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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友:人权与人格权的关系——从人格权法的独立成编出发

更新时间:2017-10-28 01:25:54
作者: 石佳友  

   本文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

   作者: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摘要:人格权与人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尽管分属于不同的法律秩序,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人格权的基本化和基本权利的民事化是同时双向发生的进程。基本权利为人格权制度提供合法性来源以及发展与完善的动力;而人格权则落实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实现其客观价值和主观权利的双重功能。人格权制度在当代主要回应“主体客体化”的风险,防止人由法律关系的主体沦为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不足,而传统的侵权法来保护人格权的模式也难以有效应对当代的挑战。强调人格权与人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有效保护人格权的方式来切实推进人权保护,这是当代中国法典化所应承载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人格权;人权;民法总则;侵权责任;主体客体化

  

   “人格”标志着某个特定的个人的个性和特征,是个人的个性特质的整体。因此,人格权中的人格不同于法律人格:前者是指每个个人所独有的特质,而后者是指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前者是个人所独有的个性,而后者是所有人所具有的共性。

   就人格权与人权而言,人格权是由民法等私法文件所赋予的主观权利,属于私权性质,其义务主体为私法当事人。人权是由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等公法文件所规定的,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就是在国家-个人的纵向关系中发生所谓纵向效力;在当代,基本权利本身也被承认具有横向效力,在个人之间也可以发挥效力;如果在民事合同关系中,个人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可以直接以此来对抗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因此,人格权与人权的义务主体存在着交叉。就权利主体而言,二者也存在着相同之处,除了自然人之外,法人也可以成为其权利主体:“法人的存在受到损害时,其精神损害就形成了;由此,它失去了其所有,法人的经济损失也由此产生”。这与我国一些保守学者的看法明显不同[1]。从内容上看,人格权是非财产性的权利,内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等;而人权既包括非财产性权利,也包括财产性和经济性的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等等。因此,人权的范围比人格权要宽泛得多;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人权都是人格权,而所有的人格权都属于人权[2]。

   探讨人格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其根本是在于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如今得到广泛承认的是:民法典确实具有宪法功能,这是民法典在当代社会重要的功能“溢出效应”。法国战后最伟大的民法学家、法国民法典在1960-1970年代修订的主要承担者Jean Carbonnier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提出一个广为引用的权威论断:民法典是“法国真正的宪法”;因为民法典“汇聚了法国社会所赖以立足的主要理念,这些理念经由大革命所形成,时至今日法国社会仍然在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但却从来没有否认过它们”。由此,民法典与凡尔赛宫、马赛曲一样,成为法兰西民族集体的“记忆之所”)[3]。我国亦有民法学者主张民法典应当充分发挥限权和护权功能,起到“半部宪法”的功用。具体说来,“结合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通过权利规范发挥民法典的宪法功能,不仅可以使宪法规范获得生命力,也可以使民法典的功能最大化”[4]。这样的主张显然是有道理的,特别是结合我国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民事立法规定大量的民事权利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实施和具体化,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民事法官对基本权利(人格尊严、生命权、所有权等)的解释与适用,应以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作为参照。这也是宪法基本权利在民事关系中的所谓“横向效力(或称水平效力)”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认识人权与人格权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为人权保护的提升注入新的动力源泉,开辟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为人格权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合法性动因。

   在1986年《民法通则》、2009年《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2017年《民法总则》以第109、110和111条等条文规定了人格权制度。从人权与人格权的关系来看,其中部分内容仍然存在着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为民法典分则相关制度的设计提出了要求。

  

一、人权与人格权的互动关系

  

   人格权依赖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但是,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不仅在于保护法律已经确认的民事(主观)权利,而且还在于可以孵化、培育新的民事权利类型。中国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强调,侵权法保护“民事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也是突出了侵权法具有创设新的民事权利的功能。

   侵权法所保护的是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而基本权利的基础性功能之一就在于“为国家就公权力及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基础”[5]。由此,作为对于“私犯”行为的救济,侵权法是当代的自由宪政主义治理结构的基础性组成;公民就他人的侵权行为所享有的救济权具有宪法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被认为具有宪法意义,对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十分关键;必要时民事法官在侵权法中可直接适用宪法规范[6]。

   (一)国家保护义务

   民事侵权法对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集中体现于基本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在遭受侵害的时候,侵权法可提供有效的侵权赔偿救济手段。例如,如果认为国家负有保护生命权的积极义务,那么国家应于事前采取必要的积极预防措施;而政府如由于疏失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致受害人终被杀害,则违反了保护生命权的义务,法官可以宪法生命权为依据,判决政府对受害人家属承担侵权赔偿责任[7]。对由于医疗机构产前检查过错而导致残障婴儿出生的所谓“错误出生”案件,以父母享有“生育自主权”这一基本权利为由,法院无须要求其另行证实精神损害的存在,即可直接判决授予损害赔偿[8]。

