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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一个中国：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家统一也纳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理由单纯而且具有崇高的正义感。这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了。 ...

杨国荣：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注重礼乐文明，构成了荀子儒学思想的重要趋向。这里的礼乐既关乎人禽之辨，也涉及文野之别。从内容看，礼与乐既相互关联，又有不同侧重。作为规范系统，礼以别异为指向；乐则首先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并以合同为特点。这一意义上的乐既具有价值的引导意义，又与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

张青仁：一个墨西哥农民英雄的神话

一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美国，但拉丁美洲却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区域。即便迫于“二战”的形势，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启动了“地区和语言”等多个海外区域国别研究的项目，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也远逊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其他区域。随着美苏争霸的局势形成，尤其是古巴大革命后，为了确保周边国家秩序稳定，美国政府才逐渐强化对拉美国家的研究。此外，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推动这些“贫穷”“落后”的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以此抵御外来思想的冲击。紧邻美国的墨西哥首当其冲。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墨西哥政府合作，在恰帕斯、尤卡坦等土著、农村区域开启了一系列发展项目，致力于将这些落后的、野蛮的、容易受到极权思想影响的土著人、农民转变为“文明社会的现代人”。随着欧洲的衰退，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无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抑或是社会大众，都对美国为样板的，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合的现代化道路抱有极大的信心。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引发了精英阶层的不满，少数族裔、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面临社会分化、共识缺失的困境。越南战争、古巴革命、解放神学运动的兴起亦不断冲击着美国社会。在这场思想的激荡中，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少数权力运动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将社会改良的主张与反主流运动融合，在对当权派的批评、反对中，形成了美国社会的新左派。社会思潮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年轻的小约翰·沃马克（JohnWomack Jr.）。五十年代，这位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诺曼的年轻人正在哈佛大学求学。彼时的他对自由主义趋之若鹜，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在完成关于俄克拉何马州佃农的学位论文后，一九五九年，他前往牛津求学。受老师的影响，他开始重读黑格尔，重读马克思。越南战争的爆发，大量无辜人员的死伤深刻地教育着这位年轻人，促使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激起他对生活、经济、权力、国家的思考。他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重新审视美国，并开始关注国家之外穷人和大众的命运。在这一转换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他理解世界的工具。一九六一年，在结束英国的学习后，他原本计划成为一名记者，却发现自己刨根问底的性格并不适合。困顿之际，一则哈佛大学博士生奖学金的消息吸引了他。对于年轻的沃马克来说，近在咫尺的拉丁美洲是一块充满着激情、光荣与梦想的热土。古巴革命的胜利，显示出这个拉美岛国的坚韧与顽强，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更为其增添了几分乌托邦的迷幻。在古巴之外，对拉美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墨西哥大革命余温尚存，反叛的、底层的、农民的萨帕塔已经成为墨西哥民族主义神话的重要构成。来自中南部农村的神秘经历、从生到死的种种传说更为这一神话增添了几分神秘。师长却告诉他，墨西哥的工作已经完成，建议他做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沃马克接受了研究哥伦比亚的提议，他先是坐火车来到了墨西哥，后转乘汽车去了哥斯达黎加，再转乘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最初，他计划前往波哥大南部的卡利，突如其来的武装暴力切断了通往南部的公路。他转头北上，想要研究一九二八年圣马尔塔发生的香蕉罢工。人们却告诉他，这里从未发生过罢工，农场主和员工的关系一直很好。接连的困顿激起了他的思考，他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墨西哥，尤其是萨帕塔农民起义军。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做过佃农研究，更因为他们“一次次地经历失败，却又一次次地重新崛起”。于是，这个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对劳苦大众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来到了墨西哥。他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手稿和传记资料，在官方的、宏大的叙事之外，从底层的、微观的视角，呈现了二十世纪初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神话。二萨帕塔神话的起点是十五世纪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殖民征服。聚集在城市的西班牙人将土著人束缚在农村社会，在种族区隔基础上，建立了城乡分离的体制。虽然大庄园制度、采矿业和其他采掘经济的发展，使得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市与土著人居住的乡村联系日益增多，但二者大体上维系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墨西哥独立后，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克里奥尔精英深化了波旁王朝末期的改革。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统治精英颁布了一系列没收、私有化土著村社土地的法律制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迪亚斯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加快了村社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一八八三年颁布的《殖民法》 （Leyde Deslinde y Colonización de Terrenos Baldíos ）扩大了那些划定和收购土著村社的外国公司的权力，允许这些公司可以转卖无法确定所有权的村社土地。村社若要捍卫土地资源，只能将土地分配给个人，或是对集体土地确权。前者矛盾重重，后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此导致大多数村民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彻底失去了土地。二十世纪初，莫雷洛斯州（Morelos）阿內内圭尔科（Anenecuilco）的村民正在艰难地捍卫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在迪亚斯统治后期，种植甘蔗的种植园成为州内唯一合法进步的机构。一九一0年，几经周折后上任的州长埃斯坎东修改了《宪法》与《不动产法》，确保了种植园对村社土地的所有权，禁止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们在土地上播种。数次合法化抗争无效后，有着家族革命传统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成为民选领袖。他率领村民发起持续的抗争，最终成功捍卫住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阿内内圭尔科村民的故事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这个农民起义军神话的缘起，不过是村民们遭遇资本入侵后，对其土地主权的确认与主张。诚如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 （Enrique Krauze） 所言：土地母亲隐藏着萨帕塔斗争的最终意义，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这就是萨帕塔哪里都不想去的原因，他想留下来。在土地母亲之上，是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之上，由自给自足家庭构成的、具备自治属性的基层乡村社会，这正是中南部墨西哥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如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想象的那般简单。土地革命的浪潮在当时的墨西哥已呈现出风起云涌的态势，这也意味着，原本发生在莫雷洛斯州的农民起义，具备了全国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北部、中部多个区域爆发了反对迪亚斯独裁的革命运动。最终，萨帕塔也卷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马德罗的阵营。推翻迪亚斯统治后，萨帕塔却发现“北方地主的儿子”马德罗背弃了革命的承诺。萨帕塔意识到，不能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政治精英，他制定了《阿亚拉计划》 （el Plan de Ayala ）作为萨帕塔农民起义纲领。数次遭遇背叛、土地权力主张的遥遥无期不断驱动着萨帕塔更新对革命的认知。革命并非只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恢复，更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政权的更迭，而是在最根本层次上改变墨西哥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秩序，改善最广大的墨西哥人民的经济状况。否则，只能是“革命来了又走”。因此，萨帕塔明确了对《阿亚拉计划》的坚持。正是这种不妥协，使他在真正意义上捍卫着墨西哥最广大的、最底层的民众的诉求与利益，坚持最大限度地忠于人民。在他的带领下，农民成长为墨西哥大革命的重要主体，并形成了对大革命的共识。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真正知道问题所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捍卫人民的利益。