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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为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奠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

更新时间:2021-01-23 00:02:19
作者: 杨伯江  

   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两国政府首脑将从9月开始实现互访。迄今为止,中日关系基本保持了稳定、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不断暴露。睦邻、友好与合作在21世纪仍将是中日之间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尽早为这一关系树起新的支点、注入新的活力、确立新的准则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5年来,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在政治关系上,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邦交正常化之际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一道作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准则。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性会晤,充分利用双边及多边机会进行对话。1992年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日本天皇访华,使中日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两国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从80年代起设置了政府成员会议、副外长定期会议以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和民间人士会议等。这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磋商对话,使双方得以保持经常性沟通,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中日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双边政治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二号发达国家,彼此优势互补,平等互利,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惠及日本的经济繁荣。日本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0.3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601亿美元[1],增长58倍多。而且贸易结构不断改善,正在从垂直分工型走向水平分工型。日本从1979年起对华提供优惠政策性贷款,迄今共有4批,总额达21909亿日元,成为中国主要的资金合作伙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70年代末正式起步后不断增加,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统计,从1979年至1996年9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14662项,协议金额达250.04亿美元,实际投入130.5亿美元。

   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也有丰硕成果。1979年中日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民间官方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截至今年4月,两国间结成的友好省市已达229对。两国人员往来增长迅猛,1972年仅有9000余人,而到去年已增至约178万人。

   总之,25年来中日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有所深化,总体状况良好,友好与合作绐终占据主流地位,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中日睦邻、友好与合作25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并不顺利,遇到了不少曲折与风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过去几年中,在世界及地区形势总体趋缓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中问题分歧的一面似乎反倒突出了。

   (一)历史认识问题。去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法国报界指出:“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主要是日本政届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从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上改“侵略”为“进入”、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内阁成员屡次“放言”否认侵略历史,直到1996年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桥本首相去年7月事发之际曾声称,要结束“因参拜而影响内政外交的局面”。但遗憾的是,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有93.3%的中国青年认为,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态度”。

   (二)台湾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本明确承认“一个中国”。1972年11月8日大平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曾就此发表“政府统一见解”[2],以作为对《中日联合声明》的补充和说明,其核心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大平外相还在日本第70次国会上郑重声明:根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台湾应归还中国。日本政府的这一见解不变,并且通过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反映了这种见解。然而,近年来日本围绕台湾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台湾归属未定论”沉渣泛起。去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高官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宣称:日本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主张是表示“理解与尊重”而不是承认;“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纯系中国的说法,不是日本的说法。

   (三)领土争端。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年1月在甲午战争期间被窃取。中日之间对此曾有相互谅解,同意暂行搁置争议。但是,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蓄意登上钓鱼岛,日本政府对此不加阻止,反予纵容,称该岛主权属于日本,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到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也激起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强烈义愤。日本政府此后加强了对右翼团体的控制。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会议期间,桥本首相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表示: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立场的不同不应影响日中关系的正常发展”,“日本将努力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年4月日本石垣市议员连同《产经新闻》记者、5月新进党议员再登钓鱼岛,刻意制造事端。

   (四)日美加强军事同盟。去年4月17日美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商定以今年秋为限完成对《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在去年9月发表的修改“指针”的第一个中期报告中,日本明确宣称要把现行“指针”中的“远东”改为“日本周边”,试探在更广的范围内与美军联合行动。今年6月发表的第二个中期报告又刻意对“日本周边”的范围含糊其辞,意在以模糊战略增强战略威慑。日本一再解释此举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在昔日的“苏联威胁”已下降得近乎消失的今天,日美再度强化作为冷战产物的双边同盟在东亚地区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据日本官方1960年发表的“统一见解”,日美军事合作中的“远东”范围指的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这一“见解”迄今从未变更。日美强化同盟若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纠缠在一起,势将威胁中国的安全利益,影响中国的统一大业。

   (五)日本把经济合作与政治问题挂钩。日本在海部内阁时期曾制定“政府开发援助四原则”,强调“要充分注意受援国的人权状况与军事开支等动向”。1995年8月,日本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而冻结了对华无偿援助、推迟协商对华日元贷款,从而首次把官方经济合作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给中日关系平添复杂因素。

