治哲学中所占的位置,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洛克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把教育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为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比较一下洛克的两部经典之作——《政府论》和《教育漫话》——的写作方式和主题安排。《政府论》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Treatise),它的主要内容是从理论上论证政治社会的起源和目的。但是,洛克撰写《教育漫话》的初衷却不是为了论证一种教育理论,而是为了给那些为父母者提供一种如何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实践技艺,所以看上去更像是一篇娓娓道来的随笔。这两部著作在表达方式上的区别,也暗合了它们在主题上的差异。大抵而言,《政府论》很少直接处理德性和教育问题,而《教育漫话》也不大涉及政治社会的起源与目的、权利与义务这类比较理论性的政治问题。因此,如果说《政府论》的主题是权利、而非德性,那么反过来讲,《教育漫话》的主题则是德性、而非权利。

  洛克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独特处理方式,正是为了凸显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权利属于公共的政治领域,而德性和教育则属于私人的家庭领域。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洛克为什么要把德性和教育问题严格地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在洛克看来,政治社会之所以不能承担德性教育的功能,是因为政治社会同家庭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界限。换句话说,不管就正当性来源、目的还是范围来说,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权力同作为私人领域的家长权力都存在着无法化约的根本差异,绝对不可以相互混淆。那么,二者的区别究竟何在?洛克为什么由此否定了政治社会的教育功能?在《政府论》上篇中,洛克给出了充分的回答。

  《政府论》上篇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保皇党人费尔默的“君权神授”思想。费尔谟认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都是基于人类始祖亚当的父亲身份(fatherhood),而这种身份则最终归功于上帝的“选任”或“授予”。在这个意义上,君主就好比是父亲,臣民则是子女;因此,君主对臣民的统治就如何父亲对子女的占有一样是天经地义或“自然正确”(right by nature)。费尔谟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在自然上的自由和相互平等地位,而且也由此否定了除绝对君主制以外的一切政体或统治形式。概要地说,费尔默的论点来自一个简单的类比:政治社会是放大的家庭,家庭则是缩小的政治社会;正如在家庭中父亲对子女拥有绝对的占有和支配权力,在政治社会中君主对臣民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费尔默最终把政治权力还原为家长权力。

  依靠亚当和以色列民族的政治历史,费尔默一方面说明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描述了政治权力的继承。就前者而言,费尔默认定:“世界上最初的政府是一切人类之父的君主制,亚当受命滋生人类,遍于地上,制服世界,并取得对一切生物的统治权,因此他就成为全世界的君主;他的后裔除了得到他的授权、许可或依据对他的继承,都无权占有任何东西。”显然,在费尔默看来,政治权力来源于人类共同的“父亲”占有和支配子女和万物的权力。至于亚当为什么拥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绝对权力,费尔默将其归结为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绝对意志:“基于上帝的明白授予,亚当一创生,就是世界的所有者,因为基于自然的权利,亚当应是他的后裔的统治者。”就后者而言,费尔默密而不宣地认可了“长子继承制”:当父亲去世以后,长子依据父亲的许可、上帝的旨意和自然的继承成为新君主,拥有同样支配自己兄弟姐妹、奴仆、其他臣民和万物的权力。

  费尔默这两个主要论点都遭到洛克的反驳。对于第一点,洛克认为上帝创造亚当只是给了他生命以及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物,并没有授予他统治或支配其妻夏娃以及子女的权力,而且在最初状态下,一切东西都为亚当、夏娃等一切人共有。对于第二点,洛克更是指出:首先,长子继承制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并没有成为惯例,在许多情况下,以色列人的国王或统治者恰恰不是来自长子的继承,而是多数人推举和同意的结果,譬如摩西;其次,以色列民族久经战乱和流亡,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无法确定自己的宗法谱系,所以绝对不可能依据亚当的宗法谱系保证王位继承的连续性。

  简而言之,洛克对费尔默批评的要旨在于:父亲生育儿女的自然“事实”,并没有赋予父亲占有、支配或统治儿女的政治“权利”(right)或权力。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既不不同于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也不是主奴支配,更不是财产占有。在《政府论》下篇一开始,洛克总结了自己不同于费尔默的立场:“我认为官长对于臣民的权力,同父亲对于儿女的权力、主人对于仆役的权力、丈夫对于妻子的权力和贵族对于奴隶的权力,是可以有所区别的”。

  

  二、一个人有什么资格统治其他人

    

  洛克对费尔默的批评直接牵涉到西方政治思想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一个人有什么资格统治其他人?这种资格是来自智慧、德性、财富、自然力量,还是来自祖先与家长权威?对于这个问题,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给出了简洁的答案:每个人在自然上都是平等的自由人,除非通过自愿的契约和让渡,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统治其他人,一个人之所以服从他人的统治,归根到底是因为服从他人的统治就是服从自己的统治——就是说,人在自然上是自由的。