   (二)适用宪法原则来完善侵权法

   侵权法的宪法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法官可适用宪法原则对侵权责任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首先,对于侵权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它被认为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因为一项法律秩序遭到破坏以后理应获得完全的恢复;由此,民事特别法上的限额赔偿制度的合理性不无疑问[9]。就我国而言,对于在《侵权责任法》之外的某些民事特别法所确立的限额赔偿制度,必要时民事法官应可依据所涉及的宪法基本权利予以排除适用[10]。

   其次,正当程序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要求对侵权法的诸多制度进行完善。例如,侵权时效制度对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形成了直接限制,而侵权法所保护的都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等宪法基本权利,因此,相对于与合同时效而言,侵权时效对于基本权利可产生更大的影响。如侵权时效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则法官可依据正当程序原则予以排除适用。就我国而言,现行法为人身损害赔偿所设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显然过短,十分不利于受害人行使其救济权;必要时法官可借助于合理确定起算点、认定时效中断等法律技术来进行适当地变通适用。

   再如,法院可依据正当程序扩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11]。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由民事法官基于人权保护的需要而创立[12],随后得到了司法解释的确认,最终由《侵权责任法》第22条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值得肯定的是,该条采用“人身权益”作为被侵害客体的表述,显然比传统人格权的保护范围更为宽泛;籍此,针对某些新型人格利益受侵害的情形,基于受害人所享有的获得救济权,法官可创造性地为其授予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民事法官可依据宪法平等权对侵权受害人给予平等保护。平等权意味着对于相同的情况应提供相同的待遇;由此,“对相同的情况给予不同待遇,或者对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同待遇”都构成歧视[13]。宪法平等权首要的约束对象是公权力机构包括立法和司法机构;如果国家以民事立法规定了某一歧视性待遇,则构成对宪法平等权的违反;基于国家保护义务,法院应对受害人给予救济。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7条规定回应了舆论对此前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所谓“同命不同价”规则的指责[14]。然而,该条表述中“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一词似表明其具有倡导性规范的性质,对法官无硬性约束力,而为其保留了自由裁量余地;此点似有违宪法平等原则之嫌。正因为如此,以宪法平等原则为依据,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法官是“应当”而非“可以”以相同数额来确定死亡赔偿金。

   (三)宪法基本权利与民法人格权的互动

   与财产权关注人的“所有”不同,人格权关注的是人的“存在”[15]。传统的民法典基本上没有承认人格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类型的存在[16];确立人格权制度是现代民法典的重要特征。由于人格权包含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与人不可分离的全部必备要素,民法人格权中的部分要素同样成为了宪法基本权利所保护的对象,如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私生活保护等[17];宪法人格权(核心为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是民法人格权制度发展的基础[18]:一般人格权本身就是由宪法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所直接推导出来的。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统一于对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司法保护目标之下;“表面上,二者在一起的图景好像是一幅马赛克式的拼凑画;实际上,二者完整地组成同一幅画卷”[19]。以法国为例,在Perreau教授于20世纪初提出系统的人格权理论的时候,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和哲学渊源的是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宪法文献[20]。

   由此,民法人格权必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带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印记,这种内在的联系决定了二者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宪法基本权利与民法人格权的互动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人格权存在着基本化(fundamentalisation)的趋势。首先,基本权利是法律秩序的“蓄水池”,基本权利为整个法律秩序提供概念、分类、推理等方面的参考和启示[21]。以私生活保护权为例,私生活保护是通过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而获得了宪法权利的地位。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私生活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无法以给出一个详尽无遗的定义”;私生活保护权至少包括自我决定的权利、个人行动自由、个人发展权、与他人和外界建立和维持关系的权利等[22]。这显然比民法隐私权的范围要更为广泛;法官基于宪法人格权可推导出许多新型的民法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权、声音权、个人私密空间权等。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成为推动民法人格权制度发展的“领军者”[23]。

以“人有知晓其身世的权利”为例,在瑞士民法上如今已成为一项人格权,独立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亲权制度[24]。该权利实际上首先由国际人权公约所确立。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设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公约第7条第一款规定:“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并有自出生起获得姓名的权利,有获得国籍的权利,以及尽可能知道谁是其父母并受其父母照料的权利”。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了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保护的权利,据此,学者普遍认为,知晓其身份的权利包括知晓其父母的权利,是属于私生活的范畴[25]。而尤为重要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就此作出了一系列判决,譬如,2002年2月7日Mikuli诉克罗地亚案、2003年2月13日 Odievre诉法国案[26]、2006年7月13日Jaggi诉瑞士案、2012年9月25日Godelli 诉意大利案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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