建立真正的自治，建立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重要主张。虽然数次遭遇背叛，但萨帕塔一直没有放弃过联盟与合作的诉求。他很清楚，对于墨西哥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却持久分裂的国家，和平、稳定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渴求全国革命者的联盟与团结，为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服务。即便权贵精英提出的要求与他最初的主张有着相当的距离，他也做好了和谈的准备。这也预示着，萨帕塔这个来自阿内内圭尔科的农民，不仅走出了莫雷洛斯，更成长为墨西哥国民的领袖。在族群区隔、阶层分化根深蒂固的墨西哥，萨帕塔这样一个来自偏远的农村，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为中心，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具备民族主义情怀的革命领袖，自然无法得到权贵阶层的认同。大革命末期，已经完成政治蜕变，极具个人魅力的萨帕塔已然成为权贵阶层的最大阻碍。最终，在卡兰萨派军官瓜哈尔多（Guajardo）的诱骗下，萨帕塔遭到了谋杀。萨帕塔的死亡，是这个墨西哥农民英雄的必然命运。正是萨帕塔的死亡，完成了这个农民英雄神话的最后一笔。如同摩西一般，萨帕塔以死亡的方式回归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回到他出生地的密林之中，成为他热爱的人民心中永远的神话。虽然宣告了自己的左翼立场，明确了自身底层、大众的视角，必须承认的是，沃马克对于萨帕塔农民起义军“如何而来，如何运作以及优缺点”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解构萨帕塔神话的意义。然而，正是对萨帕塔神话的层层剖析，沃马克深入细致地还原了萨帕塔个人心灵的成长史，系统呈现了萨帕塔农民起义军参与墨西哥大革命的历程，将萨帕塔这位农民领袖的斗争智慧，对人民、祖国的热爱以及为革命奉献的无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真实可信。正因如此，这本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著作，在激起大众对萨帕塔向往的同时，也成为萨帕塔英雄神话层累的产物。三颇为讽刺的是，萨帕塔死后，知识分子马加尼亚继承了萨帕塔的地位。他率领萨帕塔农民起义军，加入到融入国家的进程中。在奥夫雷贡担任总统后，人民重新燃起了对国家的希望。萨帕塔精英加入到国家的政权中，莫雷洛斯的革命者为国家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莫雷洛斯州开始土地改革，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莫雷洛斯的农户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然而，阿内内圭尔科村民却并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理想。萨帕塔的儿子尼古拉斯·萨帕塔当上了库奥特拉的长官，他不仅没为故乡做出贡献，反而不断干预村社的土地分配。随着移民的流入与人口的增长，阿内内圭尔科的土地严重不足。与阿亚拉城的土地纠纷更让土地问题雪上加霜。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发出了“为什么最先为土地而战的村落反而最后才能得到土地，甚至永远得不到土地”的疑问。然而，在革命后局势稳定的当时，没有人再关心阿内内圭尔科村民的境遇。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警察突袭了佛朗哥家，枪杀了他和两个儿子，毁掉萨帕塔留给他的登记有阿内内圭尔科土地所有权的文件。此后，再也没有人为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发声。困扰阿内内圭尔科人数十年的土地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莫雷洛斯卷入到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老一代萨帕塔人的陆续逝去，人们逐渐遗忘了这段苦难的历史。只是在每年的八月八日，萨帕塔生日的当天，莫雷洛斯的政要才会来到这座建在萨帕塔父亲房子废墟之上的纪念馆，纪念这位在墨西哥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英雄。大革命之后的墨西哥，在革命制度党政府的统治下迎来了较长的稳定发展期。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让这个古老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如同革命制度党政府对阿内内圭尔科土地问题的解决一样，稳定的社会、繁荣的经济背后无法掩盖这个社会日益扩大的裂痕。这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对墨西哥社会有着支配性渗透的阶级与种族的分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革命制度党统治秩序的日渐式微，人们对这种分裂的感觉越发强烈。“权贵阶层的、生活在消费世界的墨西哥人，不想看到土著和农民代表的另一个墨西哥，他们无法真正意义上承认他们的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革命制度党政府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家秩序难以为继的情形下，革命制度党政府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以资本解决危机、构建自由市场的诉求下，权贵精英背弃了大革命的承诺。革命制度党政府修改了一九一七年的宪法，取消了土地分配与保护制度，底层的农民与土著人再次失去了国家的庇护，面临着再次失去土地的危机。如同當年萨帕塔率领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振臂一呼一般，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一位同样有着传奇经历的白人将领马科斯（Marcos）率领恰帕斯州走投无路的土著人占领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bal de las Casas）、奥科辛戈（Ocosingo）等多个高地城镇。他们不仅继承了萨帕塔的名号，更继承了萨帕塔起义军的诉求：对土地的主张，对自治传统的维系和民主参与的政治主张。然而，与萨帕塔农民起义军不同的是，在经历了革命制度党数十年的统治及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后，此时的萨帕塔运动，深刻地意识到建立在殖民秩序基础之上的世界体系与权力阶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阻力。萨帕塔运动将对权力关系的批判平移至所有的群体内，拒绝任何可能存在的唯一优先性，致力于为被压迫的群体发声。这也使得此时的萨帕塔运动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具备世界意义的关怀。在数次遭遇欺骗，与政府和谈破裂后，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以决绝的姿态，断绝了与权力机构的联系。他们在恰帕斯州高地地区的拉坎顿丛林里，发起了以土著人为主体的自治运动，续写着新的英雄神话。数百个土著社群，更在萨帕塔运动的影响下，发起了事实上的自治运动，以此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冲击。虽然文化多样性的主张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今天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却面临着比二十世纪初更为恶劣的境地。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资本构成的权力网络已经渗透至墨西哥基层的土著村社。民主化转型后，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裙带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蚕食着土著族群仅有的空间。基于萨帕塔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墨西哥政府改变了武力镇压的策略，采取了“整体消耗战”的方式，对其发起了持续的攻击。对萨帕塔之外的小型抵抗团队，则多以“地方社会内斗”的名义，延续了武力镇压的策略。二〇一八年洛佩斯总统上台后，联邦政府对待萨帕塔自治运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〇二一年九月，两名萨帕塔好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被州政府控制的咖啡种植组织绑架，最终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持续抗议中得以释放。新冠疫情暴发后，锡那罗亚州和哈利斯科州的贩毒集团涌入恰帕斯州，在恰帕斯州制造了一系列暴力犯罪事件。他们更与恰帕斯州勾结，对萨帕塔自治区发起了持续的破坏行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副司令马科斯的继任者莫伊塞斯数次发表声明，谴责联邦、州和地方军队及警察对民众保护的缺失，声称暴力运动的蔓延是各级政府持续恶政的结果。萨帕塔宣布将废除运行二十余年的好政府组织（las Juntas de Buen Gobierno）系统，将地方自治政府（los Gobiernos Autónomos Locales）作为自治系统的基本结构。萨帕塔在农场、社区、村社等基层社区建立地方自治政府，提升基层社区抵御资本和资本入侵的能力。在基层地方自治政府之上建立区域集体会议，确保地方自治政府执行各项生产生活计划。出于安全考虑，在结构调整期间，原有蜗牛社区中心只对萨帕塔自治区内的民众开放。此外，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邀请世界各地的民众，参与十二月底至一月初举行的萨帕塔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这一变化，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学院长期从事土著研究的学者托佩特教授告诉我，这并不意味着萨帕塔运动终结或衰落，而是萨帕塔人在遭遇困境下的突围。谈到墨西哥，人们总会说，可怜的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这句话，透露出的是对美国支配下墨西哥国家命运的不甘与惋惜。然而，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正是在紧邻美国的墨西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土著人，却在跨越五百年的时间里，对支配他们的殖民者、独裁者和资本家发起着持续的挑战。他们的反抗，提醒着我们弱者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尊重、多元与包容的价值，更提醒着我们，在车水马龙、钢筋水泥的现代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二〇一四年后，我曾数次造访恰帕斯州，无数人向我讲述着萨帕塔的种种传说。在他们的眼中，萨帕塔不是一个人，他是五百多年来墨西哥人英勇不屈的象征。副司令马科斯是他的化身。率领数千名土著人在圣城建立属于土著人的自治社区，最终殉难在准军事组织枪口之下的胡安也是他的化身……在萨帕塔的身后，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热爱和平、坚持正义、永不断绝的太阳的子孙。英雄从未远去。（《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 美] 小约翰·沃马克著，胡楠译，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四年版） ...

