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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平台经济:寻找最优的产权边界

——答朱海就商榷文

更新时间:2021-01-17 10:27:09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在写作《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时,笔者就预期到两个方面引起批评:1)对垄断的再评价是为平台公司洗地;2)平台企业公有化是对私人产权的劫掠。朱海就教授针对公有化的商榷(下称“朱文”)正是笔者所期待的,感谢朱海就教授的商榷使笔者有一个正式的机会,对此做一个回应。

  

   一、平台的遍在性与企业分层

   在行文伊始,朱文就对“平台企业”概念的严格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任何一个稍大一点的公司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平台的性质”。朱文对企业“平台性”的质疑,恰是拙文中提到的“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的”的具体体现。这些年企业理论之所以走入死胡同,就是将“企业”视作生产函数无差异个体的集合。研究光学时不会因为光“多少都有波的性质”而认为波长不重要。企业也不应因为都具有“平台性”而认为“平台的程度”不重要。当企业从光谱的一端演进到另一端时,就有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企业性质。

   朱文认为“不仅制造业企业,甚至学校、医院都可以视为平台型组织。所以,如平台企业应该公有化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稍大一点的公司都应该公有化。”其实,他的这番话恰恰说明企业的平台属性的遍在性(Omnipresence)。在美国自治的学区、在中国自治的小区,都是政府类的服务平台,包括朱文列举的学校、医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公有。公有化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两级,而是也是一个由强到弱连续的“光谱”。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给不同程度的平台选择对应不同程度的公有化。区分“平台企业”和“非平台企业”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可以为参加跑步比赛的企业和跳高比赛的企业,设计不同的比赛规则。

  

   二、数据的产权界定问题

   朱文认为“数据不是独立于平台而存在的‘公共资源’,在没有交易者的行动之前,没有数据。对数据来说,没有所谓的‘初始产权’一说”。但他随即又说“根据‘谁生产,谁所有’的原则,谁投资产生的数据就归谁所有。数据的产权应该归投资人或平台的投资者。”这实际上反驳了他之前的说法,在没有交易之前,数据的“初始产权”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朱文把这样的“初始产权”权属视为“常识”,而笔者文章挑战的就是这个“常识”。

   和所有资源一样,数据的“初始产权”不但存在,而且至关重要。科斯用放牧者和种麦子的农民之间土地的初始产权界定,一举将将制度重新置于经济问题的核心。建立在制度无差异假设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拆除“初始产权”这个bug,提出“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Robert?Cooter)。而科斯本人一开始就反对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定理”,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因此,初始产权界定应当是是所有经济问题的起点。

   土地权属如此,无线电频谱权属如此,数据权属也是如此。在我的框架里,有两组关系在争夺两种数据的权属。一组是个人和企业,体现为个人隐私的保护。根据科斯的原则,使用数据获益的企业通过补偿个人放弃数据损失获得初始产权,也就是所谓的“卡尔多改进”。过度保护的隐私,会抑制数据的价值发现。这一初始产权的界定规则在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争议。虽然朱文并没有质疑我的主张,但我估计下一步这一产权界定规则还会产生大量争议。

   我和朱文真正的分歧,是第二组初始产权的界定,公众和企业谁应当拥有平台公司的初始产权。在朱文看来平台公司应当私有,因为“如平台被公有化,数据的价值也将至少失去一大半”。在这一组关系中,我们讨论的已经不再是“数据”了,准确地讲,应当是“大数据”。数据是个人与企业互动生产的没错,但“大数据”却是企业和社会(无数人)互动生产的。这就好比农夫种的“土地”和附着了安全、法制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土地”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土地”了。数据的使用权不能自动过渡到大数据的使用权,就是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数据”。所有对数据初始产权的争论,都源于没有区分“数据”和“大数据”。朱文也是一样。?在这一组关系中,是“公众”补偿“企业”获得初始产权,还是“企业”补偿“公众”获得初始产权,要具体看谁持有有更多的利益。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公众”初始产权拥有的利益不能被无偿转移。

  

   三、垄断的是与非

   ?朱文对我的一个批评, “赵教授主张政府控制平台,认为这是有效率的,也是更公平的”。在朱文看来“对平台企业公有化,拥有数据的产权,其实就是主张行政垄断,这种‘反垄断’的做法要比限制企业规模那种手段危害更严重,这相当于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因为政府无法像私人企业家一样有效率地运用资产,创造价值。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平台在竞争中胜出,政府控制的平台只能限制其他平台的进入,从而阻碍了竞争”。

   朱文的批评很有代表性,但却是对我观点的误读。认真看过我的文章的话就可以“平台”就是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就是广义的“政府”,“政府控制平台”不是我的“主张”,而是“平台”的定义。在我看来,所有“平台企业”提供的都是公共服务——为其他企业提供重资产平台。因此,只要你具有平台特征,你就是某种程度的“政府”。由于“政府”这种企业既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朱文所说的“政府无法像私人企业家一样有效率地运用资产,创造价值”。

