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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

更新时间:2019-12-24 22:23:33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 要】从政治学诞生,就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以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着重于提供价值与规范,以理想理念为据;一是以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着重于描述事实,发现事实之间的联系,以事实为据。中国的政治学起步较晚,长期注重的是整体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主要是规范的方法。随着政治实践,特别是村民自治研究,政治学开始由殿堂走向田野,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获得方法自觉,并进而有了学派自觉。政治学“田野学派”已初具雏形,它要汲取过往的知识,同时又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目的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政治学;田野;学派

  

   真理只有通过从不同角度揭示其面纱,才能愈来愈显现其真相。学派是作为追求真理的科学兴旺发达的象征。古希腊文明正是因为学派林立而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至今还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泉。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政治学不仅起步较晚,更历经曲折,直到进入21世纪初步形成学科体系。随着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促使政治学兴盛,以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其中,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已初具雏形,并由于学派自觉而不断成长。

  

   一、政治学研究的两条路径

   学派是学说的不同主张和不同方法,具有相对性。学说非凭空而来,有其源流。

   作为以国家为对象的政治学,产生于国家诞生和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面临问题之际。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

   人类社会是以丰富多彩的路径演进的。在古希腊,由于海洋地理、战争和商业等原因,使得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制度被炸毁,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废墟上诞生出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人类由此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古希腊,率先有了对国家学说的探讨。

   在古希腊文明时代,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形成过程非常纯粹,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也就是其内生的高级形式。[2]也许是成长太快的缘故,古希腊国家面临着诸多问题,产生出不同的国家学说,由此也构成了政治学的起源。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都要面临从哪里出发,以何为据的问题。正是对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产生不同的主张和方法。在古希腊,最有代表性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曾经表示:“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3]黑格尔的论断显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开创和代表了两种政治学研究的倾向。

   柏拉图诞生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危机时期。城邦国家是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边农村的小型“城市国家”。这些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小国很难应对内部分裂和外部挑战,呼唤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产生。柏拉图因此写下其代表作《理想国》。这一著作的重要特点就是基于理念,即人的理性思考。在此之前,城邦国家是原始氏族社会炸毁后自然成长的,也就是没有经过人类的思考和设计。而在柏拉图看来,城邦国家应该是一个具有伦理目的的共同体,终极目标是“至善”。只有符合“至善”原则的城邦才是理想的城邦国家。换言之,理想的国家是经过人的理性思考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自然野蛮生长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我爱我师,更爱真理”。他撰写了《政治学》著作,可以说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与柏拉图最大不同的是,认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社会经历了家庭、村坊和城邦国家的阶段。由于不同的环境,生长不同的城邦政体。他从100多个城邦的事实出发,根据一定标准加以分类,进行比较。同时对不同政体产生及其变迁原因进行了分析。尽管他有优劣价值倾向,但这种价值倾向蕴藏在事实比较之中,而不是凌驾于事实之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路径。前者强调“应然”,从理想出发,以理性为据,注重价值规范的内在逻辑;后者强调“实然”,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注意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

   或许是古希腊文明过于早熟,在古罗马盛极一时之后,西方文明因为蛮族入侵,堕入了所谓的千年“黑暗年代”,即无需人的理性思考的神学年代。直到中世纪后期,人的理性才慢慢复苏。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夹缝里生出一个个全新的城市,催生着人们思考和设计新的国家样式。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维度看,现代政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民为主体。中世纪君权神授的神圣性为人民的神圣性所替代。人民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原点和中心,其核心思想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围绕这一原点,政治学研究又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一)以抽象的人民整体为对象的制度建构

   强调普遍性、普适性、合理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民主和福祉。这一路径可以称之为“建制派”。

   与传统社会的自然成长不同,现代社会具有人为建构性,即在新社会实体来临之前,就有思想家否定既有制度,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这就是理性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从人出发,以理性为据。他们假设一个自然状态,人们建立国家就是要超越自然状态,过更好的生活。国家是依据作为主权者缔结契约而产生的。在他们看来,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民主和福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时代,并伴随着一系列革命性的制度建构行为。17世纪,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权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18世纪下半叶,美国经过独立战争,以“民治、民享、民有”为口号,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旗帜,通过了世界第一个《人权宣言》,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家。随着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哲学继续为世界提供一系列价值规范,包括公平、正义等。

   (二)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行为模式研究

   强调特殊性、特定性、差异性。制度并非尽善万能,更非永恒不变。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的条件和处境决定了其行为模式,并制约着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实施。这一路径可以称之为“田野派”。

   17-18世纪的革命建立起人类从未有过新型国家,是理性主义政治的实践。但革命的过程却充满着暴力,革命的结果也远非预期那么美好。进入19世纪,人们对17—18世纪的理想理念产生了怀疑,不再是抽象地看待人,或从整体上对人的把握。

   柏克首先对17-18世纪流行的理性主义产生怀疑,反对从先验或预设的前提推导出整个政治观念体系。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政治体制要充分重视人类过往的经验和传统,不能建立在抽象的推理之上。

   法国哲学家孔德则将人类认识方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切事件都被归于上帝和神灵的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帝或神圣的力量的意志被抽象概念所取代。第三个阶段是“实证的”阶段,是当科学的解释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时候所达到的。他极力推崇实证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从事实经验出发。

   托克维尔向往自由,但对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他不是从抽象的人民整体出发,而是分析了不同阶层和群体在大革命中的行为模式及其政治影响。之后他在对美国实地考察基础上写下《美国的民主》,认为美国民主成功的秘密: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正是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在政治研究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将抽象的人性带入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提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4]人是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由此将人划分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并具有相应的政治意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小农的生存条件、政治意识和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由于从具体的人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政治问题时,占有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并直接进行了实际调查。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晚年更是对人类学产生极大兴趣,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是抽象地假设自然形态和国家形态,而是从实际材料发现国家产生的秘密和国家的性质。

   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从事实经验出发,展开政治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接点上的地主与农民作为未来社会造型的重要变量。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则从人的行为模式的角度对“人民”进行了反思,颠覆了抽象的人民的神圣性。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一书,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解析了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得出了“日本政府会投降,但美国难以直接统治日本”的结论。

   20世纪的政治学是美国的世纪。其重要标志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1880年,美国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进行研究,一开始便与主要研究一般政治原理和政治规律的欧洲政治学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成为主流,追求作为政治学依据的事实可信度和结论的可靠性。强调以经验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主张政治研究应该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规定分析任务不在于政治的“应然”,而在于政治的“实然”。由于行为主义的偏差,导致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主张政治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政治学科要政治化,恢复传统政治学研究应有的地位,重视研究国家。也就是要“找回价值,找回国家”。

   通过对西方政治学研究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出两条路径,或是两种流派:

   “建制派”以建立一个新制度并维持这个制度为使命。注重提供价值与规范。主要使用的是抽象的政治哲学方法。注重自上而下的普遍性的国家政治制度建构。“人民”是复数和整体。“以人民的名义”设计的制度具有普遍性和理想性,是一种理想类型。

   “田野派”以在政治制度下人们生存状况和政治行为为依据。注重提供事实与经验。主要使用实证的方法。注重自下而上的特殊性人群行为与制度的互构。“人民”是单数和人群。关注更多的是“以什么人的名义”。任何制度下的人都不是同一的,都因为特定的生存条件产生特有的行为模式。

两条路径各有侧重。前者更多的是政治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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