邵善波：作为香港人看美国电影《内战》，比战争更可怕的是冷漠

 英国导演拍的美国电影《内战》（香港比较煽情地译作《美帝崩裂》）上映后收获了两千多万票房，反应非常好，但西方媒体炒作了几天后，就被冷处理。我鼓励港人去看看这部电影，理由除了电影中一个震撼的片段提到“香港”，故事也涉及一个香港人外，这部电影的内容对香港人而言也特别有意思，对香港正在面对的问题具有深层次的启发作用。电影的手法简单、平铺直叙，内容并不复杂。讲述的是美国发生内战，四个记者从纽约驾车去华盛顿企图访问总统途中的经历，以及到达后的所见所闻。涉及香港的一幕，是电影中最为震撼的片段。场景是一个地方民兵在一个乱葬岗旁边，持枪与几名记者对峙时，民兵问其中一名亚裔记者：“你是从哪里来？”，亚裔记者惊慌、惶恐地回答：“香港”，民兵就平淡地说：“哦，香港，那就是中国吧！”然后冷血地一枪将他打死。在这片段之前，另一名记者也被击毙，那是因为他回答，他是来自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地方（佛罗里达州的北部，是政治开明地区，不是南部，那是保守派地区）——其中一个记者向那个民兵申诉哀求：“我们都是美国人嘛”，民兵则反问：“（你们）是哪种美国人？”。这片段应该是整部影片中最为震惊及最令人不安的一幕，也是最能反映造成美国“内战”的背后原因，即美国社会严重的政治撕裂，这种撕裂是由身份认同的分化而造成。很多影评指这部电影没有交代清楚美国发生内战的原因，而影片中自由派主导的加州，伙同保守的德州而形成的“西部联盟”（叛军，或起义的一方）看来更是不合理。但导演兼编剧的英国人加兰（Garland），在一个访问中明确表示，这是他刻意的做法。事实上他这样做非常聪明，因为假如故事触及美国发生内战的各种政治原因，电影便会变得说教，被政治立场、意见、争议缠绕，成为一部意识形态电影。导演明显不想被卷入左派对右派、自由派对保守派、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争议是是非非，而是想赤裸裸地展示，美国在出现内战时，从一般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见闻和感受会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面对和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导演明确表示，在他的故事中，新闻工作者，即片中的四个主角，是忘我的、为公众的知情权、利益而奋斗的英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专业、客观、准确、不偏不倚地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中两人更是在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四名新闻工作者中，两名是摄影记者，两名是采访记者，但故事的重点则偏向以影像记录事件的两名摄影记者，可能在导演的眼中，他们所做的，才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作为观众，这套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两种冷漠”，一种是社会的“冷漠”，一种是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冷漠”。社会发生了重大事件，无论是美国发生的“内战”，还是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由示威演变成街头暴动的反修例事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对这些事情都有看法，但并不将事情放在心上。这是个可怕的现象，但也是个残酷的现实。对于现代社会、无论是什么制度，但特别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个重大讽刺及问题。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反映了这个现实：几名记者途经一个小镇，进入了一间商店浏览，店员小姐漫不经心地在看书，记者觉得很意外，就问她知不知道外面正在打仗。小姐头也不抬地回应：“那不关我的事。”同样地，当两名摄影记者互相问他们来自哪里时（都是美国中西部的地区），都说他们的家人并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正在（部分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不关心他们的工作。公民的冷漠是开放自由民主社会不能不面对的现实，也是自由民主体制的致命缺失，自由民主体制的理论要求公民积极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而这个理论及其要求均与如今现实严重不符。美国自诩有公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传统，这确实曾经是美国历史上社会治理的美德，现在一些中小型城市也还可以看到。但在国家出现广泛的城市化后，有了发达的大众传播，活跃的网络文化，信息也极度流通，言论也极度自由，市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却已变成神话。目前学生霸占校园抗议政府对巴以战事的政策的事件，也不能抹杀这个现实，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发生在加沙的事情，仍然只是看客，或是在旁边的议论者。现代社会的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实际参与，大多只沦为四年一次的投票动作，即使如此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仍不断下跌，已接近不过半的红线。冷漠的另一面，是导演在电影中强力反映的“新闻工作者”的冷漠，从那个资深记者对初入行的年轻女记者的提点和指导，就可以看到导演的这番苦心。这种冷漠是蓄意的，是这个专业的要求，也被认为是自由民主制度必要的组成元素。建立这个原则，是要让新闻界扮演的“第四权”为开放社会提供高质素、多元的信息。在言论、信息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让社会掌握基本事实真相，进而通过交流、商讨、辩论，让决策者达到理性及明智的最佳决定。这是自由民主体制理论的基本构思，但只是个神话，事实从来都不是这样。正如李光耀曾说（大意），西方人以为通过激烈的公开辩论，公共事务就会达到理想的决定，这完全是一个荒谬的程序。如导演的认知，即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英雄角色是真实的、有效的，民主理论是对的，言论、信息及新闻自由会能令社会达至较为完美（即使是相对的）的决策，美国就不会发生内战，也不会出现目前不能修补、无法妥协的社会分裂。然而面对目前网络文化的不断冲击，加上日益膨胀的人工智能，这些不论是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还是其他任何体制，都需要面对却又极难解决的一个困局。这部电影结构简单、剧情率直，但带出的问题和讯息很多，除以上的一点外，其他的讯息也很简单、直接、明确。其一，内战一旦发生，并无什么规矩、原则，或道德考虑，就可随意杀死战俘，包括最后捉到手无寸铁的总统。其次是不要问什么理由，或对方是谁，有人想杀死你，你就只能努力去杀死他。这是在一片段中，记者碰到一个正在与对方对峙的一个折戟手，向他提出问题时得到的回应。最后，很多观众可能没有留意，或起身离开得太早而没有看到，就是当这些叛军捉到总统后，礼貌地等到记者进行了他的采访后，就迅速将总统击毙，字幕打出时，他们正争相在尸体旁边打卡。新闻工作者的“冷漠”，在这片段里也进一步暴露。在他们在白宫内找到总统后，记者请求军人给他一些时间访问总统，他急急地追问总统有什么话要说，总统慌忙地恳求：“请他们不要杀我”，记者得到这句话后，就向士兵表示他的工作已经做完，士兵可以做他们要做的。看到这幕后，我怀疑导演编剧真正想传达的讯息，就是我感受到的“两个冷漠”。作为香港人，经历过过去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历程和探索，再到2014年的“占中”、2019年的街头暴动，这部电影引发我们去思考，香港回归后，企图引入西方的公开、公平、开放式，一人一票方式的自由民主选举政治制度，是否一个明智的决定。如香港及台湾的经验也是如此，那些在内地仍在鼓吹在中国大地也应该引入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的人，更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值得深思这部电影反映出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最后，希望大家能在内地看到这部电影。 ...

赵纪萍：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生成逻辑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生成发展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从理论渊源、历史实践和时代使命等角度把握其生成逻辑，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也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它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刻批判、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对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阐述，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合乎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等，为党带领人民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不断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沃土。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丰富养分，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重要理念，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恒久时代价值，让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内嵌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等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理念，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赓续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厚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性，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助力人类走向美好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理论和话语的垄断。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也因此长期被西方垄断。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的概念、核心内容、理论逻辑、实践经验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和阐释，为我们研究把握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理论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将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普适性”的一般经验和示范性标准，以致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还导致国家发展失序、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立足中国，解决中国问题，又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回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2.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不懈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作出了科学回答，体现了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清晰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正式确立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要在20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清晰擘画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要求，科学描绘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得出规律性认识。首先，立足中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推进现代化建设。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毛泽东同志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指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足国情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其次，在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三大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明确“新三步走”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作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把握日益深化。最后，紧紧依靠人民，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3.在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种复杂程度既体现在内部新旧问题的交织叠加上，也体现在内外因素的深度互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国现代化事业面临新的战略环境和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基于历史实践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将在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中不断丰富发展。在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中不断丰富发展。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间更加强调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等重大命题，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发展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才能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在“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必将不断创新发展。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不断丰富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如何保持自身肌体健康、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答卷，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带领人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用好“人民监督”这个法宝的基础上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理论成果。必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中不断丰富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一方面，大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出色表现，深刻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提出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要求；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国家极力维护不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剥削他国并遏制他国现代化建设。由此带来了一些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中国对实现现代化新路径的洞察力，向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世界价值也将不断彰显。（作者：赵纪萍，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教授） ...

