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7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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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这个调整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前面开展对华政策,三个基本点就包括脱钩、限制和施压。


过去中美关系都一直讲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经过一年的调整,明确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个理念下,美国要推进一系列的办法阻挠甚至中断中国崛起的过程,这就是打三张牌:脱钩、限制和施压。


脱钩最理想的就是全面中断中美经贸关系。因为美国在过去的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得益于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全部切断跟中国的联系,是最理想的。但事实上办不到,中美经贸上高度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上那么多大国里面所没有的。如果美国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事实上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在中国已经扎根的美国企业,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不可能再离开这个市场。那怎么办?现在特朗普政府要做的就是两个执行,一个是在技术上做。中国接下来经济要实现质的飞跃要靠技术,所以如果在高技术上能够在中美之间弄上一堵墙,防止中国在中美这里得到的技术,肯定可以大大地放慢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11月底,我去美国访问,跟一位美国专家交流,他跟特朗普政府走得很近,当面和特朗普通报中美经贸关系。他讲得很坦率,他说现在西方在中国面前唯一的优势就是技术,因为中国现在要市场有市场、要资金有资金、要制造能力有制造能力,西方唯一的就是高科技优势,美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是这样的,西方(美国)不可能让中国超越这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防产业链上要脱钩。去年10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当今美国在国防工业上有280项零部件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要依赖中国。也就是讲如果中美发生战争,中国可以切断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对美国来讲,如果能够打造一个在战争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运作的后勤,要防止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制约,美国已经下决心要跟中国脱钩。包括很多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过去是利用中国的成本为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零部件,现在美国政府要求要么离开中国搬到越南、搬到印度,要么以后就不要拿国防部的合同,所以一定要在国防产业上实现脱钩。美国依赖中国稀土的进口,没有稀土,高精尖的很多装备生产不出来。现在美国考虑,第一,能不能从其他国家得到稀土;第二,在技术上看看能不能实现迭代,用一种新的材料替代对稀土的依赖,这是当下美国推进脱钩。


第二个,限制。前年底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里面讲到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利用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开放。所以这句话就带来了政策调整,现在要限制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去学习相关专业和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现在限制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限制中国的媒体和文化机构,包括基金会等等在美国的合作、限制我们外交官到美国的合作。过去很难想象我们的外交官到美国去访问拿不到美国的签证,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我国外交人员,活动受到很多的限制,为什么?所谓防止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涉足。所以一方面需要防止你获得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防止你通过文化、外交和政治的途径对美国的社会进行涉及。


第三,施压。施压的手段便是所谓中国的企业或个人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违反美国的相关政策等等或者是采取司法行动。去年有件事情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美国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苏39战斗机和s400防空系统为由,对我们中委装备部部长进行制裁,这以前是没有过的,就是中国从别的国家购买武器,美国要来制裁。又比如,美国对华为一系列的打压措施等等,还有去年对中兴采取的行动。所以这个方面美国正在做,而且采取的措施是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讲的当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当然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第一个,中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所谓结构性矛盾并非具体问题上发生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


第一,就是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当时国内反映非常激烈。但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战略界做了一个主要的研究就是中国下一步会在什么时候经济上超过美国,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来讲,201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研究的就是中国超越美国。从去年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锁定了这一问题,要防止中国崛起,要放慢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科技技术的步伐,包括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步伐。所以老大和老二的结构性的矛盾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在中美关系上变得非常突出。


