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胡西园:中国灯泡大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6 18:30

魏文享 (进入专栏)  

在十九世纪末的光绪年间,电灯一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就有人忧曰:“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清政府甚至一度禁止中国商铺使用。但未过数年,电灯即由租界到华埠,由繁华街市到富贵之家,星星点点地铺展开来。


一直到民国时期,电灯泡一直都由国外进口。虽然中国早已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小小的灯泡却成为检验中国电气工业的试金石。这样的尴尬一直延续到1921年,胡西园与几位留学归国的年轻技术人员,试制成国产第一只长丝白炽灯,并创设了中国第一家民族灯泡厂,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灯泡。


中国制造电灯泡


胡西园,1897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幼年时就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物理及化学知识,对“声光化电”一类的现代科技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来,如愿考上浙江高等工业学院电机系,遂潜心钻研电机电路原理。


1920年,胡西园毕业后来到上海,期待在十里洋场里一展壮志。他先在上海创办了五金号,经销多种五金材料,继而筹建了恒昌造船厂制造轮船。不久,他听说棉纱获利丰厚,又改营棉纱,都未能大成。


他最终选择了研制中国的灯泡。在民国初期,有不少人建厂制造电灯泡,但均因制造技术未精、产品质量太差而失畋。当时的电光照明市场全部为外商所垄断,其中以德国的“亚司令”和荷兰的“飞利浦”两大品牌最为出名。


但胡西园认为,电灯炮的试制方法已经明晓于世,目标明确,且有成品可供参考,关键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密性是否能够达到。他邀集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周志廉、曾留学日本的工程师钟训贤进行联合攻关。三人锲而不舍,经过反复试验,在1921年4月4日制成我国第一只长丝白炽灯泡。


胡氏后来回忆说:“在连一根钉子也要向外国人买的时代,中国人要自己制造出一只电灯泡,并非易事。”


中国首创亚字牌


1922年,胡西园以超人胆识,变卖家产,筹集到三万元资金,准备设厂生产。由于本小力弱,只能租房从一个小作坊开始干起。胡西园通过日商隆记洋行购得两套日制旧机器开始投产。但若非国难太多,胡西园有望开创中国的GE或飞利浦是,由于设备陈旧,原材料的精度也不够,生产出来的灯泡品质不佳,销路不畅。实验室的试制与工业化的标准生产存在巨大差异。


胡西园深知问题关键所在:一在资金,二在工艺技术。他将创业计划向亲友宣传,得到不少有识者的回应,将资本额增加到十万元。1922年11月,巧遇上海一家德商经营的小型灯泡厂因经营不善出售,胡西园看中该厂的技术基础,果断出手而购下此厂,取了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叫亚浦耳电器厂。


胡西园保留了原厂的技术队伍,继续聘请原德籍技师担任工程师。他还不惜重金,延聘了几位从国外留学归国的技术专才,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经过反复测试,隆重推出了“亚”字牌国产灯泡。


“亚”字牌灯泡打出的口号是“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国人购买试用后发现,其质量与外国品牌不相上下,而且价格还便宜许多。亚浦耳的成功初步打破了外商对灯泡工业的完全垄断。


创业艰难百战多


亚浦耳的成功让久居垄断地位的洋商如梗在喉。洋商采取控制原料、收买内奸、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对亚浦耳进行打击。


灯泡最为重要的金属原料是钨,但当时中国的特种金属开采、冶炼多被外人控制,大量钨砂以低价出口,而灯丝等进口产品则价髙无比。胡西园为降低成本,曾向日本订购钨丝,日方却以劣质产品替代。后来,美商奇异厂则收买亚浦耳的一位职员,在制造“亚”字牌电灯泡的配方药水中掺入杂质,导致电灯泡容易出现断丝现象。经过严査,破坏者被擒获。奇异厂又使出仿冒原品、以假乱真的把戏,将廉价买来的劣质电灯泡打上亚浦耳商标,破坏其声誉。日本的电灯泡厂则将无灯头的灯泡稍作加工,冒用亚浦耳商标,在市场上鱼目混珠。这些事件都对亚浦耳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美国、德国、荷兰、匈牙利、日本等国的电灯泡在中国争夺激烈,互相排挤、杀价竞销,虽然目标并非全部对准中国本土企业,但由于中国厂商普遍资本薄弱,规模较小,所受之侵害更重。


对于心怀不轨的市场竞争者,当然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竞争之道,仍以自强为恒律。胡西园认为,市场竞争亦如生物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品质优良是最根本的保证。否则不待外力冲击,内部已自腐朽。在立稳脚跟以后,他着手从产品创新、技术工艺及市场开拓等方面提升亚浦耳的竞争力。


物竞天择的适者


当时美商奇异厂研制成一种圆形,无尖底而且把直丝改为螺旋丝的可乐灯泡,颇受市场欢迎,对以长圆形直丝型的“亚”字号灯泡构成威胁。胡西园将自己投资在造船厂的五金号资本抽调出来,悉数投入到了亚浦耳厂,改名为中国亚浦耳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随即购置新式设备,亲自带领技术人员钻研可乐灯泡的制造技艺。经过多次试验,反复改进,终于造出与奇异厂同样的可乐灯泡,且质量好.售价低,市场欢迎度更胜一筹。


