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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哲人爱国之辩证:应当引申的与不应遗漏的

更新时间:2021-03-05 06:01:06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在“九·一八”之后那悲惨的日子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从10月21日开始,分期连载贺麟先生(1902—1992)的长文“德意志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编者吴宓(1894—1978)先生一一既是贺的老师,也是此文写作的动议者一一特加按语说:“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文士哲人,莫不痛愤警策。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尤足发聋震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故特约请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贺麟君撰述此篇。”[1]贺多年在国外学习德国古典哲学,甫一归来,即遭遇国难,他以此文来尽一个中国学人的职责,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不久贺又据此写成《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一书,1934年由大学出版社。1989年,该书略加增删后以《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 费希特的爱国主义》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虽然国难时期的学术仍然循其自身的理路和规范,但它确实应当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配合时代的要求。哲学家金岳霖写了一本西化色彩很浓的讲形而上学的书,却取了一个“论道”的古名。或问: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他的回答是要使它有中国味。在当时的学人们看来,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2]

  

   1、哲人爱国的真相

  

   不过,细读贺著,除费希特之外,歌德、黑格尔两人的爱国行动却并不显得特别“壮烈诚挚”。歌德的爱国业绩是:战前建议魏玛公爵,或联合德意志诸邦协同抗战或解散联邦以免战祸。建议不被采纳,法军进入魏玛后,王公贵族走避一空,只有他镇静不动,处之泰然。开始时有法兵来家骚扰,后来出现了一个仰幕歌德的法国军官,不但保护了歌德一家,还派了一个艺术家来为他制了一个铜像模型。歌德趁机要求对方保护耶拿大学,使这所名校在战乱之中也弦歌不断。“综观歌德身当此国家大难的前前后后,我们知道他事先于战与和双方均预有主见,虽因恪于形势,未能见诸实行,但他以一文人地位而能出此,总可以算得‘谋国以忠’了。及眼见大难当前,别人莫不奔驰逃命,而他以一参议的闲职,乃能镇静以待,无所恐怖,为本地方维持幸福,不可谓非‘临危毋苟免’了。”[3]贺说固然在理,但就其行为来看,似乎不能说歌德是什么可敬的英雄。我读此书时,真正感兴趣的倒是法兵对文艺和教育的尊敬。黑格尔论著极多,其爱国行为却也很少。法军攻入耶拿的前一天夜里(10月13日),他刚刚完成《精神现象学》一书,“欲借以卖点稿费来维持生活”。贺麟把黑格尔处国难时的态度总结为:“(一)对胜利者拿破仑表示佩服,(二)与朋友写信时发牢骚说俏皮话,(三)作小册子不得发表,(四)当新闻记者不敢作社论,还有(五)向着军人讲礼义,(六)抢起稿本避难……如此而已。此外他对于国家的大难,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态度”。[4]第三点所谓的小册子,是指“听说黑格尔为爱国心所激发,写了两本小册子,说明德国衰弱的原因及复兴的途径。但因找不到出版处所,因此从未发表过。”[5]这就是说,此时的黑格尔一方面对拿破仑表示敬意,另一方面却在写小册子批评德国,似乎有帮助入侵者之嫌。

   三哲之中,只有费希特有惊人的表现。拿破仑兵临普鲁士时,费希特主动要求随军当宣讲员,为此准备了“告军人”的演讲辞。此愿为普王很轻佻地拒绝,他连当一个宣讲员的资格都没有获得。法军进入柏林后,费希特出逃,次年8月和议已成后回到柏林,如贺著所说“就好象被什么天神鼓舞着似的,一心一意献身国家,寻一死所。”当时一位出版商帕尔姆因发行爱国小册子《深受屈辱的德意志》而被法军枪毙,费希特却毫无畏惧,对劝阻他的友人说:“现在紧要的事情,是使国民自强奋发,至于我个人的危险,何足计较?!……假若我因此而遭不测,使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有一个殉国的好父亲,我的国家,多一个好公民,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呢!”[6]从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3月20日,费希特在敌军环伺之中公开发表“告德意志国民”演讲,号召国民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考验。他为此付出了过多的热情,以至讲演结束后大病一场。1812年,法军衰象展露,普军乘势图谋恢复,费希特再次要求当宣讲员而不得,只得以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声望与地位而参加后备军训练处的操演,并再度在大学作“战争的意义”的讲演。他的夫人在护理伤兵时骤染热病,医生都说无救。“费希特眼见得他的夫人在几点钟内就有性命的危险,但一面他又须暂为离开她,往大学里讲两小时的‘知识学’,心里当感到万分的难受。但那知当他两小时课毕回来看视时,他夫人的病症的危险时期已经度过,不至于死。他感动惊喜之余,不能自胜,跳到病榻上去拥抱着他死里回生的爱妻狂吻一阵。据说,就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夫人的病菌便传染到他自己这大病初愈的身上,第二天,他的病态就呈现危险的征像,……他死的时候是1814年1月27日夜间。”[7]费希特既是殉职,也是殉国。

   以贺麟对德国哲人们生平行事的熟悉,写作这本数万字的小书也花了半年时间,足见他确实是在仔细搜罗三哲的爱国行为以为国人楷模。显然,如果说三哲的行为不能使我们“过瘾”,那不是贺的责任。严格地说,除费希特外,以“爱国主义”来介绍歌德和黑格尔根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认真研究他们在国难期间的言行态度,需要精严的传记式研究。我想以贺著的书名“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为线索,简要申述一下。

   “德国”