  由此看来,洛克的《政府论》就绝不只是反对费尔默。事实上,在洛克写作并出版《政府论》的时候,费尔默及其“君权神授”观念早已被“光荣革命”扫进了历史坟墓。洛克把费尔默这只保皇派的“落水狗”从坟墓中揪出来痛加鞭挞,其批判矛头决非只是针对费尔默,更是针对自古希腊以来包括基督教神学在内的两千多年西方主流政治思想传统。这一点至少可以由洛克对费尔默“君权神授”思想渊源的分析得到验证。看起来,费尔默似乎的确有些思维错乱,他时常不假思索地随意援引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基督教的《圣经》,把古代的政治哲学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一锅乱煮,认定它们的思想基础都是自己所坚持的“家长制”。在洛克看来,费尔默的做法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乱点鸳鸯谱”,而是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根本“秘密”:不管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还是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尽管他们在具体立场上存在分歧甚至严重对立,但在一个根本原则上都保持一致——它们都是密而不宣的“家长制”。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者对芸芸众生的统治之所以是天经地义或“自然正确”(right by nature),是因为他拥有后者所无法企及的高超智慧和真理,能够分辨善恶与好坏,他不仅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好”(good),而且知道什么东西对其他人“好”,进而知道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之好(common good),而其他人则没有这种能力或智慧,所以应该服从他、听从他的教导——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作为人类共同的父亲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圣父”,他就好比一位家长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对子女“好”、什么对子女“坏”,并把这种能力和资格授予教皇、主教和神父等尘世代言人,让他们以父亲或家长的身份指导那些没有善恶分辨能力的芸芸众生和“上帝儿女”如何生活。

  一个人究竟能否拥有关于善恶的真理?假如有的话,他是否就因此有资格统治并教育那些没有智慧的芸芸众生,指导并安排他们的生活?对于前一个问题,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已经做出了回答。在这部探究人性(human nature)和人类理解力(human understanding)的哲学著作中,洛克最终证明:由于受我们感官经验和认识方式的局限,我们最多只能拥有有限的经验知识,无法洞察关于世界整全的真理,更不可能象上帝那样知晓善恶、分辨好坏。我们每个人所知道的只是:所谓“善”就是引起我们快乐的东西,所谓“恶”就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东西;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保存、趋乐避苦,这是我们每个人凭经验知道的肤浅“真理”。至于古代哲学家所鼓吹的“理念”或“真理”,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抽象,并无直接的经验根据。基于这一点,洛克对第二个问题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不管是谁,哪怕他象上帝一样拥有关于善恶的绝对知识,也都没有资格统治我,更无权替我决定,什么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美好”的生活(good life),因为只有凭自己的感觉我才“知道”快乐和痛苦,“知道”如何自我保存。洛克之所以坚决否定“家长制”、进而否定政治的教育功能,正因为他觉得,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没有能力和资格教导被统治者: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正确”(right)或“美好”(good)的生活。借用马克思的反问:“谁来教育教育者?”这个反问不仅针对古代政治哲学,而且针对基督教的神学。

  这就涉及到了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不遗余力地论述的“自然状态”:每个人在自然上都是追求“自我保存”,凡是有利于“自我保存”的就是“善”,凡是有害于“自我保存”的就是“恶”,仅就这一点而言,不管贤愚、强弱、贫富、男女还是父子,每个人在自然上都一律平等。从这种“自然状态”中,洛克推出了所谓的“自然权利”:假如说有谁在自然上正当或有权利(right by nature)统治我的话,那就是我自己,只有我才是自己当仁不让的统治者,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如何自我保存。一句话,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自我统治的自由人。

  基于这个前提,洛克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做了重要的修正。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首先是“战争状态”,因为人在自然状态之中除了自我保存的基本欲望之外,还有统治他人的权力欲和虚荣心。战争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维持人类自我保存的物质资源极端匮乏,更是因为人在自然上对权力的追求和渴望远比自我保存欲望要强烈。正是这种“得其一而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力欲,导致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使每个人都面临暴死的威胁。相比之下,洛克的“自然状态”则是一个“和平状态”,这是因为,洛克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悄无声息地排除了非理性的权力欲,仅仅保留了理性的“自我保存”。

  洛克这么做是基于两个理由:首先,在自然状态中可供自我保存的物质资源极端丰富,人们没有必要因为求生而自相残杀;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在自然状态中,一方面人们没有必要为自我保存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理性和自然法也会节制非理性的权力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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