除常用照明灯泡外,胡西园还积极开发新型电光源产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出现一种气体电灯,当时叫充气泡,实际上就是在灯泡中抽净空气,注人氩气、氮气等惰性气体,这种灯泡的制造工艺较一般灯泡更为复杂,成本较高,国内还没有能力生产,都是从国外进口。外商往往居为奇货,高价出售。胡西园决定试制这种新产品。他组织全厂技术力量,对充气灯泡的工艺进行反复研试。经长期努力,终于在1927年试制成功,进行批量生产。其质量达到国际标准,而售价仅及进口灯泡的2/5,竞争优势明显。


胡西园在厂内确立了一套玻璃吹制及装配灯泡的工艺规程,对于原料质量、生产流程、产品等级、岗位责任都有明确规定。在厂内,他加强监督,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赏优罚劣,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胡西园认为,产品质量既依赖于高级技术专家,也与一线技工的水平密不可分。1927年,胡西园聘请留美学生冯家铮为工程师悉心改良亚浦耳厂的生产程序,使产品质量大为提高。胡西园还极为重视对艺徒和技工的培训。亚浦耳厂所办的艺徒培训班面向社会招生,分科培训玻璃.电机、灯泡三个专业的制造工艺,培训成绩优异者则被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对于一线的优秀技工,在薪资方面予以优待。


胡西园在开拓市场方面也颇有经验。亚浦耳厂虽然横空出世,为华人电器业争了一口气,但是整体上市场仍为外国灯泡所充斥,而且社会上还存在一定的鄙薄国货的心理。他一方面大打国货招牌,号召“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另一方面,也从自身的行业地位及国人的消费心理出发,以优惠佣金与经销处联合推广市场。胡西园在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广泛联系电料行作为“亚”字牌灯泡的特约经销处,给予优惠佣金,建立了较为固定的销售渠道。为了避免与外商在中国市场短兵相接,胡西园还另辟大道,借“五卅”运动前后国货运动浪潮高涨之际,将灯泡出口到南洋的印尼、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少数产品还远销澳洲、南美洲。南洋是华侨聚结地,见国货灯泡到来,竞相购买。华侨的购买热,又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消费意愿。一时,“亚”字灯泡销路很旺。


经过不懈努力,亚浦耳厂的灯泡市场接受度越来越高,不仅国人竞争购用,即使是一些在沪外商企业,如法商电车公司、英商电车公司、英商亚细亚公司、太古轮船公司也纷纷向其订货。


市场销量的步步髙升推动亚浦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1929年,胡西园购地十余亩,在泸东兴建了一批新式厂房,扩大了生产规模,同年还兴建了玻璃厂,以降低成本。到1931年,又招股20万购地15亩,建造了规模宏大、厂房新式、设备先进的亚浦耳第二厂(电机厂),延揽了一批懂得电机制造的专门人才,制造出电风扇、马达、电炉、电钟、无线电等多种电器产品,亚浦耳的电器产品更为丰富。到抗战前夕,亚浦耳公司已有四大工厂、55万元资本,名列当时全国电器业之首。


亚浦耳在中国的电器行业发展中具有先发之功。在其带动下,上海相继成立了数家华商电灯泡厂,如上海灯泡制造公司华德电光公司、永明电泡厂、中华电泡厂、好友电器制造厂等。在这个以往为外商所垄断的行业里,中国的民族企业终于“照亮中国”。


国难中的风雨路


抗战爆发后,上海大批工厂内迁,胡西园也随内迁大军转至重庆。1939年,他在重庆设立总办事处,建立了亚浦耳灯泡厂,他将新厂命名为西亚电灯泡厂。


当时,由于上海工厂的大部分机器均被战火焚毁,受损极大。不仅资金匮乏,技术人员也有部分流失,最难的是由于官方统治及官僚的干预,制造灯泡急需的钨、钼等原料极难获得,只能从美国高价进口。胡西园费尽心血,上下打点,终于复工。除此外,胡西园还充分利用西南的资源优势,设立了热水瓶、玻璃料器、制革.化工等多个工厂,以济国计民生之需。


在抗战时期的后方建设之中,胡西园充分展现了一个企业家的责任感,他不仅先后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商会理事,还参与发起组织全国工业协会,还代理过该会理事长。胡西园经常发表言论,指陈时弊,为工商界呼吁奔走。抗战胜利后,胡氏又东归上海,开始复兴大计。在收回亚浦耳辽阳路总厂后,他又投入巨资,相继创办了亚浦耳二厂三厂,使其产量迅速提升到日产20万只灯泡的水平,较战前增长了十倍,价廉物美的“国货老牌亚浦耳”重新行销于市。


胡西园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曾积极参与民主进步运动。1945年9月,曾与刘鸿生等七人,在重庆两次受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同年底,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时,胡西园当选为首届常务理事。后该会迁往上海后,又担负对外联络活动。国民政府为压制其民主进步活动,下令中国、交通、农民等几大银行中止对亚浦耳厂贷款,迫使他中断在民建会的活动。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曾劝诱他离沪赴台,均被他拒绝。1981年4月,胡西园在上海逝世。


胡西园曾在《中国国货年鉴》上撰文说:“贪一时便宜,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终将被优胜劣败之铁律作最后的判断。”技术、质量及永不停歇的创新,是胡西园与亚浦耳公司共同走向成功的保证,而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则让他超越了一个商人的气度,成为在历史进程中留下印迹的人。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8年,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高研院中国史硕士门世恩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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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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