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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熊雪锋: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更新时间:2022-11-26 18:18:52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熊雪锋  

  

  

摘要: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滞后于伟大经济实践。围绕这一现状,以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繁荣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为例,论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回应重大经济问题、为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支撑的关键作用与基本内涵,由此形成回应时代重大关切、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进入真实世界、发现自身独特性的分析逻辑,以及准确认识国情和体制特征、从实践提炼理论、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变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方法优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中国经济学界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回应并解决新时代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积极推动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经济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关键词:问题导向 经济实践 经济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指出,“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解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任何时代都客观存在着问题,问题也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想要找出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问题出发,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在超大人口规模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人民鲜活而丰富的社会变革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够深入和扎实,经济理论创新滞后于经济发展实践,其根源在于当前的学术理论构建未能坚持真正的问题导向,未能实现对伟大中国实践的持续观照、阐释乃至引领。

   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与经济社会转型实践的互动来看,经济学研究往往在回应重大问题时则盛,在缺乏问题意识甚至背离问题导向时则滞。百余年来,立足中国大地的经济实践为本土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经济学界有条件也应当努力构建与中国的体制特征和经济成就相匹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然面临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学界理应责无旁贷地为准确认识、研究并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基石在于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本文首先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根源进行反思,在总结20世纪30—40年代及80—90年代经济理论繁荣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提出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本内涵,最后就中国经济学界以问题导向进行经济理论创新、打造标志性成果予以探讨和展望。

  

   一、问题导向与经济学研究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为了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通过对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察,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寻找其中的规律性和一般性特征,由此形成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运动规律的总结,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法,为我们研究和解决所处时代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下,一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多个翻译版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相继问世,旨在寻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由此产出了一批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证,王亚南对旧中国经济结构、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的分析,郭大力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阐述,这些拓荒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探索和尝试。

   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模仿和引入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承袭了苏联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虽然其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方法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要义。特别是马克思注重其理论的现实批判性和辩证发展,而苏联政治经济学以一种僵化且封闭的态度排斥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对照现实经济问题。因此,这一方法在分析和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时陷入了理论误区和发展困境。第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分析出现了偏差。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生产关系中存在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承认“所有制是基础”,但仅限于书本和法律条文层面的讨论,且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所有制的关联,等等。第二,将文本中的经典论述直接套用于现实问题。例如,只是基于主观价值判断探讨所有制“应当如何”,而不去解决现实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众多问题,对基于经济现实的分析和主张加以批判,给学术理论的研究和争论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学研究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后者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极大制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张力。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经济学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认识到这一理论缺陷及其可能导致的重大影响,并结合新中国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由此实现了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近年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取得一定进展,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意识不足、与现实结合不紧、学理化阐释不强,以及拘泥于对经典表述的推理演绎而生硬“剪裁”实践发展等短板,与中国经济实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经济学界唯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更好结合,加强田野调查研究,直奔伟大实践创新主战场,才能真正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飞跃。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困境

   改革开放后,长期处于封闭经济和被教条桎梏的中国经济学界选择开眼寻路,西方经济学的流派、理论和方法被系统介绍到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高校形成系统化的学科设置和培养体系,特别是90年代末以后基于中国改革与发展需要,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促使中国经济研究转向注重实证分析和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关注,对于准确理解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对西方经济学概念、理论及方法的滥用、误用和简单套用现象日益严重,学界进一步关注到这一范式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时的致命缺陷。

   首先,实证传统本身仅是对真实世界的有限反映。凯恩斯曾强调,“创立一门准确无误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具有重要性。科斯也指出,理论“应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旨在帮助理解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然而,实证方法为了“对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在从大量复杂而具体的情况中抽象出共同的关键因素时,允许其“假设条件”对现实进行不准确的粗略表述。 “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自己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由此导致他们“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其次,未能注重自身国情特征。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典型事实和发展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以该类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理论前提,其基本假设往往是基于西方世界典型事实的一般化,与中国国情、基本制度、发展阶段存在本质差异。最后,基于既有分析框架的局部延伸难以回应重大经济问题。“在越来越多的模型中,无论我们处理多少个变量,都不能处理这个体系的方向和含义、目标和目的这些根本问题”,由此导致经济学研究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弱化和分析具体问题时的无能为力。大量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研究缺乏本土问题意识,缺乏对中国特征事实的归纳和提炼,并没有形成基于中国独特性的理论假设,而是机械地把工具当作方法,忽视根本问题而拘泥于技术细节,导致看似科学的经济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由此产出的批量论文和著述根本无法准确解释中国问题及其根源。

   综上,苏联政治经济学因僵化思想和脱离问题导向,影响了其对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力;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因忽视基本制度和前提条件的差异性,难以准确解释中国70余年的崛起和经济发展奇迹,也无法精准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亟待改变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一味简单移植以致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脱节的局面。因此,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所在。只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经济实践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开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研究,才能使中国的经济理论在总结并进一步指导经济实践中实现创新。

  

   二、问题导向的分析:两个重要时期的经验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经济学分别在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这两个时期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坚持将现实问题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在大量调查和考察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形成科学认识,经过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上升为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原创经济理论,为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提供重要启示。

   (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证

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救亡图存和“中国往何处去”,这就必须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1922年,中共二大初步明确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据此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缺乏深刻的一致性认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破裂。1928年夏,中共六大重申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确“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将论证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问题推上历史舞台。鉴于农村在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经济底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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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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