姚啸宇：马南的欧洲故事

二〇一七年十月，在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杂志社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年多之后，一群欧洲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巴黎声明”。这份声明一经发布，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也引发了国内思想界的关注。它不仅否认欧洲一体化的成果，指出“欧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欧洲”，而且也对世俗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者提出严厉批判，认为他们建构的“后民族”“后文化”的秩序存在严重缺陷。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倘若要建立一个真正多元一体的欧洲，恰恰需要捍卫民族国家、重申西方文明传统的主体性，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社会的分裂和虚无主义的盛行。如今，距离“巴黎声明”的发布又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然而，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并没有朝向“多元一体”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相反，它走向了更加深层的极化和分裂。如果不加辨识，或许我们会简单地将“巴黎声明”视为一份右翼民粹主义传单，但假如跳出左右之争的意识形态藩篱，就会发现这份“声明”未必是一篇煽动民粹的宣言，而有可能是在对现代政治原则进行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上，为欧洲乃至西方文明危机做出的诊断—这份诊断书放在今天仍不过时，甚至更显其价值。可是，作为一份宣示立场的文件，它缺乏充分的论证，且过于言简意赅，这导致要理解“巴黎声明”的深层逻辑和它背后的思想资源变得颇为困难。为此，笔者将目光转向了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之一—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作为当代欧洲保守派知识人的缩影，他或许能成为我们理解该群体的一把钥匙。马南虽然时常对现实政治发表评论，但他本质上是一名学院派的政治哲学家。他曾跟随雷蒙·阿隆学习，并在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下钻研古典政治哲学。正是在这两位二十世纪思想巨擘的指引下，马南转向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卢梭、托克维尔，马南的视野横贯古今，其作品往往能让人感受到透达纸背的力量。作为一名法国学者，他在英语学界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其著作几乎都有对应的英文译本。近十年来，汉语学界开始注意到这位思想家，他的不少作品已经被移译为中文，但国内读者可能感到疑惑的是，马南的学术研究和他如今的政治立场究竟有何关联？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目光转向马南笔下的欧洲故事，转向他对“政治形式”问题的关切。在《城邦变形记》中，马南梳理了西方文明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诸种政治形式。那么何为“政治形式”？在马南看来，那就是一个政治体的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式”不同于“政体”。比如，在古希腊存在过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等诸种政体，但主要的政治形式却只有一种—城邦。城邦中有着真正的政治生活，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正义标准的争论和共同善的追求。每个城邦都是一个自足、有限且特殊的共同体，它有自己的边界和对公民身份的规定，可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政治框架中，人能够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他是一个城邦公民。通过参与公共生活他实现了自治，也实现了自身的自然天性，即成为一个“政治动物”。但马南认为，城邦这种政治形式也存在致命的缺陷。城邦内部总是存在平民和贵族、穷人和富人的斗争，而城邦作为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也始终面临着与其他城邦的冲突和战争，在实现自由和伟大的过程中，从中释放出来的狂暴力量最终摧毁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政治形式。继城邦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式是“帝国”。与城邦具有明确的边界不同，帝国追求无远弗届的普遍性，它试图将全人类都纳入同一种统治之下。通过征服和扩张，罗马帝国实现了城邦所无法企及的包容与和平。但是，帝国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它的政治性被大大稀释了。通过分析孟德斯鸠的罗马史论，以及西塞罗对加图自杀的论述，马南指出，帝国取代城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人的行动更多地源自个体本性而非共同本性。在帝國中，人们无法从共同生活中找到行动的依据，只能转向依赖个体的特性，德性变成了一种高度个体性和私人化的东西，这在城邦的世界中是难以想象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是因为冲出了政治共同体的自然限度，极度膨胀的帝国失去了它自身的政治形式，过于模糊的政治边界使人们无法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中识别出共同善的形式，也难以确定公民身份的内外之分。正是在城邦形式向帝国形式的演变中，公民被缩减为私人个体的身份，公共生活遭到了侵蚀和瓦解。在帝国统治欧洲的时期，也出现了另一种政治形式，那就是教会。教会和帝国、城邦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而紧张的竞争关系。首先，教会同样追求普世性，而且它宣称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普世共同体，这事实上动摇了帝国作为普世秩序的地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教会同时对帝国和城邦形成挑战。因为教会相信，由它的伦理原则塑造的人类之间的纽带，要比城邦中公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深厚，同时它也批判帝国的目的，后者试图通过追求政治的荣耀实现人性的不朽—而在教会眼中，唯一能将人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的途径只有灵魂的拯救，而非尘世的功业。严格说来，教会并不是一种“政治形式”，因为它本质上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本身就代表着对政治共同体价值的质疑，以及对政治生活限度的揭示，这一点在奥古斯丁的学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马南认为，即便在教会宣称自己拥有完全权力（plenitudo  potestatis）的时期，它也从没有在政治上统治过欧洲人。但这并不代表教会不曾给西方的政治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相反，它深刻塑造着欧洲人看待“人类联合”（human association）的方式，进而引发了西方的神学—政治危机。何为西方的神学—政治危机？马南提醒我们注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卢梭这些近代思想家对教会的批评。上述思想家站在尘世秩序一边，指出正是由于教会的存在，使得良好的政治生活无法实现。那么，西方文明是如何克服这一危机的呢？马南认为，它们依靠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我们知道，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绝对君主国就已经开始崛起，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王一方面拥有神授君权，能够在本民族的范围内获得臣民的忠诚，并且维持基督教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抵御教会的干涉，实现政治体相对于罗马教廷的独立。十六世纪，欧洲爆发了路德、加尔文等人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欧洲天主教会的分裂，同时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地域化、民族化，“基督教民族”由此诞生。这似乎消除了天主教秩序下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二元对立，从而解决了欧洲的神学—政治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教民族还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它之内依旧酝酿着危机。宗教改革的逻辑并不会仅仅止于信仰的民族化，因为它的目标是消除所有“中介”，最终实现个体和上帝的直接沟通。极端的主观化的结果，便是作为信徒的个人不仅不再服从罗马教廷，也不再服從本民族君主决断教义的权威，于是，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陆续陷入教派纷争和宗教内战。正是为了摆脱由信仰分歧引发的政治体分裂，实现真正的和平，欧洲人才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中立国家”。所谓中立国家，亦即国家权力的抽象化，将政治秩序从一切宗教、道德和精神秩序中剥离出来，国家权力建立在保护个人“自然权利”这种最普遍也最基本的目的之上，信仰和道德成为每个人的私事，在彼此冲突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立场面前，国家必须保持中立。通过中立国家，通过国家权力的抽象化，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了最终的秩序建构，也终于从漫长的政教冲突和教派纷争中获得解脱。自近代以来，依靠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欧洲文明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强势扩张，迫使其他所有的古老文明使用这种政治形式塑造自身，接纳来自欧洲文明的政治原则。然而，在马南看来，现代秩序的原则当中，恰恰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也正是这些原则的根基之上，生长出了如今的那个“虚假的欧洲”。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依托于“民族”（nat ion）的政治形式，马南认为，民族是对古希腊城邦的继承和完善，完成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它曾借助代议制实现了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的政治体的自治，同时也扮演着从特殊的共同体迈向普遍人性（humanity）的必要中介。但马南也注意到，民族的政治形式在当代西方已经岌岌可危，“欧盟”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民族”和现代西方秩序的原则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紧张关系。现代西方秩序的原则是“同意”的原则，个人或团体只能合法地服从他们表达过同意的法律和制度，但欧洲各“民族”的边界却往往是由非民主的统治者和政权奠立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秩序所立足的普遍人性观念本就反对民族将公民身份建立在特殊的出身、语言、宗教和文化之上，而民族也难以和抽象化的个体原则并存，因为后者本身就倾向于瓦解一切政治共同体。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令“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词声名狼藉。而随着西方阵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欧洲人更加相信仅凭个体权利就足以组织人类社会。可在马南看来，当下欧洲的危机，正是欧洲人无节制地贯彻抽象化原则的结果。正如马南在《超政治的世界？》一书中所表明的，当代欧洲人正试图以一种“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方式实现民主和人权，而民族愈发被视为一种过时的、压迫性的政治形式，是实现普遍人道主义的阻碍。欧洲人乐观地认为，有一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这股力量就是“商业”。据说商业的前提就是个体之间的平等，而商业文明的扩张必然推动建立全球统一市场，最终消除一切政治的边界。出于对普遍人性这一现代“宗教”的信仰，以及对商业力量的信任，欧洲人建立了“欧盟”。马南指出，欧盟被寄予的厚望，就是废除、克服民族形式，将欧洲合并为一个整体，以切断民族主义的根源。然而，欧盟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的确，欧盟的建立扩大了个人权利，但同时也削弱了公民权利—每个欧洲国家的决策愈发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愿，欧洲的命运越来越受到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官僚机构的支配，这些都使欧盟的秩序丧失了代表性，也失去了其人民的认同。不仅如此，欧盟无节制地扩张其边界，试图将那些文化传统和政体形式迥异的国家都纳入欧洲的版图，但结果只是在欧盟内部埋下冲突和仇恨的种子——如今的欧盟，已经沦为又一个“帝国”。马南真诚地发问，一种追求无边际的普遍性、“没有民族的民主”可能吗？人类可以只作为经济动物或道德主体，而不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忠诚成员而生活吗？或者借用卡尔·施米特的说法，人类有可能摆脱政治吗？所谓的经济竞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极有可能是一种被伪装起来的政治支配手段。他提醒读者，欧洲人的真正自治恰恰需要以某种政治形式为前提，对普遍人道主义的追求也只有借助共同体的中介才能实现。民族国家之于现代欧洲，犹如城邦之于古希腊，它产生了统一体，从而造就了生命意义的框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产生了“共同的事物”。欧洲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恢复民族国家的尊严，确立自己有形的政治边界。在《超越激进世俗主义》中，马南则反思了“中立国家”原则在欧洲的实践。在他看来，导致“虚假欧洲”的另一个因素便是如今盛行于西方的、无节制的文化多元主义。诚然，中立国家是西方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但马南强调，原初意义上的中立国家不等于“中立社会”，比如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虽然在国家层面长期采取世俗主义的政策，但法国社会并没有因此彻底世俗化，而是长期以来都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烙印。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塑造美国政制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其中自然环境的作用不如法制，而法制的作用又小于民情。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建构中立国家的目的，是消弭因教派冲突而导致的分裂和内战，但国家政制的运作、共同体的团结又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民情作为支撑。马南的论述揭示了西方现代秩序的矛盾之处：自由主义的中立国家、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恰恰无法与西方的文明传统分离，其之所以能得到维系，也正是由于它没有将中立国家的原则贯彻到底。但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欧洲人逐渐放弃了这种节制的态度，采取激进的世俗化方案，以维护个人和少数群体权利的名义，竭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并视之为一种进步的举措。于是，一切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都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然而马南认为，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做出选择的权利，却不能强制他们认可这些选择本身。相反，如果所有的生活选择都必须得到每个人的认可，那么生活本身将变得无聊且悲哀，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个人选择将无足轻重且没有意义。不仅如此，无限度的多元亦使社会的共识濒于瓦解，民族共同体在无尽的分歧和对立中遭到撕裂。更有甚者，那些公开敌视现代原则的文化群体也得到了承认，甚至凭借其少数派地位而拥有免于被批评的特权。如今困扰欧洲的身份政治、差异政治、难民危机，都只有在这一框架之下方能得到理解，同样地，也只有通过对激进世俗主义的超越，才有可能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马南和其他参与署名“巴黎声明”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称如今的欧洲是一个“虚假的欧洲”，是因为当下的欧洲已经抛弃了曾经支持自己生长的政治和文化载体，欧洲人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上的位置和身份。然而这并不仅仅是欧洲面临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发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他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激进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把美国从“民族熔炉”变成了“民族的马赛克”，使美国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性，长此以往，必然将美国带向文化的和政治的分裂。二十世纪末，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则提醒人们，对族群文化的过度强调，正在摧毁维系“美利坚是‘一个民族、一种共有文化、一个国家”这一认同的精神纽带。由此可见，马南所看到的欧洲的困境，实则是西方文明自身危机的体现。与一些人的印象不同，作为“保守派”的马南并不反对现代社会的诸种价值，相反，他自视为现代秩序的捍卫者。但马南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视野使他得以跳出意识形态的藩篱，看到现代方案的内在困难：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便旨在建立一个普遍的开放社会，对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世界而言，这似乎已然成为一个不可撼动、无须反思的目标。然而，欧洲的现实却在提醒人们，一个拒绝一切中介和形式的普遍秩序带来的只能是虚假的普遍，同样，一个没有任何限度的开放社会也难以在它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换句话说，现代秩序无法仅仅依靠現代价值维系自身，它不得不依靠某些前现代的遗产。对于西方而言，这些珍贵的遗产就是古希腊的政治形式和基督教的伦理原则。马南虽然否认自己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但他也认为，人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民粹主义运动，仿佛只要给它贴上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反动”标签，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对马南和“巴黎声明”的其他作者而言，民粹主义只不过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尽管可能是一种不明智的反应，但它毕竟表达了人们对“虚假欧洲”的反叛，以及对重建一个“可以信靠的”、真实的欧洲的渴望。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马南对此也心知肚明，作为一名西方思想史的专家，他和他所服膺的托克维尔一样清楚，在现代性的汹涌洪流面前，任何一种保守主义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拦阻者”，面对时代车轮的轰鸣，他们的言论也不过是一些无人倾听的独白。而他们能够做的，无非是将古老文明的遗产保留下来，等待某天有人能够重新将它们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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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信用危机的管理

