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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友:民法典的“政治性使命”

更新时间:2020-05-29 11:47:58
作者: 石佳友  

  

   留尼旺、民法典与奴隶制

   2017年9月下旬,应法国留尼旺大学的邀请,我在时隔六年后得以再次造访非洲印度洋地区这座有着“落入凡间的精灵”之称的美丽岛屿。

   某日,当地友人陪我和来访的两位音乐家一起,游览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玛法特(Mafate)冰斗。在其2190米海拔的马伊多峰上,云开雾散之后,我们得以俯瞰极为壮观的自然奇观。

   令人惊讶的是,悬崖峭壁之下的山谷中零星分布着几个小村庄,可谓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当地的友人介绍说,由于地形险峻,村庄至今也没有公路通往外界,其生活品的补给全赖直升机“快递”。正因为如此,这些小村庄在法文中称为“?let”,从“?le(岛屿)”一词演变而来,形容其为孤岛。

   如此仙境的世外桃源的历史,却并非田园牧歌式的浪漫,而是令人唏嘘的血腥:远离法国本土上万公里的留尼旺岛(又称波旁岛)自18世纪初被法国殖民者占领后,咖啡和甘蔗相继得以引进和种植,殖民者随即从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引入了黑奴。

   据历史记载,在1804年留尼旺岛上已有逾五万名黑奴。这些黑奴被残酷剥削和折磨,承担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于是,自18世纪中期部分奴隶开始了逃亡历程,他们逃至这些人迹罕至的冰斗隐居。这些逃亡奴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名叫玛法特,他甚至成为了逃亡此地的黑奴族群的领袖。

   面对黑奴的逃亡,白人殖民者开始了疯狂的镇压,他们雇佣了赏金猎人进行追杀。1751年,玛法特为赏金猎人所杀害,赏金猎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和右手带回,以恐吓其他的奴隶。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奥尔良王朝,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当年年底,奴隶制在留尼旺岛才得以彻底废除。

   为了纪念这位黑奴英雄和一个多世纪的奴隶制历史,1853年,该冰斗被命名为玛法特冰斗。

   然而,与留尼旺岛的现实形成深刻对照的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热情洋溢的、具有哲学命题式美感的大量条文规定。

   该法典第8条被誉为确认了大革命的平等原则:“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作为婚姻世俗化的结果,第229条确认了离婚自由;第544条被认为是所有权绝对原则;第731条赋予女性以继承权;第1128禁止人体成为商业交易的标的;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被认为是确认了契约自由原则。

   所以,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民法学家和战后民法典修订主要的承担者Jean Carbonnier教授指出:“应该看到灵感来自何方,启发民法典精神的源泉,是大革命。民法典最重要的特征都源自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作为1789年人权宣言的民事表达,民法典表达了对自由、平等和人的意志的三重礼赞”。

   显然,这样的“学院派”经典论断不能完全反映民法典背后所掩盖的事实:至少,如同留尼旺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民法典颁行的时候,法国的大片领地仍然保有奴隶制;在那里,奴隶根本不被视为法律的主体而是如同物一样被转让和支配—须知大革命期间,政府于1793和1795年两次颁布法律废除了奴隶制。

   正因为如此,当代法国法律史学者Xavier Martin在其《拿破仑法典的神话学:现代法国的基石》著作中,以“民法典与法国社会的重构(Le Code civil et la restructura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为中心命题,对拿破仑法典进行了法律人类学意义上极富原创性的“怯魅”式解构。

   他所称的“神话”正是前述“学院派”的经典论断:法国民法典的哲学基础是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唯灵主义等思潮。而Xavier Martin基于大量的史料所得出的正好是相反的结论:历经了大革命的动荡和恐怖,民法典的起草者怀有深刻的人性悲观主义;在他们看来,人是“欲望机器(mécanique d’appétits)”,是典型的物质主义者、感觉主义者,受欲望和冲动驱使而非受理性支配,怀有深刻的自利主义;而这种本能冲动的后果是危险的,因此法律有必要对此加以约束。

   在其另一本著作《人性与法国大革命:从启蒙时代到拿破仑法典》中,Xavier Martin指出:“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们希冀散播一些有用的幻觉,他们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相信为了社会的福祉,应当对民众的内在世界进行操控”;在他们看来,“民法典的目标是,(在民众没有觉察的情况下),于不可辨识的细微之处施加影响:影响民众直至其思想最为隐秘的处所’,触及‘其情感中最为敏感的心弦,以图改变其旧习,让他们接受新习惯’;因为立法者最大的秘密在于使公民如同服从自己的意志一样臣服于法律”。

   由此,民法典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对家庭制度的重建的核心在于强调丈夫的权威(拿破仑法典第213条规定:“丈夫保护妻子,妻子服从丈夫”);而对继承制度的重构则是对父权的恢复,其途径是赋予父亲以可遗嘱处分的“自留份”,对继承人构成压力手段。

   所有这一切都旨在恢复被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对此有着精辟的阐释:“在贵族制社会,父亲是家庭的政治领袖、传统的继承人和传代人、习惯的解释者、民情的仲裁人。家庭的其他成员都要认真的听他的话,必须对他十分恭敬,并且完全服从他”。

