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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捍卫和尊重何种企业家:兼对企业家精神及其创新活动的性质甄别

更新时间:2019-01-18 17:37:0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逐利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采取不同行为方式,有的促进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有的则破坏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相应地,基于不同维度就可以将企业家区分为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或者创新型企业家和破坏型企业家,或者工程师型企业家和商人型企业家,等等。同时,生产性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不仅是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而且也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传播,因为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为了防止技术创新和传播之间潜含的搭便车问题,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安排以促成各类生产性企业家之间的分工合作。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深入,创新在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日益凸显,乃至企业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得到重视和强调,乃至时下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的呼声。但是,纵观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米塞斯等奥地利学派学者高度推崇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1],另一方面凡勃伦等美国制度学派学者则更倾向于将企业家阶级看成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破坏者[2]。为何会存在如此差异呢?关键就在于,这两大经济学派赋予企业家的内涵是不同的。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一方面存在像爱迪生、比尔盖茨、乔布斯、稻盛和夫以及王永庆这些令人尊敬的实业家,他们的发明创造极大地造福了社会;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像德里帕斯卡(俄罗斯前首富)、艾伦.斯坦福(美国金融家、庞氏骗局设计者)、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金融寡头)、卡洛斯.斯利姆(墨西哥地产商和电信大亨)以及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四大家族”这些臭名昭著的掠夺者,他们往往也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鲍莫尔就问道:“如果说有道德败坏的企业家,也有品质高尚的企业家——他们无一不是经济增长故事中的主角——为什么在经济理论中很少提及后者,而对于前者事实上完全避而不谈?”[3]

  

   显然,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定义企业家?鲍莫尔人为,对企业家下一个严格的定义非常困难,因为选择任何特性来定义企业家都“难免会排除这个天生微妙而难以捉摸的角色的一些特征、行为和成就”;相应地,他更愿意用“企业家”术语“来描述经济中的这样一些人:他们采取的行动或多或少有点标新立异,而且需要运用想象力、勇敢、机灵、领导力、毅力和决心来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尽管顺序上并不重要。”[4]在这里,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企业家为实现其目的在市场经济中所采取行为方式往往会存在明显不同,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显然,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关键在于将企业家行为引向何处?或者说将企业家资源配置到何处?鲍莫尔说:“企业家的善行和恶行,或者说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在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结果,对于经济增长绩效是极为重要的,它绝不是对于经济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报酬结构也会影响到企业家在占用其时间的不同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即在创新行为和扩散新技术行为之间的配置。”[5]

  

   有鉴于此,本文集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作一系统梳理,进而深入辨析企业家不同性质的创新活动;由此,也就可以更清晰地尊重和捍卫那些工程师型企业家和生产性创新活动,进而采取积极措施来有效地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

  

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一般地,基于在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积极角色,企业家往往被归纳成四种类型。(1)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这最早源于重农学派先驱坎铁隆,并为后来的奈特等人所发展。坎铁隆认为,不同于拿固定工资的其他人,企业家拿的是不确定的工资,企业家活动的本质是冒险,而其所承担的风险可以从获得的利润中得到补偿;同时,市场竞争就是为争夺同样一些顾客的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过程,因而企业家的活动是竞争的本质。(2)协调者,这可追溯到古典主义的萨伊,并为巴纳德和德鲁克等人所承袭和发扬。萨伊认为,企业家在“不同生产者阶层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充当了“沟通的纽带”,进而将企业家精神与劳动、土地和资本并列而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这种四分法也为其他经济学家所沿用。进而,现代经济学人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崇和对企业家功能的重视主要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的学说,它又有两大基本路向。(3)创新者,这一思想源于熊彼特并形成了新熊彼特学派。熊彼特认为,是企业家创造了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的组织形式。(4)套利者,这主要为米塞斯、柯兹纳以及现代奥利学派的学者所阐发。按照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主流理解,纯粹企业家是在企业家警觉的引领下从事发现和利用市场中的赢利机会并通过低价进和高价出而获取利润的人,相应地,一个利润机会的发现意味着对于不存在的某种可得物的发现,这就是企业家利润的实质。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职能呢?

  

   (一)企业家行为的不同性质辨识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坎铁隆、萨伊等人的见解都构成了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思想渊源,不过,对之影响最大的还是源自中世纪的经院学派。可以说,经院学派塑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人总是以稀缺性手段追求最大化的目标。罗斯巴德甚至把经院学者称为“原初的奥地利学者”,认为他们“在发展一种‘原初的奥地利式的’动态企业家理论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前追求形式主义的微观经济学”[6]。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的核心词汇“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就源于西班牙语中的empresa,而empresa和英语和法语中的entrepreneur都是源自拉丁语动词in prehendo-endi-ensum,其意思是“去发现、去看、去感知、去认识和去俘获”,拉丁词in prehensa包含了“行动”和“去拿、去抓”之意;因此,empresa就与“行动”同义。相应地,奥地利学派使用“entrepreneurship”一词的含义“本质上是由发现或觉察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去获得收益或利润,以及采取行动来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些机会所组成”,它体现了“一种能使一个人发现和把握其周遭发生事情的持续警惕性”。进而,现代奥地利学派就将敏锐和警觉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并将任何能够发现和把握机会“以调整当前行为而实现未来目标的人”视为“企业家”[7]。相应地,企业家活动就体现在从事发现和利用市场的利润机会,并在低价进和高价出之间获得利润,因而企业家利润就来自套利而非创造。