在金融危机时资本市场塌陷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常规状态，一旦危机出现，救市的速度就要尽量快。两种投资应当并举。相对而言，投资创造货币是慢变量，相当于锻炼健身，货币形成周期较长；在资本市场购买存量资产，相当于静脉注射，能快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

李义虎：习近平“习马会”讲话是对台政策重要宣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和随行的台湾青年代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马英九先生时隔九年的第二次会面，但有两个备受关注的“第一”：习近平与马英九第一次在北京会面，习近平作为大陆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见来自岛内的台湾青年代表。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这场会见，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连袂出席，应该说给予了对方以最高礼遇和规格，因为这里是大陆最高领导人与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举行正式会晤或会谈的场所，也是早前大陆领导人会见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并举行会晤的地点；顺便说一句，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与他所在的江苏省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也是在东大厅。因此，在这里举行“习马二会”，并且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应该看作是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重要宣示。虽然这个讲话藉由会见马英九的特殊场合发表，但承续着2019年1月《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重要讲话、二十大报告涉台部分的基本精神、基本脉络，彼此间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笔者理解并认定是十八大以来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带有标志性的对台政策讲话，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又一次系统而生动的论述。总的来讲，讲话通篇以“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为主旋律，以“四个坚定”为核心论述，格局宏大、胸怀宽广、气势恢宏，同时立意深刻、言近旨远、语重心长。对此，新华社次日以“为两岸关系指明正确方向”为标题发表长篇综述性报导并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明这个讲话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根本遵循、指导方针和行动指南；同时，习近平重要讲话的内容公开报导后，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也获得国际间非常正面、非常良好的舆评。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切入点非常好，提供了完整精准把握两岸关系本质和趋势的历史方位和时空背景。总书记的讲话一方面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即强调“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又有“世界”这样一个横向的时空坐标，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我们有“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这样提供的历史方位和时空坐标，能够使人们对两岸关系的理解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也能够弄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和处境；也就是说，这样的格局和气势，能够使大家从历史的长度和世界的宽度去看待两岸问题、去处理两岸问题，既有助于打破“孤岛思维”和岛内分裂势力制造的信息茧房，改变被人为制造的两岸间信息不对称状态，又能够使我们自己从国家发展大局、民族复兴大局对待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事业，不是就台湾问题说台湾问题，不是就统一之事说统一之事；说到底，是能够“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其次，总书记在这个场合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实际上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和中华民族复兴高度论述大陆对台政策，提供了在中华民族这个更高的站位和更大的框架看待两岸关系发展的视角和方法。2013年2月，在十八大上任后第一次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总书记就明确提出了“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新论点，在随后不久（4月）举行的博鳌论坛上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时，再次讲到“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多个重要场合予以过重申，相关论述也有所发展。笔者当时就认定，“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将是习近平对台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并将影响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和制定，影响两岸关系的走向、包括两岸对话和谈判进程（这可见于有关采访和相关研讨会材料）。笔者坚信，跟以往大陆领导人更多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相比，习近平对台政策论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继承“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政策基点的同时，着重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并以此构建政策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果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着眼点是面向岛内蓝营民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则带有更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无论蓝绿白，超越蓝绿白，着眼点是面向台湾社会各个阶层、面向广大台湾同胞。应该说，这个观点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国家角度（虽然也包括这个角度），就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进行权威论述；换言之，在强调这一观点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视野看待两岸关系发展并就对台政策进行战略布局，在建立两岸政治互信和展开双方政治互动方面，在破解两岸政治僵局方面，都展现出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将两岸关系发展乃至未来国家完全统一放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范围，使大陆对台政策的包容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开放性达到了新的境界。这些从习总书记的多次对台政策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值得两岸各界认真领悟并真诚回应。第三，与“中华民族”的主轴论述相对应，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着墨很多、很重，是这个讲话的重要基调和底色之一。这既是对马英九一行在大陆由南而北一路参访探寻历史文化古迹名胜的回应，更是将大陆对台政策置于辉煌灿烂文明、悠久独特历史文化的场景之中。因此，这个讲话被认为有着深刻的“历史厚重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带有很浓的温情、很适的温度、很强的情感投射，有着可以共同进行对话的交集点和契合点。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基因和精神纽带，也是达成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习近平曾经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他多次对来自台湾的参访团讲，“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民族自信”，“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这些论点和论述明确和系统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华文化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力阐述了实现国家统一和促进中华文化复兴之间的紧密关系。毫无疑问，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命运与共，这句话带有血缘文化层面的天然含义，也是社会关系的根本体现。无论是大陆的中国人，还是台湾的中国人，抑或是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继承了共同的精神基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的基本内核和核心内容，已经内化为整个民族的品格和性格。中华文化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意义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两岸的和平统一需要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实现。多年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政治对话、经济交流合作受到人为的干扰，文化和学术交流虽然也受到一些限制，但仍然是尚能畅通的交流领域。通过两岸间的文化交流和心理对话，两岸同胞能够凝聚起更多共识，化解掉一些分歧，找到彼此间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两岸文化交流可以被视为两岸关系的粘合剂和连接点，能够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能够增进彼此间的情感，以此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第四，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定”是这次对台政策讲话的核心部分，“四个坚定”中的每一个“坚定”都有其对应的中心思想和主题，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连接。第一个是“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主要强调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同时，“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这里，既有立场底线的昭示，也预留着相当大的弹性空间。第二个是“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主要讲的是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特别是大陆的发展成果可以优先让台湾同胞分享，可以让台湾同胞获得更多的福祉和利益。“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第三个是“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强调民族精神、历史文化和“一家人”的定位，而“一家人”就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并且，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特别是“交融”第一次提出，比通常所说的“交流交往”有着更深刻的含义，也有着更深远的意旨，是达成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前提条件，也是重要的路径方法。第四个是“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印证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内在逻辑；讲到这里，会让人想到现代化事实上是两岸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结，因为两岸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进行了现代化，虽然道路和模式有所不同，但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功，且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福祉和实现社会进步。此外，讲话在这个部分还对两岸青年寄予了极大希望，欢迎和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过程，可以为实现这个目标贡献青春力量。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有前后两个地方专门面向两岸青年“倾心谈话”，特别是向台湾青年“温情喊话”；而且，他还当场邀请台湾青年代表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现场直接进行答覆。这些说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湾青年做工作，亲力亲为，把年轻世代看作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第五，总书记讲话的第二部分强调“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并就此展开了一段非常有内涵、有温情、有意味的阐述，实际上是对着台湾民众讲的，是总书记跟岛内民众的一次倾心谈话，值得专门解读。总书记说到，“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确实，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并最终实现两岸统一，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两岸人民的福祉，包括让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都过上好日子。应该说，这是总书记“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对台政策领域的直接体现，跟二十大报告涉台部分“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的论述高度一致、一脉相承，在这样的场合讲，也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展现出大陆方面团结广大台湾同胞、争取台湾民心的善意诚意，也表明大陆方面会采取更多实际措施造福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第六，总书记讲话虽然宏大和深刻，但还有时下的意义和现实感。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再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个何去何从、如何选择的问题。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要有正确的历史认知，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担负起共同的责任。特别是，两岸之间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拢在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概念之内，考虑解决的方案和路径，找到相互间最大的公约数和契合点。“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增进瞭解，累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应该说，这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很强的引领性作用，也包含着重要的政策信号。当然，民进党在岛内当政多年，迄今没有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也没有放弃“台独党纲”，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确实受到过一些干扰。但是，大陆方面有着坚定的信念，坚信两岸关系的时、势、义在我们一边，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握在我们手上。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同时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心放在面向台湾同胞、台湾社会，大力推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率先以我为主地启动和深化两岸关系融合发展。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我们都会大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多年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一贯认为，对于台湾任何党派、团体、个人，无论过去主张过什么，只要从现在起接受共同政治基础，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同其本着历史和解精神协商解决两岸间的问题。此外，还须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讲话中对于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干涉台海局势的举动，再度表达了严正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即要做到“坚定地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就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也就是要在新形势下更有力地开展反分裂反干涉的“两反斗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大反干涉斗争的力度和针对性。2024年4月初，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通电话的时候已向美方清晰明确表达了中方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要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希望美方把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不止停留在口头上，而更要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上。要求其厘清巴厘岛会晤到旧金山会晤的经纬，把“旧金山愿景”变成“旧金山实景”。这次在会见马英九的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明确表示“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再一次把我们坚持“两反”的严正立场做了一个更为有力、也更有针对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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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理：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围绕“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主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主任陈理。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指明了确保全党永葆初心、担当使命的根本任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把握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这一主题？陈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党要担负起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首先，这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形势越是复杂，挑战越是严峻，越需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再有，这是完成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迫切需要。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社会革命任务越艰巨繁重，越需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更加自觉地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最后，这是加强我们党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在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内存在的“四个不纯”问题还有待从根本上解决，这就决定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党要领导好中国式现代化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能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坚定了全党用好“第二个答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信心决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把握我们党“为什么能自我革命”这一主题？陈理：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我们党能够自我革命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并强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代表多数人利益还是代表少数人利益，有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富有自我革命精神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我们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因为不谋私利，我们党才具有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才能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这是我们党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党能够自我革命是由于我们党找到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正确途径。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这是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亡政息惨痛教训提供给我们的深刻警示。早在延安时期，面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之问，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保障。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我们党“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展现了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光明前景。新时代新征程，从实践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把握“怎样推进自我革命”这一重大问题？陈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涵盖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根本遵循、战略目标、主攻方向、有效途径、重要着力点、重要抓手和强大动力，构成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顶层设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一条，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这是“九个以”居于统领地位的核心内容，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动权，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第二条，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这一条深刻阐明了两个伟大革命的辩证关系，推进自我革命必须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必须更加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新时代最大的政治。第三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这一条强调的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把握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科学性、有效性。第四条，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这一条强调的是自我革命的目标导向，推进自我革命必须聚焦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个战略性问题，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条，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这一条强调的是自我革命的重点任务，推进自我革命必须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既常抓不懈，又集中发力，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确保党始终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第六条，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这一条强调的是自我革命的正确途径，推进自我革命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任务，坚持系统观念，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第七条，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这一条强调的是自我革命的组织保障，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第八条，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这一条强调的是自我革命要突出抓好的重点工作，推进自我革命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第九条，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这一条强调的是监督在自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开创新局面。（记者 张东岳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

