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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迟永: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更新时间:2018-09-30 08:19:33
作者: 吴志成   迟永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一、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的快速演进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相互融合,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复杂,构建更为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性合作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理论日益兴盛,在实践中亦被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人类对全球性公共事务的认知与管理,为世界提供了促进公平、正义并保证效率的可能的合作模式。然而,全球治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巨大挫折,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也不断面临挑战,越来越难以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治理失灵现象频繁发生,全球治理变革迫在眉睫。具体来说,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价值、绩效、共识以及美国霸权因素等影响全球治理变革的问题尤为关注。

   一是推动优化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价值是全球治理倡导者预期达到的目标, 它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弥合价值冲突,汇集尽可能多的人共同承担治理责任,并满足拥有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人群的治理需求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全人类都应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接受某些共同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等 。全球治理价值是构成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石,是全球治理具有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也为协调各种治理实践提供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下全球治理内在的根本价值并未被完全颠覆,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在承认全球治理基本价值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全球治理价值,使之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因为既有的全球治理价值主要以西方的价值诉求为核心,无法兼顾非西方国家, 但全球治理不等于西方治理,仅靠西方价值难以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比如,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治理的目标“往往以西方世界价值观为主导,令接受‘治理’的国家和地K难以按符合自身实际的路径解决问题及综合发展”。除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差异外,在全球治理中上至超国家行为体下至个人,所有治理主体很难就价值目标的具体内涵与实践标准达成共识,特别是对人权、民主、正义等价值观念的认识更是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现状显然不利于全球治理的发展。如何弥合这些分歧,塑造更具包容性、共识性的全球治理价值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问题。

   二是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绩效。全球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现有的全球治理安排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机制。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并不完善,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发展明显超出全球治理机制可以涉及的进程,而且这些机制一旦遭遇外部挑战就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 。即使是全球治理领域中最重要、发展最成熟的全球经济治理,也仍无法解决世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众?多问题,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治理机制难以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跌、国际金融监管不力等问题上发挥有效作用,其本身的改革进程也步履维艰。此外,其他领域的机制建设还缺乏必要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不仅不能为各类治理主体提供行动所茁的必要准则,更缺乏对“搭便车”行为体施加强制执行的手段。随着全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全球治理机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来源更加复杂,治理方式与手段也将遭遇更多挑战。

   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绩效,核心在于削减“民主赤字”。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不同,但当前大部分全球治理机制的运行规则与决策模式仍主要由发达工业国制定,这些国家利用这一优势地位,不断为自身谋取战略与经济利益。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宇”问题更加突出。虽然跨国治理主体的出现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但当前这类治理主体自身也存在结构性缺陷。如何变革全球治理机制,提高治理绩效,使全球治理更加惠及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三是扩大主权国家间的共识。虽然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但目前只有主权国家间的治理最具有效率和能力,它可以根据相互间的共同利益, 通过协商、讨价还价等方式,签订国际协议,建立相关国际机制,推进具体问题领域的治理。虽然“国家中心”的治理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但由于主权国家拥有内在权威性与合法性以及控制资源方面的优势,这一模式往往卓有成效,也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全球治理实现路径。然而,以国家为主的全球治理也存在严重局限,即“参与的赤字”和“责任的赤字”。前者是因为过分强调国家的治理地位而使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中小国家的参与受到限制;后者则意味着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往往重视自身的相对收益,无法形成有效共识,导致其常常拒绝履行自身应有的责任,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行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性国家治理危机,经济发展乏力,政治体制失范,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保护主义与排外思想不断泛滥。这使得现有的多项全球治理议程因国家间无法达成有效共识而陷于停滞,即使已经参与全球治理议程的一些国家也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 。

   国家间无法凝聚有效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彼此间存在利益争夺,在安全困境、资源稀缺等客观因素的刺激下,主权国家往往忽视集体性的全球治理成效,而片面追求本国利益。国家间的矛盾因全球治理体系中各国地位不平等而进一步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与期望的目标各不相同,致使彼此合作的基础非常脆弱,整体治理效果大打折扣。由此需要从根本上变革主权国家的利益观念与行为,“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机制并推动其改革”,进而逐步增加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的共识。四是消除美国霸权治理的负面影响。美国目前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曾为世界稳定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负面影响日渐凸显,越来越阻碍着全球有效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一方面,当前大多数全球治理机制都处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比如,在经济与金融治理领域, 美国推行金融霸权政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与美国长期维持不负责的金融政策脱不开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治理机制,美国则消极应对,削弱其治理功能。例如,在气候治理问题上,虽然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但却迟迟不批准相关气候公约,甚至在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发诸多国家不满。新世纪以来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其更加强调“美国优先”的原则,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通过打压其他国家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如何消除美国霸权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负面影响,推动构建更能体现公平与正义, 也更具责任感的全球治理集体领导权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目标。

   此外,全球治理变革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不成熟,国际冲突与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国际难民潮问题等,都在不同程度地阻碍着有效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世界各国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勇于担当全球治理的责任,共同探求应对之策。近些年处于重要复兴阶段的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各领域的全球治理,也正在努力推动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提出的最为系统的创新性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治理变革

  

   “一带一路”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为推动区域合作共贏和全球协商共治提出的倡议。它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为目标,希望推动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最终以大范围区域治理和跨区域治理的方式促进全球治理变革。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伟大尝试,更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方略。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倡导和引领全球治理新价值。现行的全球治理价值主要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倡导,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前全球治理实践的需要,谋求发展的国家也逐渐破除对西方“普世价值”和“华盛顿共识”的迷信,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在发展议题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不着重强调西方国家所谓的“ 民主”、“自由”,而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理念推动全面发展,尽可能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真正帮助后发国家减少制度性的学习成本,尽快摆脱贫困与落后,最终实现互利共贏、和谐发展。

   这种以合作共贏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全球治理的根本精神相通。一方面, 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弱肉强食、零和博弈式传统国际关系的夙愿, 面对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以更健全更有效率的国际机制促进全球大家庭携手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内含的和平发展理念也决定其不会走零和博弈、对抗、冲突的路线, 而是重在修补当前国际机制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始终坚持开放性与非排他性的原则,不仅深化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合作与开放,也为中国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机遇,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拉近了中英关赛,2015年中英达成多项合作计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第二, 构建和设立有效的治理机制。现行的国际贸易、金融,发展等国际合作机制都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创立,发展至今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日趋明显,难以有效应对当前诸多的全球性挑战。“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新机制、实现全球治理新谋划的重要实践。事实上,由少数或单一主权国家主导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情况并不罕见。一方面,由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客观存在,主权国家间很难依靠集体力量构建具体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这就需要由一个或少数大国主导,提供治理所需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由于众多问题领域普遍带有全球性的特点,仅靠少部分国家不可能形成有效治理,可行的方式就是由少数或单一主权国家主导治理议程安排,并建立尽可能纳人更多行为体的全球治理机制,形成大范围的国际合作,进而解决相应的全球性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陆续建立了以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为代表的跨区域乃至全球性的合作机制,为诸多大项目的落地奠定了基础。2017年5月14一15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髙峰论坛也可以看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附属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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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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