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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个性解放与种族职责之间的张力

—— ——对潘光旦妇女观形成过程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12-24 19:42:44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摘要:潘光旦的妇女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承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控诉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摧残,提出了给予女性同样的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以及尽量充分发展女性个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研习优生学与性心理学的经历则使他将女性应当承担的传统社会职责置于优先考虑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妇运人士的多场激烈论辩,促使潘光旦调整论述策略,以兼顾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两纲六目论”来调和女性的个性解放与种族职责。不过,基于当时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条件比较薄弱、家务和职业难以兼顾的现实,潘光旦比较偏重于女性的种族职责。潘光旦的妇女思想较多地考虑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妇女解放的现实条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其局限性在于未能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不断积极创造条件消除女性生理条件的限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潘光旦  妇女观  个性解放  种族职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潘光旦费孝通社会学思想比较研究”,编号:15BSH003

   作者简介: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潘光旦(1899-196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型社会思想家,他一贯重视婚姻、家庭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妇女、儿童、老人问题。在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的大约二十多年时间里,潘光旦围绕这些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述,包括明晰可读的专业论著以及面向一般读者的时论短评。其中引起最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反响的,恐怕非妇女问题莫属。关于潘光旦在1939年就《妇女与儿童》一文与昆明知识界同仁的学理讨论,以及在1948年因《家庭·事业·子女》和《妇女问题的一个总答复》两文引起的与左翼知识分子的论争,笔者已有专文加以梳理。[1]不过,仅仅关注一个思想家成熟时期的直接阐述和思想论辩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充分呈现制约思想形成的学术的、社会的因素。

   本文拟着重考察潘光旦妇女思想的形成过程并解析其学理根据与思维逻辑,时间段上以1922年夏撰写妇女史研究论文《冯小青考》至抗战前的1936年为主。梳理潘光旦妇女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将会使其文本中蕴含的张力在历史叙述中得到生动的展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思想主张的特色所在。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也将会使我们对后来发生的两次争论的思维逻辑及其时代意涵有更加准确的理解。

   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妇女回家以及贤妻良母主义的论辩,先行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厚,不过多是结合当时的论辩议题加以叙述和分析的。[2]对于像潘光旦这样具有较为成熟的学理依据的思想言论及其引起的论辩,学界还缺乏深入的个案分析。可以说,前人研究对于延续十余年的妇女问题论争的广度论述得比较充分,但对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的认识还有所欠缺。本文的努力或能多少弥补这种缺憾。

  

一  酝酿

  

   1922年夏完成《冯小青考》时,潘光旦还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两年后此文刊登于《妇女杂志》第10卷第11号。虽然《冯小青考》是以性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所做的妇女史个案研究,并非针对现实妇女问题的专门论述,但其社会关怀强烈而清晰,颇具五四时期反抗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在论文的“余论”部分,潘光旦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迂执的道学家视女子为不祥,轻浮的文学家视女子为玩物,社会一般人的看法尤为芜杂不足道,“一弱女子不幸而生长其间,其生而发育得宜合乎常态者,终必至于反常变态,其生而有乖常态者,终必至于被拗戾而夭死,弥可哀已”。[3]凄恻之音,控诉之声,跃然纸上。在冯小青的个案研究之外,潘光旦还将毕振达选钞清代女子诗词《销魂词》中“意涉消极之字或名词”加以分类和统计,以其来揭示中国女子的精神状态。研究结论是:女子作品中的满纸愁病乃是知识女性普遍存在体力脆弱和精神郁结的表征。[4]

   如何消除传统社会女子遭受的生理与心理摧残?《冯小青考》是一篇妇女史专题论文,不能详谈现实社会问题。潘光旦只是提出了他的基本见解:“改造社会之两性观,实为目前当务之急。观念略更,然后性的教育可施,而适当的男女社交可以实行而无危害。”[5]具体举措为推进女子教育并实行男女同学,所谓“是以女学兴而影恋(即自恋——引者)之机绝,男女同校之法行而同性恋爱之风衰”[6]。兴女学是清末妇女运动提出的重要议题;而男女同校和男女社交,则较之于单纯地兴办女学更进一步,在五四时期方见诸舆论并逐渐付之于实践。

   受北京大学开放女禁的影响,1920年四五月间清华学校的学生开始讨论男女同校的可能性。从《清华周刊》第187期的4篇讨论文章来看,清华学生当时的主流意见是赞成在该校实行男女同校的。[7]1921年10月31日,清华学生在高等科205号成立“清华男女同校期成委员会”,通过6条简章并选举委员,潘光旦和闻一多被选为文书委员。翌日,该会致函北京各专门学校及大学校长征求意见,并致函北京女高师自治会及北京女界联合会,请其支持清华实现男女同校。照章这个组织分责任会员和通常会员(至1922年1月初,责任会员约60余人,通常会员100余人),委员由责任会员中选举二人担任。[8]担任文书委员的潘光旦无疑是“清华男女同校期成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因此比较深入地参与了清华学生积极推动男女同校的种种行动。