习近平：携手引领中匈关系驶入“黄金航道”

中国和匈牙利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相似、立场相近。我们要坚持团结协作，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

陈明：建构文明叙事 提升话语权力——关于大外宣的一点思考

“自我表达不够清晰，攻讦应对不够有力，认同争取不够有效”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外宣主流的理论话语或者自外引入，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述自己，或者只是基于现实需要提出的口号片段，尚未形成系统论述，根本原因则是内宣话语，亟待与时俱进。话语权提升，舍文明论叙事建构别无他途。 ...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的新征程

要素成本上升与老龄化的挑战相互叠加，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能大幅提升效率，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甚至快速下滑。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都要大幅提升总要素生产率，重要手段是创新。 ...

林尚立：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发展的规律表明，民主化与现代化相生相伴，既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是现代化的使命之一；既是发展现代化的手段，也是发展现代化的目的之一。在领导和推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探索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民主，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力探索和建构在形态上能满足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发展和治理要求，在功能上能造福人民、和谐社会、兴旺国家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真正意义”的民主。这种“真正意义”的民主，不仅要真实，而且要管用，不仅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能实现国家有效发展。在建设“真正意义”的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创新便捷、有效的民主形式。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的人民民主，在价值引领上形成了人民至上、保障人权、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体系，在制度安排上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在权利行使上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行体系，在权力规范上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权为民所用的规范体系。实践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人民完全能够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同时，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必须完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同时具备“真正意义”的民主，确保了人民能够在国家治理全过程行使民主权利，促使国家治理全过程以民主方式、按民主程序展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形式。它根植于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形成于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就。比较世界各国民主化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有两条基本经验：第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系统形成了指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理念和思想。基于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以及对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实践探索的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民主以及人民民主如何确定其“真正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标准：“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主要是从上述方面来确定人民民主的“真正意义”，使人民民主成为具有内在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第二，坚持在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自主探索和独立创造，不照搬他国制度和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有生命力，不仅要看其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根脉。只有植于本土，才能生根发芽；只有根深了，才能枝繁叶茂。中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都是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自主创造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的。实践表明，这些独创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并在创造中国发展奇迹和中国之治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和实践表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坚强有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一方面，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实现、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另一方面，当家作主的人民依法、有序、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把民主实践贯穿党领导和执政的全过程，可以厚植党的领导的民意基础，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践表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理论才能深入人心，进而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确保国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党的执政才能把准人民脉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才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确保党同人民始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永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可见，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力推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为党和国家事业凝心聚力。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凝聚起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有效办法，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让民主实践融入普通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做到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说了算；同时，让党的各项惠民好政策透明化、公开化和民主化，成为人民群众可知、可感、可用、可完善的活政策。“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实践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顺民心、齐人心、强共识的强大政治优势和制度效应。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一定能把14亿多人民的所思所盼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起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创造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更大奇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未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社会活力，始终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自我变革、实现自我完善；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务，由此形成了其他类型国家制度所难以具备的平衡多元社会利益、建设共治共享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全面协调能力、系统保障能力和强大治理能力。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路径，即依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大力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变革和完善提供内在动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发展空间。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支撑和制度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的当家作主实践和主人翁意识，以及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和创造伟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证。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保人民群众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运用好、发展好、实现好。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也必然会在发展中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新要求、展现新期待。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和规范体系。始终立于人民这个决定性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使命的现代化。因此，必须在世界观上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价值观上坚持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地位；在实践行动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发展原则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使命担当上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执政实践中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遵循这些价值导向和实践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形成有机统一、共同发展的局面。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到民主实践的各方面、各环节，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完善，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赋能和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时，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这决定了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强大的领导力量保证，而且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保障。有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能做到方向正确、尊重实践、发展有力；有人民政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能做到主动自觉、依法有序、走深走实。只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方面、各环节，切实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和运行就能不断得到全方位的健全和完善，并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赋能和相互促进中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实践到位才能管用有效，健全完善才能激发优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不断强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属性，更加彰显其“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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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来明：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有活力、牵引力、竞争力的部分。只有做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

习近平：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

习近平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中法两国同属亚欧大陆，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一个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有着灿烂文化的彼此吸引，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

张杰：如何科学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与改革突破口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机制究竟是依靠消费驱动还是依靠投资驱动，这不仅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政策制定者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研究问题。 ...

陈向阳：新征程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在创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保发展成效卓著，新征程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应强化统筹、注重创新，高标准打造依托“新质战斗力”的高水平安全，有效保障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安全支撑。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时代的鲜明标志与重大原则作为新时代具有标志性的原创性战略思想，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贡献，“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期应运而生、不断提升，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经历了以下五个时间节点：一是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阐述了“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其中“五对关系”之一便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二是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三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四是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全会报告首次设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专章，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五是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个坚持”，其中第四个便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发展和安全都是“国之大者”，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必须同步推进。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有机融合，把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 一起部署，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二、“统筹发展和安全”演进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大会报告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由此上升为管总的原则，不仅要长期坚持，而且要创新发展，具体体现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十大报告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设置国家安全专章（十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即“五大要素”），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即“五个统筹”），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既是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最新理论发展，也体现了对新征程上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的最新实践要求。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当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一个便是“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第四个则是“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包括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会议强调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由此可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行之有效的重大原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已演进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我们不仅要坚持统筹，更要注重创新，要在“高质量”和“高水平”上开动脑筋、下大功夫，应自觉对标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高水平安全所需要的“新质战斗力”。三、打造依托“新质战斗力”的高水平安全，保障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1月31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与此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充满新意、极富远见，为新征程上推进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202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重点有四：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优化航天布局，推进我国航天体系建设；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网络安全能力；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要把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特征，加强集成创新和综合应用，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生动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极具战略性与前瞻性，为新征程上打造依托新质战斗力的高水平安全指明方向。新征程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发展对应的是生产力，安全对应的则是战斗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新质生产力”，相应的，高水平安全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将是包括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和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在内的“新质战斗力”，其更加注重科技赋能、主动塑造、制度创新与战略运筹，为此就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作为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把“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的重要内容，对国家安全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为打造高水平安全指引航向。工作部署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包括：一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二是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三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四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今年3月12日正式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工作任务中也提出了相关明确要求，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标本兼治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包括“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提高网络、数据等安全保障能力，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包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夯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增强风险防范、应急处置和支撑保障能力。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做好洪涝、干旱、台风、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防范应对，加强气象服务。严格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安全监管。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回首过去十年，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源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展望新征程，我们应进一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有的放矢、扬长补短、开拓创新，着力打造依托“新质战斗力”的高水平安全，有力保障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高水平安全新篇章。 ...

