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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新结构经济学何以嵌入历史唯物论中:经济增长观和产业政策观的审视

更新时间:2019-09-07 15:22:56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摘 要:尽管新结构经济学思维与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差异,但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主张却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很强的相通性,这集中体现在对现有生产力的利用以及对主要矛盾的解决上。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根本功能在于解放现有生产力的利用束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产业升级应该根基于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充分利用内生于产业中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强调社会发展需要优先解决那些居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和瓶颈因素,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要优先理顺原先产业结构中的要素禀赋扭曲问题,进而将有限资源用于遴选的目标产业上。因此,基于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这两大视角,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观与历史唯物主义间的共通性,由此可进一步推动新结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增长;主要矛盾;上层建筑


一、引言

  

   新结构经济学思维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因为它的产业政策主张大体上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关系。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方面,一国的生产力水平集中体现在它的主要产业结构上,资本密集度的高低代表生产力水平高低;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还预示或决定了生产关系,因为资本密集度越高使得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高,从而意味着剥削能力和剥削率的下降。[1]这样,一国的经济基础也就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产业结构变动不仅带来了相应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要求软硬基础设施的相应改造,而法律制度等基础设施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2]尽管如此,由于新结构经济学局限于产业结构及其相关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等来界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并由此阐述其内在关系,这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与传统理解观存在某种不自洽、不合拍之处;[3]更进一步地,新结构经济学根本上关于应用政策问题,从而也就相对缺乏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探索。正因如此,尽管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结,但这种努力也自然会引起不少学人尤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的批判和否定。[4]

  

   不过,如果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之间做一更深入的对比,我们在发现两者相“异”一面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两者相“同”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新结构经济学注重生产力利用的经济增长观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产业政策观上。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观表明:上层建筑的变革引领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而有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同时,从宏观历史看,生产力的发展又是自发的和基础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根本功能在于解放、进而充分发挥既有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正是在后一意义上,注重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现有技术引进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就呈现出极强的相通性。其次,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含的各种矛盾在地位和作用上是不平衡的,其中居支配地位并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同时,主要矛盾并不完全等同于基本矛盾,它并不一定贯穿于事物发展全过程的始终而主要是特定时期出现的特别突出和尖锐的矛盾,因而就需要重点和优先解决。显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经济国家首先要解决在产业发展中要素禀赋遭受扭曲的问题,需要解决现有生产力闲置或已有生产技术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重点从这两个方面来探寻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希望这一探索有助于推动新结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


二、两大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

  

   为了更深入地辨识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升级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基于历史逻辑对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和变换轨迹作一历时性的集中考察,通过对经济增长逻辑的深入辨识来寻找两者的共性和差异。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历时性演化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主义时期的斯密,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就是国家组织,探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从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两个维度来研究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其中,劳动投入涉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而劳动生产率则关乎劳动分工及其带来的技术进步。相应地,以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往往就被称为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显然,斯密型增长的根本要旨在于,每个人生产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收益增进,同事,由于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因而就需要通过自由贸易的推行来拓宽市场范围,由此也就有助于劳动分工半径的拓展。不过,斯密型增长马上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劳动分工是如何深化进而推动生产力提升的?

  

   一般认为,劳动分工的深化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和迂回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延长,进而也意味着更多中间产业链独立出来,生产出更多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非可直接使用的最终消费品;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拓展也有赖于其他相配套的各种生产资源,而大量出现的中间产品更是生产资源的直接体现。因此,斯密型增长的基础也就在于不断积累的资本。同时,劳动分工的深化意味着个人技巧的提升和相关知识的积累,因而斯密将技术进步归结为伴随劳动分工的自然产物,是由生产性劳动者在“干中学”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现和推动的。显然,斯密根基于资本积累的自发性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这一思想也为马克思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学派所承袭,以致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此,人们往往又将以资本积累和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为马克思型增长(the Maxian Growth)。

  

   同时,在斯密型增长中,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而早期社会中的市场规模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这就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也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需要消费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不得不开发更多、更贫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应地,就有两大结果:一方面,经济总量(或社会总收入)将伴随着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技术进步而增长;但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长率又受制于人口增长而低于社会总收入增长率。尤其是,如果经济增长根本上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出现了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投入量,尤其是人均收入可能因为社会总收入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而出现负增长,从而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有鉴于此,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关键则在于,需要引入科学技术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应地,那种以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nznetsian Growth)。

  

   事实上,尽管斯密型经济增长已经被广泛认为思想过时了,但实际上,迄今依然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和发展,其思想显著地嵌入在各种内生性的平衡增长模型之中。譬如,无论是斯密型增长、马克思型增长还是现代各种平衡经济增长模型,它们都将技术视为一种自然和自发的进步过程,自然性的技术和生产力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都不会有很大或跳跃性的提升。相应地,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大多重视不断投入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不仅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甚至也不再关注劳动分工带来的综合生产力问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和索洛模型等都是基于对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重视,其中,哈罗德-多玛模型将储蓄率视为内生于收入结构的变量,索洛模型则将资本-产出比视为内生于要素禀赋的变量;在这些模型中,都没有涉及技术要素,而全要素生产力也仅仅用一个残余来表示。

  

   当然,库兹涅茨型成长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以提升生产力呢?一般地,这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发展出更高效的技术而促进技术进步;二是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并充分发挥其效能。那么,在实践中究竟该采用何种措施?熊彼特的观点强调,如果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没有被动员起来投入使用,这些资源和技术就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生产力提升的首要途径在于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当然,要使用现有技术和资源,不仅需要承担风险,而且还依赖于通过应用创新而获取利润的能力;相应地,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为熊彼特型成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在这里,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主要不是指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其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就体现为利用这些新思想创造出新的生产组织和资源以增进利润的过程。

  

   显然,迄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及其潜含的生产力水平,这也就是通过解除生产力的利用束缚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与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致力于提升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力水平,通过解除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以推动经济增长。接下来就对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作一探讨,以此来探寻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论的联结。

  

   (二)解放生产力利用束缚的经济增长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乃至无法越过演变过程的各个自然阶段;相应地,人们所能做的主要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进而协助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生产力仅仅视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将生产关系视为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生产力之间的劳动关系。这就寓含着,生产力是自然性的,生产关系则是社会性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似乎也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似乎是人力之外的变动过程。进而,既然生产力发展是外生和自然的,那么,马克思也就不再花费较多精力去探究生产力如何提高的机制和动源,乃至更少探究纯技术的进步问题;相反,他将主要精力用于探究生产关系的变动,因为这是一个影响生产力能否从潜在转为现实的社会性问题。

  

也就是说,在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上,马克思集中关注的就是:如何解除现有生产关系对既有生产力利用的束缚,而不是突破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基于这一目的,马克思致力于唤起阶级斗争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目的也是在于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充分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能。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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