   歌德时代,并没有一个作为国家的“德国”,可以用来指称后来德国疆域的名称是“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一个没有共同政府和法律的松散联合体,当拿破仑1806年以武力结束其命运时,这块包括大约250个“邦国”和无数骑士领地的德意志版图就像一张疯狂的床罩那样,很多“国家”各有自己的军队、币制、宗教、风俗和服装,小邦分裂且残杀频仍。除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分子,它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是使用路德以来的近代德语。严格地说,德意志是有民族而无国家,贺麟在出书时把报上发表的“德意志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的标题中的“德意志”改为“德国”,是不准确的。

   山河破碎,政治专制,民生凋敝,德意志正像恩格斯说的“一切都烂透了”,是“奥吉亚斯的牛圈”。从18世纪的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开始,这个民族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无不对自己的民族感到绝望;没有一种进步的潮流不以批判专制体制为前提。三大哲人此时都生活在魏玛公国,但他们都是外来者:歌德是法兰克福人,1775年应公爵之邀到魏玛;黑格尔是符腾堡人,1801年到耶拿大学;费希特是萨克森人,1794年到耶拿大学。当时的魏玛“全国”只有10万人,“首都”只有6千人,街上到处是牛粪,当时慕名而来拜访歌德的欧洲精英们,无不为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而惊讶。维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在《论德意志爱国主义》一文中说:在德国至多只能提“边境地区的、萨克森的、巴伐利亚的、符腾堡的、法兰克福的爱国者”。“但是,德意志的爱国者在哪儿呢?谁指给我们看了?他们做了些什么?还能期待他们做什么?”[8]只是在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普鲁士作为全德最大的邦才成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并终于在1871年排除了奥地利领导了德意志诸邦的统一。在此之前,德意志哲人们实在是无“国”可爱。

   “三大哲人”

   “三大哲人”同属代表德意志文化巅峰的古典文化群体。因为在德意志无“国”可爱,古典文化的大师们如戏剧家莱辛、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诗人维兰等等都自称是“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然后才是国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德国人。这一观念在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得到深刻的哲学论证,又在席勒作词、贝多芬作曲的“欢乐颂”中获得卓越的审美表现。在莱辛看来,政治爱国主义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感情;赫尔德则声称:“在一切形式的自豪感中,我认为民族自豪感是最愚蠢的。”[9]德意志古典文化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不能笼统地称为爱国者。

   与歌德齐名的诗人席勒,1805年已经逝世,国难期间再也听不到他的洪钟大吕。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来也不是狭隘的爱国者。1789年10月,他在一封信中说:“为单独的国家而写作是不足取的理想;对一位哲学家来说这样的藩篱难以容忍。……历史学家仅为在文明进展上具重要因素的国家而激奋。”[10]在另一处,他又说:“我作为一个不替任何君王服务的世界公民而写作。我早就丢掉了祖国,以使拿它换取全世界。”[11]席勒的哲学老师康德同样没有活到国难时节,但康德晚年津津乐道“永久和平论”,其含义是指人类经过自然阶段后所达到的世界公民状态下,消灭民族竞争实现国家的普遍联合,其可能性条件是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法律,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持久的和平之中。从他们坚决否定民族主义来看,席勒和康德即使活到国难时期,也不大可能指望他们会有什么像样的反法爱国行为。古典哲学的另一个大家谢林,得知法军入侵的消息后曾激动地说:“大部分时间我神不守舍,魂系远方,……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握剑胜似握笔一千倍。”他也曾计划写一篇小东西来召唤民族自豪感。然而,民族的需要并未能把他从正在进行的学术论战中召唤出来,“小东西”并未写成。而且,虽然巴伐利亚在1805年秋成为法国的同盟,虽然谢林因此而对慕尼黑怀有反感,但他仍然留在“沦陷区”,并积极争取成为慕尼黑科学院的院士,没有因为爱国就改变自己的生活计划。[12]

   算来算去,古典文化的代表人物中,也只有歌德、黑格尔、费希特三人较能与“爱国主义”持钩。

   “国难”

当法国发生政治革命时,德意志发生了哲学革命。通过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德意志精英分子表达了与法国革命同样的精神追求,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法国革命的同情者和颂扬者。康德砍下了上帝的头颅;歌德、席勒的作品表达了自由解放的理想;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于1799年被迫放弃耶拿大学教授的职位;少数激进分子甚至要求在德意志直接模仿法国人的行动。然而,1793年之后,被夸张了的“93年恐怖”冷却了德意志心灵,当年的欢呼一转而为批评,革命仿佛成了洪水猛兽。这时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13]大革命的原则,只是因为拿破仑的军事入侵,才成功地向欧洲输出。伴随着法军铁蹄的,不只是强权和压迫,还有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大革命理想。一个又一个由旧君主、旧贵族垄断的专制政体,在被改造为打上拿破仑家族印记的王国后,走上现代化进程。德国东部的莱茵兰地区,就因为接受拿破仑的统治达20年之久而成为德意志版图上最进步的地区,先进的“莱茵文明”是拿破仑的功劳。而且主要是因为丧权辱国的羞耻感和法国革命后新的社会政治体制的示范,才使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Frhr Stein,1775—1831)、哈登贝格(Karl August  Hardenberg,1750—1822)、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1767—1835)等眼界远大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德意志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已腐朽不堪,德意志要想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的1808~1813年的普鲁士改革。改革是如此符合历史趋势,以至于在“神圣同盟”的复辟期,君主们也未能完全恢复旧秩序。因为拿破仑有此两面性,进步的德国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崇拜者,而反对他的,基本上也都是反动的专制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1806年耶拿之战,不只是德意志诸邦毁灭的日子,也是德意志民族新生的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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