   另外,与1789年人权宣言第1条“人生来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法典第22条及以下条文所规定的“民事死亡”制度。该制度可以直接剥夺一个生存的人一切的民事权利能力(譬如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宣告其法律生命的终止,其婚姻发生终结,财产开始继承——恰如诗人所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

   民法典:社会真正的“宪法”

   显而易见,辨识民法典的哲学基础,不能光依赖法典的条文,更为重要的是要回到民法典起草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发现起草者们对法典化进程所寄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期许。

   民法典历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法律文本,对于推进法典化议程的政治家而言,民法典是一个国家进行社会和政治重构的决定性文本。

   正因为如此,1889年,德国著名法学家、日耳曼法学派(与罗马法学派相对立)代表人物基尔克在《私法的社会任务》学术演讲中,针对1888年所公布的“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出了以下问题:

   它预示着一个源自德国历史精神的法吗?

   它对德国人民做了德意志式的表达吗?

   它表达出法与人民的协调统一了吗?

   它意识到私法法典化的道德与社会意义了吗?

   它勇敢地面对了当代生活中的问题了吗?

   从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出发,他强调:“如果我们在私法中不再将个体确认为目标本身,则我们就将其制度沦为社会目的的工具,那么,基督教信仰就徒劳地启发了无与伦比的、永恒的个人存在价值,且世界史就白白发展出了自由和正义的思想”。

   现代法践行契约自由原则,但是,此处的自由并非恣意妄为,而是理性的自由;“依据道德的目的标准,自由同时也是约束;无限制的自由即自我毁灭… 今天私法的使命在于,在强者面前保护弱者,在个人的自私自利前保护机体的福祉”。

   他批评草案过分立足于个人主义,与德国的社会传统不符;他是私法社会化思想的重要推动者,提出应超越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建立所谓社会法的概念。因为“私法和公法恰如一个母亲的孩子,它们虽然各自履行其使命,但并非如敌对的兄弟相互争斗,而是最终始终聚集在一起创造共同的事业”。

   由于学者针对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上述批评,立法机构重新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并起草了新的草案,历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后最终于1896年得以通过。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评价德国民法典的作用:“德国军队在法国战场上所获得的—政治统一,现在在私法领域通过和平方式就轻易取得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部法律”。

   而就中国当下所推进的民法法典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亦有学者开始关注其哲学基础问题:

   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的立法哲学,是一个阶段时代精神的结晶,集中展示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境界… 中国民法典的立法哲学,可经由具体的法律条文,通过对人的定位和期许的表达,借助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国家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展现出来”。

   无疑,中国民法典的条文与制度构建,必将折射出中国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哲学智慧,凝聚着中国的法学家群体和政治家群体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期许。

   不难理解的是,按照中国当下关于社会转型的“顶层设计”,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性步骤。

   作为公认的市民社会宪章,民法典对于社会转型具有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民法典蕴含了现代社会赖以立足的最基本要素:所有权、家庭和契约被认为是民法典的三根支柱—正因为如此,Jean Carbonnier教授指出:法国社会真正的宪法其实是民法典;自两个多世纪以来,民法典始终在发挥效用,而宪法和政体(共和国、帝国、王国等)更替则多达十余次。

   Rémy Cabrillac教授说:“民法典成为了法国共同法律遗产的共识性象征”。民法典通过确认新的法律规则,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奠定基础。

   譬如,2017年《民法总则》中关于法人的分类特别是非营利法人的有关新规则,就在总体上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进程。立法者希冀通过新规则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既要保持社会的活力,转移部分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又要保持社会的有序可控,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另一方面,民法典同样具有明显的价值形成和促进功能。在纪念法国民法典诞辰二百周年之际,希拉克总统曾这样说:“民法典,它首先是一些价值:法国社会围绕这些价值而建立起来;在这些基本价值中,法国社会继续寻求其平衡及其凝聚力”。

   2017年《民法总则》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确立、“好人条款”的设立、救助人免责等内容,对于新的价值观体系的形成,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促进作用。当然,必须意识到,民法典对社会转型的促进功用也必然有其限度。

   在总体上,民法典必然与产生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相适应。民法典在发挥整合社会秩序的“准宪法功能”的同时,必然接受宪法原则的辖制和辐射。

   究其本质而言,一切法典化都只是对法律渊源混乱的一种技术性回应。法典化可以缓解法律渊源的混乱无序,却无法消除产生此种混乱的政治性根源。民法典对社会转型所发挥的影响,也只能在所给定的政治性框架内产生作用:波塔利斯早在1801年“关于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就已经指出:“民事法律必须与政治性法律相适应”。

由此可见,民法典的起草者对于法典化的“政治性使命”需要有着精深的理解。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法典化的本质在于实现法律渊源的理性化,消除法律主体“找法”的困难。在法律技术层面,法典起草者必须牢记的是:“法律并非纯粹充斥着强制力的律令,它浸透着智慧、正义和理性… 切不可忘记的是,法为人而立,而非人为法而生;法律必须适应它所针对的人民的特征、习惯和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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