习近平：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

2024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点。我此时来到法国，带来来自中国的三个信息。中方愿同法方传承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合作。中方愿同法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

陈筠淘：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方身份政治困境及其出路

身份政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自由主义公民政治不仅不理解身份政治之所以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更企图以形式平等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因而难以突破身份政治的困境。唯有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身份政治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

彭森：坚持解放思想，直面中国发展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必须要用市场化改革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道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是一个发展的命题，也是一个改革的命题。真想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坚定不移的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因为新质生产力本身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必须要变革与它不相适应的市场关系，就是用市场化的改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

胡泳：知识生产的“再启蒙”时刻：人工智能对科学三元结构的冲击

人工智能推动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的兴起，改变了人文研究的理念，为我们提供看待过去和现在文化的新方式。然而，在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彼此需要之际，人工智能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联系却在逐年减弱。我们迫切需要一场双向运动：人工智能必须更加关注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家也必须更加关注人工智能。 ...

侯惠勤：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不仅是基本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更是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区别。要彻底推倒西方“工业社会”理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同一工业社会的“两个品种”观点，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进行理论辨析。以贯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两方面的人的现代化为基轴，阐明现实人类利益引领历史发展由以往的隐性转向当今的显性，具有历史自觉才能开创现代化新路，“自由个性”社会是超越资本主义物化个人的人类文明方向，从而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是本文的目的。【关键词】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物化个人和自由个性 自发自由和自觉自由 伪集体和真实集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个科学的概括。它表明现代化绝不止步于西方现代化，表明各国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但是，“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似可以归结到只有一种工业化。“工业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之一雷蒙·阿隆于1953年就提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普遍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终将发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是同一类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进步工业社会）的两个形式”，把两者视为对立的两极不过是“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这也是包括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等在内的西方“工业社会”理论和未来学派，以不同方式所表达的共同见解。破解单一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误导，才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同一社会类型”的两个形式，而是根本对立并最终超越、取代的关系。这是准确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一、近代“工业”的科学定位及其决定的两种工业化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思想观点的过程中，对于近代工业的认识也逐渐达到科学。他发现了近代工业的两重性及其内在对抗，即作为资本谋利的手段和作为人类拥有的空前强大的自然力量有条件的统一，并从中揭示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1.为什么近代“工业”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与资本的主导作用不可分割。在私有制经济诸要素中，资本是唯一能够摆脱等级制约束的纯经济活力。社会化分工、世界化市场、革命性技术和工具变革，都是资本持续驱动下的必然结果。资本的这一驱动带来了两大经济后果：其一，财富形式由有形转向无形，由有限转向无限，“动产”取代了“不动产”，使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其二，劳动形式由“依附”（具体）转向“契约”（抽象），劳动者由被束缚于土地状态转向自由流动状态，使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日益彰显。这些后果不改变私有制的私人占有性质和剥削的本性，但能使私有制追逐财富的动力和手段更为明确强大，其包容的生产力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毫无疑问，资本的发展必然要求形成与这些经济后果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应运而生。一方面，机器大工业充分满足了资本逐利扩张的需求：其机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预示着生产规模无限扩张、财富无限增长的前景；明晰的社会分工和严格的流水线作业不断开拓生产效率跃升的空间；雇佣劳动制确保了资本对于劳动力支配和选择的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实现了资本运作的货币化，使财富成为普遍性的存在，可以无限积累和无障碍流动；工业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使劳动成为抽象性的存在，可以在商品市场流通。一句话，近代工业确立了资本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地位，开创了工业资本引领的世界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工业化进程。对生产工具及技术的不断改进，对阻碍生产效率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对安于现状局面的不断打破，是资本逐利本性的自发驱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从根本上说，在工业资本的主导下，市场的不断开拓，贸易需求的不断增长，直至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变革。近代机器大工业最终成为引领现代化发展的生产方式，工业社会相应地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2.近代工业为什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割任何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在代表它的阶级推动下实现的。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是革命（统治关系变更）的客观基础，也是维系统治关系的历史基础。从根本上说，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为执政提供物质支持和硬实力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和物质交往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打造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近代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随意割裂。这里的关键，是科学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矛盾，两者既具有“异质”（对立）性，也具有“同质”（统一）性。就同质性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反映人类物质生产规律的科学范畴，都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一致的历史范畴，是“思想”和“利益”统一的真理性认识。其中，虽然生产力偏重于生产实践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技术的分工与运用，但绝不是“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和纯自然关系，而是体现了人的发展程度和存在方式的客观现实；而生产关系虽然偏重于生产实践中的人与人关系，但也绝不是可以随意构建的社会关系，而是最终由生产力决定、不可自由选择的客观关系。就异质性而言，生产力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的现实普遍利益和客观要求，而生产关系则有一个从与人类现实普遍利益大致吻合到随着特殊利益的分化、分离而发生对抗的过程。因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由基本适应到对抗是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规律。这种矛盾关系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历史过程中具体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不能以非历史的“好”“坏”加以拆分，更不能以非历史的主观想象去进行所谓“完美”的“组合”。资本借以拓展社会化生产力的手段有：用世界市场的力量打破各民族的地域分割，促进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范围不断地进行优化组合；用不断创新的方式解放生产力，从生产工具到流通方式，从管理模式到服务保障，都处于永不停顿的变革中；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解放劳动者，使之成为与资本一样，可以“自由”流动、“自愿”出卖劳动力的独立个人和交易契约方。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资本成为第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力量，现代化始于资本主义确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资本释放的社会化生产力，仅限于“物的要素”，而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在这里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即商品化的工人。可见，资本主义与社会化生产力的对抗，是生产力社会化突破物的层面而向生产主体的社会化跃升的必然结果。生产方式是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统一的历史界限的重要依据。这个界限是否已被突破，一是看现有生产方式还能否包容不断形成的新生产力，二是看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历史地形成和历史地改变的过程，是否已经到了被历史地取代的时候。但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变革是历史过程中的质变，生产方式最终会落脚到特定的工具形态上，此时这种工具形态和生产关系处在一体化过程中，不可随意拆分。这就是说，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试图通过价值上区分“好的”生产力和“恶的”生产关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工业，实现社会主义，这只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想。马克思通过对圣西门的工业主义的批判，宣告了“工业救国”论的破产。“圣西门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象资产者想把他的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工业孕育的新生产力，是违背资本本性的；代表这种新生产力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现代无产阶级，但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工业创造出的新的生产力不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不能静态地认为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组合体，实际上，生产方式包容的生产力并非单一而是多重性的。在其内部不断成长的新生产力不属于该生产方式，而属于新的生产方式。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决定了两种工业化和两个代表阶级，决定了客观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3.为什么近代工业孕育的新自然、社会力量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是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因此，生产力的质变不仅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换代、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换主上，还表现在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劳动者自主性的升级上。生产力和相应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人的解放，历史也日益呈现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近代工业在其内部孕育、呼唤出的新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人的存在新形态，它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预示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前景。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它并不是为人类所掌握的伟大创造力量，而是以外在于人类的“物的力量”支配着人类活动。马克思借此解开了使以往的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异化”现象之谜。“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须指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以人们不能驾驭的自发、盲目的方式发生作用，不仅是认识上的滞后，更是力量组合方式上的局限。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是劳动者自觉组织起来形成的社会化生产力，而是服从资本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需要而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必然以外在的强制性作用于人类。所以，生产力的作用方式问题，不仅是主观认识，更是客观属性，牵涉到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与性质。资本主义工业化形成的强大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不为人类所掌握，就在于它从根本上颠倒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习惯从物（自然）的属性方面看待劳动及其产品，把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都视为物质要素，而资本则是盘活这些要素不断创新生产活动的力量。因此，“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这样，资本就成为现代劳动中最具活力的因素，理所当然成了支配劳动的力量。但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死劳动”，而现代劳动的真正活力、创造力来源于“活劳动”，即工人正在不断进行的活动。因此，“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马克思由此科学区分了两种工业化的界限。“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可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不仅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也是两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彰显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形态。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1.如何理解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确理解极为关键。不能将各国现代化具有的共同特征，解读为生产力层面上的同质化，而中国特色只是生产关系、甚至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特殊性。这种解读不能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并没有跳出只有一种现代化、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基于两种生产方式对立上的两种现代化，是根本性质不同的现代化。实际上，从趋势上看现代化的共同点，不是“趋同”，而是此消彼长、新陈代谢的大方向。我们坚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有机统一，一句话，马克思预言的人的“自由个性”前景，虽是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发展方向，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企及的彼岸。因而从当下两种现代化的现实看，现存的共同点只能是关于现代化全球性问题及其挑战应对方面的抽象共识，以及相应的基于现实利益需要的妥协，而不是实质上的趋同，不是现实道路的合流。就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不是唯一的现代化，而且是必然要被超越的现代化。现代人格是现代化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归根到底表现了人的两种自由状态。超越资本主义自由、实现“自由个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文明优势。