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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的恐惧

更新时间:2020-03-08 19:41:49
作者: 吴万伟  

  

   霍里·吉斯 著  吴万伟 译

  

   人们最害怕的不是差别,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任何东西都无特别之处,所到之处都千篇一律。

  

   在2018年匈牙利议会选举之前,该国“不自由的”总理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án)的内阁部长拉扎尔·亚诺什(János Lázár)前往邻国奥地利的维也纳旅行,在那里他拍摄了自己在该市移民聚居区某地散步的视频。背景中行人往来穿梭在忙着做自己的事,他们的活动背后是悲伤的钢琴旋律,他真诚地告诉摄影机,在维也纳的这个地方很少看到白人,说德语的居民都已经搬走了。亚诺什警告说,如果匈牙利人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不投票支持奥班的菲德斯党(Fidesz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话,同样的命运就将降临到匈牙利头上。

  

   亚诺什毫不隐讳的言论提出了人们对差异的恐惧,但也走向了它的反面,人们可能说是对互补性的恐惧---匈牙利可能变成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的国家。这种对同质性的焦虑并不仅仅限于右翼思潮。这种对雷同的焦虑出现在政治光谱的任何地方,暗示大部分人所恐惧的其实并不是差异,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任何东西都无特别之处,所到之处都千篇一律。

  

   1989年8月,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外的几个星期,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表达了她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的看法。直到当年的六月,沃尔夫一直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她还支持左派信念,虽然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她坚决反对两个德国合并的立场:“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更小、更穷的德国被更大、更富有的德国吞并——将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自我批评变得更困难。”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人们应该尝试按照自己的条件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矛盾对立”不仅能得到“宽容”而且会变得“具有建设性”。如果东德只是简单地消失,必要的反对派---德国自己的“双重意义”(其文学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将随之消失,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两个德国合将摧毁德国。

  

   就像沃尔夫谴责两个德国的合并一样,几十年之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面人》(1964)书中哀叹两个维度的合并。这个学派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为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在书中提供了对消费主义趋同化效应的分析。他注意到

  

   如果工人及其老板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到同样的风景名胜去旅游,如果打字员的打扮和老板的女儿一样迷人,如果黑人也拥有豪华轿车卡迪拉克,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就有利于维持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马尔库塞的“先进工业化社会”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西方和苏联,它们“勾连起来的可能性”的典型特征是包含一切的“控制”经过整合之后已经让人根本无法逃脱。这些控制“通过消除对抗的、异化的、和超验性的东西”实现了“将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抗悉数消除”的目标,并通过“大规模的再生产和公开展示”将文化价值观整体纳入到现有秩序之中。如果文化不能维持其凌驾于消费主义之上的地位,结果所造成的同质化将服务于最有钱有势者的利益。

  

   马尔库塞的观点也不仅仅限于生活在铁幕西方生活滋润的消费者社会里坐在摇椅中的左派,苏联阵营中大量非左派异议者也赞同这些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东中欧人被“收买”了以换取他们忘记过去的某些部分。匈牙利共产党书记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给他的国家“匈牙利汤式共产主义”以换取他们对1956年镇压反革命保持沉默。东欧阵营的其他“人民民主政权”也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市场妥协,让人有能力旅游并到乡下或海滨购买周末别墅而牢牢把持了国家权力。

  

   像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东中欧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东西方变得更加密切,共同进入消费主义的现代心神不宁莫名不适以及它掩盖的谎言之中不能自拔。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1953)中写到党的逻辑,即如果“国家为国民提供冰箱和轿车,面包和黄油,那么最终他们是会感到满意的。”虽然在东方,这样的操纵更残酷,但哈维尔在1978年(布拉格之春在入侵的坦克车碾压粉碎十年之后)得出结论说,“在技术文明的自动化和工业消费社会的强大潮流面前,传统的议会民主似乎根本无法对抗,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它们自己也被拖进这个过程中。”在国家社会主义溃败的几十年前,这些思想家担忧消费主义将抹平东西之间的鸿沟,西方已经无法再提供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在犹太教基督教末世论中有两种版本的天堂。一种来自先知以赛亚:

  

   那一天,狼和小羊将生活在一起,豹子和小羊羔将并排躺在一起。小牛犊和马崽在狮子面前也安全无虞,小孩子领着所有这些动物。

  