第二,利益分配。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推动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现在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的利益分配是不公平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程度和中国对美国开放的程度是不对等的,最终导致了收益的不对等,这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最主要的原因,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三,体制的矛盾,特别是发展模式的矛盾。美国认为,中国用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制度来享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好处,加入WTO,然后利用国家对经济的操作和干预来振兴自己,所以现在中国要继续享好处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去年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签了双边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毒丸条款”,就是以后如果要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FTA,美国就要终止与其双边贸易协定。现在美国正想让日本和欧盟也接受相关的条款。这意味着要堵住中国今后跟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签订FTA的可能性。这个月,美国跟日本的贸易谈判马上开始,美国就是要让日本接受该条款,跟欧盟的谈判也要开始。也就是讲,美国想办法把中国的经济联系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之外,除非中国在经济上、经济体制上完全接纳美国体制。这就是中美经贸的摩擦已经上升到发展模式的不同。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的模式成功,背后实际上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最后竞争的就是体制。那就是回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当时美苏之间一方面在军事上的竞争,一方面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第二个特点,中美关系正在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合作领域竞争层面到了竞争主导性。以前中美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在奥巴马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都在上升,经济、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都在加强。但是在南海、亚太地缘政治,中美的竞争也在上升。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合作面在缩小、合作的动力在下降、竞争的领域在扩大、竞争的结构大幅上升,那么这也是过去40年中美关系没有过的局面。


第三个特点,双边关系的缩水。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双边关系是大幅度的缩水,外交互动、经贸关系、人文交流都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商量要走一个四大对话体系,全面经济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还有执法与网络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第一年,2017年四大对话机制先后成立。但是到了去年,勉强是走了一个外交与安全对话,其他的三个对话停止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觉得,第一,全面经济对话,已经几十年,没有对出什么成果,所以特朗普觉得从小布什搞到奥巴马,每年都隆重登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还不如直接来贸易战就行了,所以他最后决定进行贸易战,就是用对抗的措施、用贸易战的措施来解决美国关心的问题。在人文和社会交流方面,美国认为不需要,因为现在是要限制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要踩刹车。在执法和网络安全方面,美国觉得对话没用,要单边措施,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不管是民间的还是政府的,直接起诉他、通缉他,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


另外,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2016年的时候我们对美投资一年是达到的460亿,到了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下降到一半,大概240亿,去年、前年只有20亿。如果再算上我们以前在美国投资里抛离的,去年抛掉90亿。也就是讲,一边抛掉90亿,一边直接投资20亿,我国在美国的投资10年以来第一次的负增,因为大家感觉到美国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的高风险国家。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加强对中国到美国投资的限制,就是防止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的办法把有高科技的工厂买下来,然后获得技术。不仅美国这么做,美国现在也在跟日本和欧盟联动,要求他们也要出台相关的办法,跟日本和欧洲联合起来,在高技术上要真正阻止中国,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欧盟已经在制定相关政策,主要矛头就对准中国,而且不仅是对准高技术,还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因为在他们看来基础设施是一个重点,在高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要严防中国的投资。


最后就是人文交流,美方在踩刹车,甚至开始倒车。现在美国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对很多人只发放一次性签证,不给十年签证。第二,有些拉入黑名单的取消十年签证,以后你到美国去还可以去申请,但是一次一签。现在去申请签证,接待的已经不是一般的签证官员,而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他亲自来审查你。对我们很多学生的限制也在加强,奥巴马时期给我国留学生搞了一个五年签证,现在对很多高科技行业的或者敏感专业的是一年一签。去年11月7日,美国司法部长通过SBI对各个大学打招呼,如果该大学有中国学生在高科技专业读博士,如果是最后一年就算了,如果是第一年,告诉他这一年结束以后签证不会延长,必须回去。所以接下来大批在美国攻读高技术专业的中国学生,要么改专业,要么就别读了。


美国不会只看自己,接下来想到的还有欧盟,欧盟也要加强对中国学生学者的签证管理。过去多少年,中美关系最主要的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我们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经历了安全上的矛盾,但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人文的交流还是一直在发展。这第一次中美的人文交流,人民跟人民之间的联系、两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缩水。


除了以上变化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变化。我去年去了美国三次,最近一次是11月底到12月初在华盛顿一个主要的智库参加一次会议,开幕式是一个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作主旨演讲,他15分钟的主旨演讲,13分钟在骂中国,还有1分钟在骂特朗普,还有1分钟在吹自己,这是早上的主旨演讲。到下午结束以后最后一个主旨演讲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他通过视频发表了一个10分钟演讲,8分半钟是在骂中国,还有1分半钟在吹美国,这就是当下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变化。