   二

   由上述可见,中日之间在冷战后特别是过去两年中问题与分歧的一面暴露得比较集中,而且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摩擦面广,涉及历史、领土、台湾、相互信任、民族感情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等各方面问题;其二,经济合作相对顺畅,其中的矛盾多起因于政治领域,事端皆由日方挑起;其三,矛盾有向各自国内广泛扩散、影响两国国民间相互信任之虞。日本报界去秋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不好”、“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25年来首次超过半数。同样,“厌日”倾向在中国国内的舆论调查中也有所反映。

   中方对中日关系出现的上述问题采取有节制的理性处理态度。李鹏总理在今春召开的八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指出,“中日关系虽然受到了干扰,但是我们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导致问题出现的背景与成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其中恐怕既包含了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性、结构性因素,同时又有中日两国着手战略调整的主观性、政策性因素。

   (一)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与恪守。

   作为规范双边关系的两个基本文件,“声明”与“条约”确立了中日两国所应遵循的政治原则与法律基础,它所体现的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事实证明,当这两个基本文件的原则与精神得到严格维护与信守时,中日关系就发展得健康、顺畅,反之则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两个文件直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在这两个基本文件中实际上都已得到明确界定、根本解决或基本解决。例如历史问题。日本政府在“声明”中已经郑重宣布:“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既如此,日本政要当然就不应当对过去制造中日对抗的罪魁祸首寄予同情,而要正视历史,区别正义与邪恶、受害与加害,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再如日美强化同盟问题。“条约”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日两国“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日本对日美同盟进行“再定义”,以强化军备与军事合作的方式推行实力政策,显然与此原则和精神不符。又如钓鱼岛问题。两国既已达成的相互谅解是中日复交及签约的前提和基础,是“声明”与“条约”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双方需要严格予以遵守,不主动挑起事端,不单方面采取行动,不以任何方式制造麻烦,控制己方任何个人、团体采取破坏有关谅解的行为。

   (二)中日关系面临挑战折射出苏联解体、世界力量多极化发展造成的格局性演变。

   冷战格局瓦解后,日本的战略半径拓宽,外交空间增大,西方世界内部凝聚力骤然下降、矛盾上升,竞争力强,结果导致日本政治思潮中大国主义抬头,亟欲摆脱“政治侏儒”地位,加快实现80年代制定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试图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衰弱,中日在复交、签约之初确立的反霸权威胁这一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相反,9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北方威胁”不断下降而中国日益强大,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愈益倾向于在战略上将中国从以往联合、借助的力量重新定位为防范、牵制的对象。这一倾向不难从日本近年来发表的《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中找到佐证。

   (三)中日关系有摩擦与日本国内面临巨大变革变化有关。

   当前日本处在历史性过渡时期,同时也在摸索如何在自身的变化过程中摆正中日双边关系的位置。但由于日本国内政界力量组合的多变及影响未来的因素十分复杂,所以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对方的战略走向,“从而在双方之间产生了某种莫名的不安之感”[3]。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最早发端于1990年防卫大学某教授在《诸君》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但是当时的所谓“威胁论”主要指的是中国国内的稳定问题。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并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1992年经济增长率从此前两年的4.1%、8.2%猛增到13.4%,于是现在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日本国内迅速扩散。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相信多数日本人信奉或宣传“中国威胁论”是由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但如果日本最终把对华战略建立在“中国威胁”这样一个误解的前提下,中日关系则势必出现历史性大倒退,并进而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近年来,日本政局动荡,内阁变动频繁,政治思潮保守化右倾化倾向加剧,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经济改革尚不见成效。日本国内这种变化势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的不利影响。

   三

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对日本友人指出:“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江泽民主席一再强调:“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能从长远和战略高度认识和发展两国关系”。维护并发展中日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不言自明,而且中日双方在此点上存在共识。中日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更是整个亚洲繁荣与稳定的需要。基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众”。唯其如此,怎样才能把一个和平稳定、友好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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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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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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