   简而言之,所有的冲突矛盾和不平等全部消失,天下太平,万物和谐。另外一种天堂版本出现在犹太教的《塔木德经》以及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中。《塔木德经》说,“我在这个世界之外看到的万物秩序与此正好相反,原来处在高位的现在处于低位,原来处于低位的现在处于高位。”《马太福音》说“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在这两个版本中,承诺的不是平等和谐而是将原来的世界秩序颠倒过来。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天堂版本继续萦绕在我们的头脑中,是我们想象的可能的、值得向往的或者令人恐怖的前景。人们或许设想它们指导了源自18世纪思想的“辩证法”观点:在两个对立的目标之间摇摆,直到两个极端因为冲突而变成新的整体,这反过来又催生对立面的新斗争,使得另一场斗争产生新的转变,如此反复进行下去。在辩证法最早和最著名的支持者即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辩证过程不是无法确定的目标,而是拥有必要的和值得向往的目标。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目标是人类自由的充分实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目标是社会主义,当资本主义力量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领域都耗尽其潜在能力之后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写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基于同质化的这个巨大成就,依靠体制内部调整已经不再能修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因此必然爆发革命并最终催生出社会主义。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继续进行理论化探索,资本主义必然崩溃预示着“帝国主义”的到来,他在1917年的第一次大战中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认为,这场战争恰恰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测的同质化潜能耗尽的表现。他写道“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转型进入更高的社会经济秩序。”但在进入渴望已久的“更高的社会经济秩序”之前,资本主义将通过大企业、庞大数据和中央集权而将经济和社会因素融合起来,这个曾经包含私有财产关系的“外壳”“最终必然溃败”或者通过“人为的方式”即革命清除。遵循资本主义同质化的伟大脚步,“无产阶级专政”将要到来,那些在后面的跑到前面来了,那些在前面的变成最后的,到最终再也没有先后之分,那就实现真正平等了。

  

   对左派和右派来说,捕食者躺在猎物身边的场景决不是天堂。

  

   与此同时,右派也在形成自己对同质化的批判,那种同质化工具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追求平等的进步动机,右派认为这是违反人性的。英国出生的德国“种族主义”哲学家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19世纪的基础》(1899)中说“如果没有专业化,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都制造不出来。”就人而言,就像动物一样,正是这种专业化制造了高贵种族。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1932年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确认人的不平等是无法克服的,是能带来巨大好处的肥沃土壤。”最近,法国白人民族主义者雷诺·加缪(Renaud Camus)在《你们替代不了我们!》(2018)中写到,“平等毁掉了一切,碰到什么,什么遭殃。”

  

   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捕食者躺在猎物身边的场景决不是天堂,但是,从最好处说,是某种更好东西的前奏,从最坏处说,它本身就是地狱。在1947年的《残蚀的理性》中,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追踪了战后时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融合轨迹,在他看来这种变化是灾难性的。从前尖锐对立的双方在战后的融合与两者的和解不再是一回事。他写道“我们或许将法西斯主义描述成为理性和本性的撒旦式综合,但这是哲学一直梦想的两种极端和解的对立面。”右派和左派共同走向同质化的阶段性嫌恶意味着双方在某些事情上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对事物起因做出的诊断不同?抑或这个怪异的共识意味着左派右派的同质化才是真正可怕的后果?

  

   正如霍克海默的文本暗示的那样,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雷同的可能性未必总是绝对的警告。其实,极右翼一直在努力实现同质化,结果造成那些对正统思想唱反调的群体和个人遭到边缘化,其财产被剥夺甚至遭到集体谋杀。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同质化是无法否认的残酷迫害过程,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实现真正平等和超越阶级对抗的梦想的前提和必要组成部分。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都赞同这样的观念,即同质化即便不是必然美好的话,至少是天然的和必要的。他们常常使用的隐喻是液体的扩散,就像原来分开的两片水域现在汇合到一起了。1922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写到,他认为不可避免的“拉平”过程正在进行之中:“无论善恶,西方与近东之间的壁垒已经被打破,水流间的交互汇合必然越来越多,直到达成一种相同的水位。”在汤因比看来,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积极的,被他描述为一种混合感染。他写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近东将残暴凶猛和狂热偏执的特征传播到西欧的民族冲突中。”

  

   与列宁的结论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传播者思维根源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焦虑以及它对帝国大都会的长远影响。法国诗人和随笔作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在1919年写到“现代科学成为权力手段,知识的功利性让知识变成了一种商品,不再是少数杰出的业余爱好者的渴望而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的东西。”于是,知识“以一种越来越容易管理和消费的形式传播开来”,变成了“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被模仿和生产出来的商品。”他的结论是,结果就成了“曾经存在于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开始渐渐消失,而这种不平等恰恰就是欧洲占据支配地位的存在基础。”

  

因此,商品化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一切东西都变成了商品,而是人人都有潜力拥有这些商品。在“思想危机”(1919)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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