去年4月份我到哈佛去访问杰斯·特纳教授,他表示现在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气氛,就是所有的人一边倒的骂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有关系,特别是过去一年,我觉得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贸易战,过去多少年我们一致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但是他现在在挑战这个基石,他认为美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得到的利益要比中国从这里面得到的利益少的多,所以他要改变这个局面。


第二个伤害,他把一批鹰派极右翼的人带进了政府。这些人就利用特朗普在经贸上对政府的不满来推进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比如在安全上,在台湾问题、在南海问题、在网络问题等等向中国施压,有的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对华施压,这些人多少年在美国都是非主流,现在进了特朗普政府,他们就感觉到机会来了,可以让他们施展拳脚,这是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第二个伤害。


第三个伤害,是整个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变化。如今,中国在美国已经被彻底的妖魔化了,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在安全、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都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去年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就是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一些大学的学者、专家和前政府官员,他们仔细分析中国这么多年怎么样利用高等制造给美国社会进行影响。这个报告发布以后,美国所有的主要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一下子感觉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面对的最主要的政治威胁和安全威胁,这就是当下美国的气氛。


那么,未来40年,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第一,我觉得最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跟着美国走或者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俘虏,这个阶段已经过了。中美之间大国的博弈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准备好没准备好,这个阶段已经到来了。


第二,合作会有新模式,竞争会有新规则。过去40年,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我们珍惜美国对我们的支持。在我们经济发展、在处理台湾问题、在我们国内的政治问题等等,希望美国能够理解,能够支持我们。今后不一样,今后美国也会越来越多的去找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有能力来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就已经发现中国在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前面是讲俄罗斯,现在是讲中国。所以以后我们能够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和手段会越来越多,所以中美之间的合作肯定是要双向的。竞争会有新规则,中美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竞争时代,但是很多规则还没有或者讲这些规则是由美国来建立的。今后不一样,规则要双方一起商量,南海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网络安全问题是另外一个例子。中美之间竞争不可怕,关键是要有规则。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最后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希望不会,但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讲会或者不会。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个风险会是变化的。如果从1-10的话,也许有时候我们处理的不好可能就会上升到8、9,甚至真的会爆发战争,那就是10。处理的好,可能以后就会是4或者是3,就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趋势如何避免,关键是降低大国冲突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外交上很好地处理跟美国的关系。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的风险指数,是我们今后要研究和处理的东西。


最后,我相信只要中国保持好国内良好发展的信心以及外交上吸取过去40年的经验,今后我们能够跟美国建立一个更加完整和平衡、兼顾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所谓的平等,以前美国是老大,今后会更加平衡,平衡也就是意味着可能今后我们对美国的依赖会下降,从经济上、从科技上、从人文交流,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还是靠自己,因为没有中兴、没有华为这些事件出来,可能我们还不会下定决心要在高科技方面自给自足,就像当年如果苏联不撤走专家的话,可能后来我们的原子弹、我们的核潜艇还是要靠苏联,我们才能够制造得出。苏联一走,我们花了几年也自己造出来了。中美也一样,就是现在美国给我们的锻炼比十年前给我们的锻炼要好的多,所以现在美国人也很能讲现在要跟中国脱钩,即使做得到,也已经太晚了。虽然特朗普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全面性的战略竞争,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个合作的需求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经济上,在很多国际问题、地区问题、新的领域等等,只要美国想推进这些事情就离不开中国,比如朝鲜半岛、阿富汗、伊朗,哪一个事情离得开中美合作,所以中美关系肯定会继续是兼顾竞争和合作。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竞争更加突出,竞争带来摩擦和对抗的风险更大。因此,对美外交就会面临过去40年可能都没有面对一些新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要有新格局、新布局、新谋略、新战略、要有新思路,然后才能够走出一条出路。


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谢谢大家!


(根据【复旦人文智慧课堂】2019新年论坛演讲整理,未与作者确认,原标题《大国崛起的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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