  

   不过,从警觉特性及其逐利行为来定义的企业家仅仅体现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认知,它源于米塞斯并为柯兹纳发扬壮大;与此不同,源于维塞尔并为熊彼特发展的路向则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强调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及其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事实上,熊彼特就将企业家定义为创新者,并将创新视为企业家利润的来源。关于奥地利学派在对企业家精神理解上的两大路向区别,柯兹纳写道:“熊彼特认为这些短期过程由追随者的模仿活动组成……企业家精神是属于那些聪明的、富有想象力的、勇敢和足智多谋的创新者。而我们则认为,只要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做某事哪怕一点点不同于现存的做法,就可能更加准确地预期实际的可得利润,那么,这就是运用企业家精髓”[8];“熊彼特用价格竞争来说明非企业家的普遍竞争,而用新产品和新技术来说明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竞争。对我们来说,价格竞争过程,如由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是企业家的、动态的”[9]。也就是说,按照熊彼特路线的理解,企业家精神根本上体现为创新而非对市场利润机会的警觉和敏锐性。那么,创新动力又来自何处呢?要深刻揭示这一点,根本上需要回到凡勃伦对人类本能的刻画。

  

   按照凡勃伦的分析,人类行为根本上由两类本能所驱动:(1)与“好奇天性”和“父母天性”相联系的工作本能,它将人类导向财富生产和技术创造等活动;(2)与自我表现和私利追求相联系的虚荣本能,它将人类导向财富掠夺和恶性竞争等活动。显然,由虚荣本能驱动的逐利活动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往往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根本上也不是熊彼特意义上致力于创利的企业家。当然,如果按照米塞斯-柯兹纳进路,所有基于警觉心而从市场波动中进行逐利(套利)的人都被称为企业家,那么,由虚荣本能驱动的人也可以归属于“企业家”;但是,这类“企业家”往往并非生产者而是投机者,并非技术革新者而是利润攫取者。例如,墨西哥地产商和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主要就是利用个人的市场敏锐性以及政商关系而积累起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往往被公认为不是他发挥生产性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创新主要源自人类的工作本能和好奇心而非虚荣本能和逐利心。其中,工作本能促使人们致力于财富的制造,好奇心则驱使人们努力突破技术现状;相反,虚荣本能往往促使人们以占有财富为目的的行动,逐利心所激发的机会主义更驱使人们通过破坏或转移(如寻租)来获得个人财富。

  

   因此,市场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逐利行为:一部分是生产性的,另一部分则是非生产性的。这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1)这里的生产性活动,包含了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对财富创造或经济产出做出贡献的活动,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斯密或马克思所讲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2)非生产性的逐利行为又可以分成单纯的财富转移行为以及财富破坏行为,前者表现为单纯的寻租,后者则更体现为抢瓷器活动。当然,更多的市场活动兼有两种属性,如绝大多数创新都会衍生出负外部性,包括攫取资源、污染环境以及损害他人福利等。相应地,沿着米塞斯-柯兹纳路向仅仅从市场逐利的角度讲,我们就可以区分开两类企业家:一类是生产性企业家,一类是非生产性企业家。进而,如果将这些逐利行为都视为广义的创新活动,那么,沿着熊彼特路向并根据创新活动对社会财富的影响,我们又可以将企业家分成这样两类:一类是建设型企业家,一类是破坏型企业家。确实,无论是从财富创造还是从财富转移甚或是从财富破坏中获取个人收益,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当事者的某种创新,甚至黑手党教父的行为往往也被视为具有高度的企业家精神。在这里,鲍莫尔将寻租定义为,“通过采取一些不违反公认的社会法律的手段,为追求经济租而付出的资源成本。”[10]相应地,鲍莫尔就认为:“熊彼特对企业家行为所列举的内容可以被扩展到包括那些在寻租方式上的创新行为,譬如,发现一种以前没有被用过的法律策略,而第一次使用这种策略的人能够有效地把租金转移到自己的腰包”;进而,鲍莫尔强调,“如果可以把企业家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机灵而创造性地寻找途径来增进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会极度关心那些实现了自己目标的行为是否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增加了社会产出,或者,就此而论,是否实际上成为生产的障碍”[11]。

  

   (二)企业家与其他市场主体的界分

  

一般来说,创新是企业家行为的根本特性,不过,熊彼特所谓的创新并不是指科学发现和发明,而主要是指企业家利用新思想创造出的新的生产资源的组织以增进利润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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