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代表着一个时代，但他的逝世并不意味着他那个时代的结束；相反，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延续。如果不理解江泽民那个时代，就很难理解今天这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认识江泽民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都必须把中国置于国际环境的时空背景之下，否则很难理解在一个特定时代所做的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历史意义。每一个时代都是前一个时代的延续，同时这个时代本身也会被后一个时代所延续。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文化自信”，形成了今天的“四个自信”。但是，对“道路”和“制度”探索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阶段便是江泽民时代。

　　 这也符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自晚清中国传统国家被欧洲新崛起的近代国家打败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探索和制度探索之路。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探索都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亦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本身又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产物，或者说，前者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就受到三个大环境的影响：一是变化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变化着的西方资本主义；三是中国本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三大背景下进行道路和制度探索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都是作为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前者意图取代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后者意图为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寻找一条出路。在世界范围内，其崛起和发展衍生出两条道路，即苏联道路和欧洲福利社会道路。

　　 诚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的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马克思则科学地分析了原始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机制。市场和社会本来是一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的。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市场和社会脱离开来，成为“自主”的领域，市场不再是为社会服务的，而变成了相反，即人为市场服务了。这就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异化”（马克思语）。

　　 作为“反向运动”（波兰尼语），社会主义运动登上欧洲历史舞台。在欧洲思想史上，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资本主义历来有两种相反的思路：在一端，以亚当·斯密和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制度要素，因此提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另一端，以卢梭和马克思为核心，认为私有财产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倡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

　　 在实践层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直接导致了苏联十月革命和之后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消灭私有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行计划经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则导致了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即福利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当时的第三条道路，即既不是原来的原始资本主义模式，也非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发生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而福利社会模式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人们可以把福利社会视为是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和公有制制度的中间选择，即“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又称中间路线（Middle Way）。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其中心思想是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两者之间取折衷方案。不过，人们不能把“第三条道路”简单理解成为“中间路线”，因为它不单单是走在中间，或只是一种妥协或混合的东西，它的提倡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不足之处，所以偏向哪一端都不好，它是努力揉合双方主义的优点以互补不足。

　　 在苏联革命之前，鉴于当时勃兴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00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合适，希望找到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苏联革命之后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早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发达的欧洲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知识界人人都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这导致了欧洲保守力量的反弹：他们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打压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寻找有效方法来抵御苏联模式所产生的影响。1938年，英国保守党代表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了一本名为《中间路线》（The Middle Way）的著作，其后他在1957年至1963年就任英国首相期间就用这个政治理念来管治英国。1950年代，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洛卜克（Wilhelm R?pke）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

　　 在整个冷战期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成为两个平行的模式，但“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吸收了诸多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可以说，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而拯救了资本主义。

　　 当代欧洲的第三条道路

　　 1990年代，欧洲国家第二次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概念，西方社会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环境。

　　 二战之后，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实行自从大萧条期间就形成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凯恩斯主义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是福利社会的大扩张，而随着福利水平的提升，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但是，凯恩斯主义也导致了西方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及其相关联的官僚机构的大扩张，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在1970年代初西方能源危机之后，西方社会普遍陷入经济滞涨状态，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

　　 到了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提倡经济私有化、放松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称供给侧革命。撒切尔和里根革命给西方经济注入了极强的发展动力。在国际层面，这场革命触动了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日后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了1990年代也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失去经济主权、收入差异扩大、社会分化加剧、环保恶化等等。

　　 第二波“第三条道路”随之而来。1990年代初，苏联已经解体，欧洲社会显然已经没有了外部的敌人。因此新的“第三条道路”企图调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三条道路的信仰者认为，单独的凯恩斯主义不可行，单独的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行，因此，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融合两者，形成一个中间路线。

　　 在理论层面，“第三条道路”以时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出版）为标志；在实践领域，则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为标志。

　　 吉登斯在书中强调提出了“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等价值理念。可见，所有这些都是第一波“第三条道路”的主体，只不过是针对新时代的问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吉登斯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已经不能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全球化、生态问题、家庭和工作性质的改变以及个人与文化特征等。比如，人们对全球变暖应当如何作出反应？人们是否应该接受核能源？工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一种核心的生活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一个明确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超越于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上的政治理论，而不是夹在两派之间的中间道路。

　　 在实践层面，托尼·布莱尔接受了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概念，在其任英国首相期间（1997－2007），放松对各种企业的监管，并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和降低成本，多次降低企业税，包括对中小企业实行税额减免等政策，大力鼓励失业者接受各种职业培训使和督促其重新就业，规定失业者领取社会补贴必须以“寻找工作”作为必要条件，并惩罚怠工者。另外一方面，布莱尔政府不断加大对交通、通讯、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通过改革金融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在美国，比尔·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期间（1993－2001），其领导下的民主党由于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惨败，克林顿政府希望在两院得到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从而通过民主党主推的法案，并决定推行中间路线，强调政府在财政上的保守、用一系列“工作福利”的政策来替代旧有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的维护功能。同时，克林顿也努力将自己的举措和19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道路探索

　　 国际背景变迁的讨论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所作探索的世界定位和世界意义。今天所说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更应当放在国际背景来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和国际比较而言的。

　　 总体上来说，就国际背景而言，毛泽东时代横跨两个时代，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是“站起来”的先决政治条件；其次是发展，这是“站起来”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这本身表明中国和苏联的关联。诚如前面所讨论的，苏联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落后国家寻求如何更快发展的模式。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展的关系来看，并不难理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西方围堵中国的时候，为何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边。

　　 应当强调的是，尽管建国之后，中国和苏联同属一个体系，但毛泽东已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当毛泽东发现，苏联要求中国从属于苏联的时候，毅然和苏联决裂。同时，也走上一条不同的计划经济道路。如果说“农村包围城市”等学说的提出是毛泽东所进行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与苏联模式偏离开来，实行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苏联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物。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不是简单地为了如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和苏联争取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是为中国的文明和国情所决定的。这里，“国情”指的是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文明”则指向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方法。

　　 在实际层面，苏联的计划经济表现为消灭私有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直接相对。并且苏联的“公有财产”主要表现为中央官僚机构所有。苏联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中央官僚机构手中，地方没有实质性的“产权”。中国则不同，毛泽东实行的是分权式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中央官僚机构没有实质性的“产权”。也就是说，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全部产权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手中，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下，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和中央分享产权。不同形态的计划经济也决定日后两个模式的不同发展方向。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演变成为“寡头经济”，而中国分散的计划经济赋权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道路探索

邓小平时代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