   很多人之所以会误读我的观点,甚至认为我在“跪舔”权利,就是因为这些批评还是在过时的学术框架里讨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朱文也一样,它讨论的“政府”和我讨论的“政府”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朱文使用的才是是经济学界通用的概念,但既然是你同我商榷,就应当在我的概念体系里讨论。你可以不认同我的概念,但不能用你的概念替换我的概念。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你提出一个新体系,为什么不另创一套自己的词汇?我的解答是这样效率更高。因为这样可以整个替换原来的概念网而不是一个个重定义自己的概念。这就好比相对论推翻经典力学没有自创一套术语,而是借用经典力学的“质量”、“速度”、“时间”等,然后赋予这些概念全新的含义。

   朱文用实例来反驳我对“反垄断”是防止平台企业“降维”进入普通企业的观点,认为“平台企业可以进入普通企业业务,如京东自营,并不构成不公平竞争”,这其实恰好举了一个垄断竞争的实例。京东如果是淘宝一样的网店平台,自己就不应当开网店。如果完全自营网店,它就不是“平台”。是不是平台,要看其是否是其它活动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苹果和谷歌都有操作系统,但一个没有自营app,一个自己运营app。前者如同小区内部道路,不是公共基础设施;后者如同城市道路,是公共基础设施。前者不是“平台”,后者则属于“平台”。如果苹果占有率扩大,小区扩大成为城市,苹果也就演变为“公共基础设施”并成为平台企业。

   朱文认为垂直降维不是垄断,是“因为平台企业不是执法机构,和裁判员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平台企业如限制其他企业的竞争,就没有其他企业进入这个平台,从而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个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平台企业不运营其他企业的业务。现实中,平台公司限制其他公司竞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否则华为也没有必要在安卓之外另起炉灶了。朱文说“足协如是私人的,办一个足球俱乐部,与其他球队竞争也是可以的,同样路网企业生产汽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法律或执法层面的问题,不是产权归属的问题。”这是同样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就好比说反垄断法规出台之前,垄断也没什么不可以。因为产权本身就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没有违法的垄断,不是垄断合理的理由,而是反垄断法律的缺位。

   所有理论的本质都是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对错。理论“好”还是“不好”取决于其解决的问题。这就好比锤子好还是改锥好,取决于你要解决的问题是钉子还是螺丝。在改造问题还是改造工具的选择前,朱文的选择是改造问题,我的选择改造工具。

  

   四、平台公有化的效率

   朱文对拙文的一个质疑,就是公有化的效率。

   “赵教授把政府拥有平台,类比于政府拥有土地初始产权,认为政府拥有平台,也将像政府拥有土地初始产权一样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在他看来,地方政府拥有了土地的初始产权(所谓的一级市场),使地方政府能够运营城市,才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然而,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解释,我们说,是改革开放,才使城市土地的价值得以凸显,地方政府只是顺势而为,把土地推向市场,获取土地的价值,而不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本身创造了价值。如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那么经济增长也是太容易的,这个经验可以输出到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将实现经济的飞跃。所以,价值不是政府对土地的占有或经营创造的,而是来自市场。可见,赵教授错误地建立了因果关系,用错误的结论来否定私有财产权制度。”

   朱文提到的的确是我自己的观点。对于土地财政的解读我向来与众不同,也没什么可隐瞒的。起码我的观点比主流经济学抽象谈论“改革”、“开放”、“价值凸显”、“顺势而为”更有解释力。否则,那么多早已土地私有化、代议制民主、对外开放、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就没有实现中国这样的增长?朱文认为“如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那么经济增长也是太容易的”,现实中,这一点也不“太容易了”,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无不是在历史的机缘下,才通过杀戮、剥夺乃至革命,实现的土地产权公有。即使今天,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残留国有土地占土地总面积也远超中国。而他们都是发达国家。

   朱文认为我“用错误的结论来否定私有财产权制度。”其实我从来没有否定私有产权,而是认为初始产权界定给商业模式的提供者(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公众),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就拿城市来说,不可能从私有的耕地直接发展为配套完善基础设施的城市,重刷必定要走完将农地公有(征地拆迁),配套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再私有(招拍挂、私有使用权)一个完整的循环。没有捷径。你不能认为最后结果是私有,就认为中间的公有是不必要的。就像你不能因为第三个包子才吃饱,就直接吃第三个包子。

   朱文认为“政府控制平台之后,由于缺乏类似企业家那样的能力,数据将失去价值。数据只有被企业家运用起来时,才为社会创造财富。如平台被国有化,数据的价值大大下降。”其实还是我前面说的,平台不是被“政府”控制,它就是“政府”——只不过是公众所有还是私人所有。至于是公众所有更有效率还是私人所有更有效率,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具体的制度和运营模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效率”定义本身。如果简单把“收益”作为标准,私人的政府可能更有效率。但为什么几千年都是私有的政府不约而同突然消失了?这是因为如果把公平也视作“效率”的一部分,私人政府就不再有效率,一场革命就会将所有财富归零。财富总量并非刻画“效率”的唯一标尺,世界头号富国美国过去一年的动乱,就是对“私有更有效率”的一个现实注释。

  

   五、“平台公有化,也不会更公平”?

朱文对拙文的“公平”提出质疑。朱文指出:“赵教授把‘公平’和‘贫富差距’对立起来,其实两者没有关系,贫富差距不意味着不公。公平是指法律面前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公平。谁应该成为平台企业的投资者,平台企业的投资者应该获得多少收益,都应该是市场说了算。”我以前也是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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