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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以田野政治为对象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一章)

更新时间:2021-01-20 17:00:3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一门学问,总是因为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引起。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政治。田野政治主要指农村基层政治。在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作为一个专门的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旨向,从而使得政治学由殿堂走向田野,产生了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并力图构建政治学的田野学派。“田野政治”的内容扩展到广泛的基层领域,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田野政治学将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从农村基层政治研究切入

   19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颂着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田野通常称之为田地和原野,主要指农村。“在希望的田野上”意味着随着农村改革,中国大地上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人们正在告别饥饿走向温饱。农村改革正在解决一件“民以食为天”的天大事情。只有解决了这一天大的事情,中国才有可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而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传统因素的“农业、农村、农民”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民众,目光都聚焦于田野。中国的政治学是1980年开始恢复重建的,从此有了专门从事政治学的学者,也才有了走向田野的政治学。

   在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的国家导向。政治学是国家推动恢复重建的。恢复重建的目的是因为现代化建设有大量的政治问题需要研究。国家设立研究课题引导学者的研究。学者属于国家的教学科研机构,承担国家项目是重要工作。中国的政治学者最初走向田野,主要基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在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过程中,湖北省的政治学走在前列,活跃着一批政治学者。由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逐渐形成一批以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华中师范大学,也使得华中师范大学成为田野政治学的发源地。

   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基层政治研究最初以两条线起步。张厚安教授(1928-)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批政治学者,1981年便为我们1978级政治系本科讲授政治学。张先生参加了国家“六五”(1980—1985年)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是项目成果《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一书的副主编。之后,张先生担任了国家“七五”(1986—1990年)规划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多位同校老师共同参与,之后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等著作。

   我本人(1955—)1982年毕业留校与张厚安先生同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1984年就读硕士生,指导老师是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李会滨教授。1986年,我申报并承担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之后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并参与张厚安教授的农村研究团队。

   1990年代初,张厚安教授主持申报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出版了张厚安、徐勇主笔,项继权等人共同撰写的85万字的著作《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获得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一等奖。徐勇1992年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现阶段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获得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自1990年代,以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老师为主体,形成了一个以农村基层政治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团队,承担了多个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了较大的影响,2000年,在原有基础上新组建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尽管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是以项目引导的,但申报和承担项目本身已开始体现了学者的自觉。

   张厚安先生2000年回忆之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从事农村研究的缘由: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

   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

   我1984年就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侧重于宏大问题关怀。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促使我将研究转向微观基层政治研究。1991年,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一文。文章指出:进入90年代,学术研究重心下沉,由80年代关注国家大势的宏观层面转向广阔实在的社会基层面。理由是:我国的基本格局已定,需要从基础社会着眼,作实实在在的研究;经过80年代的起伏波动,社会思维趋于冷静,将视野投向自身立足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思维方式开始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学术研究从浮躁转向对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我开宗明义,引述了马克思的重大命题:为什么东方国家上层多变,社会却没有什么变化,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为此,我提出:对社会历史发展奥秘的揭示,不能为一般的历史表象所迷惑,而需深入到社会深层,解剖社会内在的结构,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特别是在对政治社会发展的考察中,不能为极具诱惑力的国家上层权力更迭现象所纠缠,而应深入分析国家上层所立足的那个社会基础。需以广阔的多层次视野透视和剖析政治社会。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全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毫无疑问,上层的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部分。但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只有在注意国家上层变化的同时,对其立足的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给予特别的重视,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特点。

   应该看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也有许多政治学人将学术视野投向农村基层,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沪宁教授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我与王教授于1980年代初期便已结识,后来互有赠书,2006年我到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解时,他还专门问及我的研究情况。王教授与我是同龄人,但对农村问题关注很早。他在1990年为《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写的前言中说到,“我对中国乡村问题的兴趣起源于18年前,那时我从中学毕业,来到江苏大丰的农村,后又转到上海奉贤县,历时四年半。那时我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在几位农民家庭里住过一段时间。虽然没有过多的理性认识,但乡村的文化、乡村的经济不发展、乡村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深体会到幅员辽阔的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忽略的基础。后来进入了复旦大学,不断地深化自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又不断丰富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知识。……越是作认真和冷静的思索,越是剔除了浮光掠影的因素,就越感到乡村发展的重要性。……明乎此,我们总想找一个课题来说明这层关系:乡村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该书便是他申报的国家“七五”规划项目的成果。

  

   二、田野政治的提出

   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现代化加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2000年,由我担任主任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2岁的张厚安先生正式退休,中心集聚了一批学者从事农村问题研究,重点仍然是农村基层政治,成为我国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重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来愈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问题导向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学科意识,加强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学理性研究。“田野政治”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被提了出来。

   2008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一文提出了“田野政治”的概念,并就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加强田野政治研究作了系统的阐述:

   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领域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在中国,政治向来都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之事,普通百姓是无所谓政治的,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产生于“宫廷”和“衙门”之中,田野无政治。进入20世纪之后,农村田野大地一度充斥着政治,但这种政治更多是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前所未有的赋予农民以政治主体地位,但这种抽象的国家主人却在公社支配体制下所消解了。他们可以高谈阔论国家大事,甚至发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豪言壮语,但是对于他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却没有支配权。……家庭经营和村民自治正是围绕农民从抽象的主人人格走向具体的主人人格的体制安排。因此,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千百年来被政治所边缘化的农村百姓走向政治前台,成为政治主体。……因此,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然要研究作为制度主体的村民和制度单位的村庄,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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