   《冯小青考》一文,给予深受不良社会环境压迫的女性以同情,并提出男女同学和男女社交的主张,深深契合了五四新思潮的精神气质。不过,很快到来的留学生涯使潘光旦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转。在旧有的思想底色之上,叠加了一层新的色彩——女性的家庭责任和种族责任被置于首要位置。

   1922至1926年潘光旦留学美国,受到新兴的优生学的系统训练。潘光旦研习优生学时,这门学科尚处于初创时期,一方面有人将基因改进的作用过分夸大,视之为人类社会迈向进步的“万应锭”“如意丹”,另一方面有人将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结合起来,到处宣扬各种各样的白种人优越论。潘光旦则是以他对社会的精密观察,一方面断言“精质进步之意义有限”[9],另一方面自觉地剥离了优生学和种族主义[10]。他希望优生运动能够成为“国家主义之后劲”[11],也就是说,能为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优生学中,他比较欣赏的是所谓“社会选择论”,即以引导婚姻、生育行为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为己任。为此,潘光旦以优生学为起点,跨进了社会学的领域并以此为终生的专业追求。他的社会学研究始终具有浓厚的社会改良意识,与那种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学迥异其趣。对于所有肯定婚姻和家庭正面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他都不吝赞美并乐于发掘其中的“优生价值”;相反,对于那些片面强调个性发展而忽视种族延续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他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忧惧之情。在男女关系上,优生学强调尊重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事实,充分发挥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一些特征,尤其是要在种族绵延上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也就是说比较强调女性在生育、抚育儿童上的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和那种强调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并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在社会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主张格格不入。从这时起,潘光旦的妇女思想中就埋下了与妇女运动发生论争的根苗。

   在留学时期发表的两篇关于儒家社会思想的论文中,潘光旦已经对抽象的天赋人权观念进行了批判;他主张从人类生而不平等的生物事实出发,以实力赋予相应的权力,从而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尊重自己的天赋和位置,各安其位,发挥自己所能够发挥的作用。[12]在讨论中国的优生问题时,他对五四时期的主流思想——个人主义大加挞伐,同时肯定了中国传统的某些思想与制度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制度及科举制度等所具有的优生价值。1924年8月,在美国纽约优生学馆写成的一篇论文中,潘光旦是这样发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优生价值”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目下女界攻击最热烈的一句旧话;然因不事智识生活,乃得注其全力于家庭之巩固,俾子女得一发育之地盘,其于种族全体,自亦不无功德可言。因个人主义不发达,非万不得已,不独身,不离婚,不入空门,诸如此类之观念深入人心;此身之不自由,斯宗祚得以不斩。[13]

  

   这种偏执一面的观点,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健将周建人的强力反驳。[14]事后潘光旦解释说,他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与制度的根本态度“无非是一个谅字和一个允字”,并不是“有意要不加条件地提倡他们”,他的目的只是将其中蕴含的优生价值,“不拘多少,指点出来”。[15]但这种只见“谅”和“允”,不见“非”与“驳”的论调,其保守气息相当明显,它肯定乃至欣赏女性在巩固家庭和延续种族方面的价值,但对女性个人的发展却未尝措意。

   留学时期,伴随着优生学研习的逐渐深入,潘光旦的思想方向逐渐发生重要变化。此前对女性的悲惨处境多有同情,并积极寻求解救之道;此后则多从家庭、种族方面着眼,要求女性遵守男外女内的传统社会角色规范。五四以后的若干年间,整个社会的风气朝着个性日益解放、女权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忧心民族前途的潘光旦认识到,必须对当下流行的妇女运动有所质疑了。所谓“不佞对于近世之所谓妇女运动者,置疑已久,思欲有所论列而未遑也”[16],表述的应该就是潘光旦自留学以来酝酿已久的想法。

   从求学清华到留学美国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潘光旦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有一些侧重点的转变,但他承袭于五四时期那种控诉传统社会压迫女性的思维脉络并未消失。这样,一方面是批判历史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道”,另一方面则又强调女性的传统社会职责,两个看似矛盾的面向在潘光旦的社会思想里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因为,在潘光旦的思想体系里,从来就不是个人主义君临一切,个人、社会和种族三个方面的均衡发展才是他最为倾心的理想路径。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会做进一步的介绍和讨论。

  

二  质疑

  

   1927年5月初,潘光旦回国不到一年,便开始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任职之初,他就以笔名卬千在“学灯”上发表了一篇直接质疑女权学理根据的短文。

首先,他引用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段话——“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悟此中妙谛。”——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出发,对于欧美政治思想上极为流行的权利观念表示难以理解。女权是人权的一种,如果回避使用权利观念,那么女权自然无所依托。尽管不能欣赏其“妙谛”,但潘光旦还是试图以人类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来推敲西方社会哲学中抽象人权观念的由来,他认为所谓“权”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权便是力”,“所谓力当然不仅指体力,凡是可以发生效率的,如智慧,健康,德行,都是力。”[17]有力者有权,无力者无权。但是,后来社会生活起了变化,在当初有力有权和无力无权两种人以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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