2.两种工业化的对立：资本主导与人类现实利益主导资本主义工业不是单纯的技术形态，而是由资本逐利主导的生产系统。因此，从产业布局到技术掌控，从企业生产到市场拓展，从国内买卖到国际贸易，都充分体现了资本的“意志”。这就是说，学习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不等于照搬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从资本主义工业中拆分出某些单纯的技术、产品，拿过来为我所用，但其在整体上不可照搬。把资本主义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普世模式和必由之路，支撑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知。实际上，正如历史不断表明的，资本主义工业不仅制造自身的“两极分化”，而且在向非资本主义区域扩张的过程中，制造出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即我们今天概括的“南穷北富”。历史表明，西方工业化扩张的过程并没有带来欧美“先进文明”的阳光雨露，相反，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总是腥风血雨。深究下去，不难发现症结在于资本的本性并非自由平等的竞争和发展，而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因此，制造两极分化和走向垄断是其必然趋势。其一，自由竞争的确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活力所在：由自由竞争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逼迫资本要不断地创新，否则将无法获取超额利润。但是，即便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这种自由竞争也仅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超出这个范围的海外贸易则始终是资金、技术优势下的商品倾销，是价格垄断。因此，西方工业化的扩张，必定是非资本主义地区丧失独立性、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沦为列强附庸的殖民化过程。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深刻指明了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后果：“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发展中国家以丧失独立、平等、自由的代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被奴役，就是“西风东渐”的“功绩”。其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垄断本性由隐性转为了显性。金融资本取代了工业资本，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使得资本获利的竞争由商品生产和贸易转向了直接的资本运作。拥有优势的金融资本力量完全垄断了“超额利润”，而为了维持这种垄断利益，资本的驱动力已经不在于创新和开拓，而在于霸权和侵略。“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侵略性暴露无遗，“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一再被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所证明。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工业所包容的社会化生产力，是基于垄断利益之上的自我封闭体系，因而不能普及、不可持续。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坚持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抗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元化，否定互利互信、合作共赢，一再掀起试图阻挡世界潮流的惊涛骇浪，充分表明由资本逐利引领的现代化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属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属于社会主义工业化。3.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虽然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上始终坚定不移，因而特别地清醒认识到，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我们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出一条和资本主义不同的道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其基本精神是强调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识。进入新时代，我们终于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关于这一现代化特色的完整理论和实践依据，为人类的现代化和文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非普世性认识的新飞跃，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2017年年底首提“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极具前瞻性地预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较之“十月革命”后一个世纪以来，更为巨大、复杂和深刻的大变革。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从运动向现实国家转变的新纪元，那么，今天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逐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时代。透过历史的曲折显现的，是随着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世界走向瓦解，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性衰落。而以人类的现实共同利益为基础、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变革尽管艰难，却不可阻挡。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作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半年后，习近平又作出了“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重大判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定位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变局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正以自身和平发展的稳定性，为充满变数、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当代世界注入稳定性。必须指出，我国为促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和行动，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等，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从指导思想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还是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到实践中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互利合作、公平竞争，还是单边主义或假多边主义、“双重标准”“长臂管辖”，其根源在于人类现实利益至上，还是资本逐利至上。这就是说，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还是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本质区别，成为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利益导向，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驱动力的观点，绝不是意识形态的说教，而是客观真理。无论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态度如何，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观点，大致上还是赞同的。只是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为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时，需要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马克思对此有个经典的论断，他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把握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益定位是正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成果，也就是现实的人类利益，而生产关系不过是以此为基础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统治阶级（即阶级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利益；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必定以人类现实利益的需要为依据，变革原先的利益格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雄辩地证明了任何特殊的私人利益都不神圣、不至上，只有现实的人类利益即人民利益才高于一切。无可否认，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决定作用在以往历史过程中是被遮蔽的，显现出来的是不可一世的剥削阶级特权利益，尤其是资本逐利的权利，它们被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自然权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虽然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历史的真相，但在资本引领时代发展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一重大的历史遮蔽还未能真正去除。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特征就是现实人类利益的历史决定作用开始从长期的历史遮蔽中显现出来。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马克思在谈到阶级存在的原因时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个“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就是开始出现剩余劳动、但生产发展还不充分的历史时期。因此，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人类的现实利益集中在促进社会生产快速发展上，这也是能否允许剥削和特殊阶级利益存在的界限。然而，资本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质变，即从聚焦发不发展转向聚焦发展的协调平衡。这意味着特殊的狭隘利益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现实的人民利益引领历史发展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因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呼唤开放、包容的社会化生产力，资本引领的社会化生产力必然式微。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通向“自由个性”社会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莫过于下述问题：社会主义是（如哈耶克所说）“通向奴役的道路”，还是如马克思指明的，社会主义是通向“自由个性”之路？哈耶克之流把财富私有、资本逐利引领和个人主义视为个性自由的保障，而马克思则把消灭私有制视为体现“自由个性”社会的必由之路。两种观点泾渭分明，关乎根本理论，没有混淆、妥协的空间。1.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是有个性的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物化的“抽象的个人”这一判断有着无可辩驳的历史和学理依据。历史方面的叙述前面已经涉及，这里再从学理方面略加展开。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偶然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个性首先是自主性，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其中最根本的是生存和交往的自主。然而，“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作为雇主的资本家和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其交往都必须遵循商品交换规律，他们是被“抛进”商品运动中的，而不是自主选择的交往方式。如何交往、如何实现交往，都是外在于个人的，因而对于交往者而言，都是其无法控制的偶然性。这种商品化的人在强大的私有制商品交换中只能是“偶然的个人”。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片面生存的“单面人”。在马克思看来，个性必须具有丰富性。“物化的个人”是形式上独立自主，实质上被“物的依赖关系”支配、已经商品化的“贫乏的人”：人的多样化发展需要被窄化为“物的占有”的无穷欲望，蜕化为动物式的本能需要。人的社会化交往需要被物的利益交往所取代，没有真实的集体、没有真正社会化的人，表面上人来人往，实际上是“物来物往”“商品在飞”。围绕着私有财产，人的精神追求和五官感觉全面蜕化；对于资本家，除了“发财”就没有快乐，除了“破产”就没有痛苦；而对于工人，全部人生苦乐均系于能否成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上。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单面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孤独性注定他是没有个性的抽象的个人。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不超出“人自身”的自闭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个性还需有自我超越性。“物化的个人”是丧失了自我超越能力，沉溺在贪欲和感官刺激的快感中，没有人的精神生活的“精神动物”，个性从何谈起。把这种自私自利、自满自足、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人视为“有个性的人”，把个人利己主义下的去中心、多元化、相对性视为“精神自由”，把不依附、独往独来、自我中心、我行我素视为“现代人格”，把物化的个人视为本来意义上的“原人”，成为资产阶级构造的道德高地，是资本主义社会依托的价值支撑。本来，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现代国家”绝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投票民主、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绝不是所谓“民主国家”的普适标准；个人至上、自发自我、权利本位等，绝不是“人权”的根本标准；程序正义、机会平等、契约关系等，绝不是“自由平等”的实质要求。但是，以“物化的个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确立了（掌控资本的）个人是最高的价值本位，人权就是个人权利本位，民意就是投票表达的个人意愿，民主就是投票的大多数决定执政党，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推动“物化人”的天然合理性，从理论上说，有两个关键点：其一，人性能否改变、怎么改变；其二，是“自发自然、自发自由”还是“自觉自然、自觉自由”？资产阶级打的是自发牌，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自觉创造历史的方向。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人类历史活动是有方向、有规律的，这就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在不断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创造出人本身。这是一个不断超越动物本能、不断走向历史自觉的过程，也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推进人类发展这一方向的社会主义诉诸自觉性，而试图阻挡这一历史趋势的资本主义诉诸自发性。正如列宁所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今天，需要加强对于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必然性研究。2.自觉的现代化是通向“自由个性”社会的必由之路自由个性要求的自主性、丰富性和自我超越性，注定了它的形成是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有机统一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化生产力、社会交往方式向人回归的过程，因而这必然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在物质资料生产的现代化上还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它在人的现代化即自由个性上则是毫无作为的。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自觉性。阶级的划分是自发形成的。为争夺生产尚不够发达的有限剩余产品，必然形成少数垄断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剥削者，以及丧失生产资料和生存物质保障的穷人。但是，尽管在今天，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已经逐渐消除，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足以维持全体人民的物质生存需要，然而阶级的划分依旧在历史的惯性轨道上滑行，不可能自行转轨。这不仅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还因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现今世界的通则，放弃的任何利益都会被其他竞争者通吃，现实的利益格局依然是两极分化。出路在于可以“通吃”的赢者放弃通吃，主动让利扶助弱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思路对于资产阶级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对于以消灭阶级为己任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则是天经地义，是自觉努力的方向。利益的固化是自发的，而打破这种固化则必须有自觉性。推进国际关系更加公平合理，就是要破除世界利益格局中日益固化的垄断利益。美国等利用其经济、科技的优势地位，通过单方面“制裁”，甚至是超经济手段的“长臂管辖”，极力维护其对于“规则”制定和推行的垄断，对于现行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地位的垄断，以及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垄断等。我国倡导的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能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我们不搞赢者通吃，而是调动各方积极性，兼顾各方利益。不是着眼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发展战略上，以互联互通的基础建设为纽带与各国、各区域发展需要和特色对接，不搞强加于人；在合作项目上，坚持互利互惠，务实顶用，不搞花架子，充分关照合作方的实际需要；在组织实施上，以科学、优化、高效为追求，争取最大的合作利益。这既不是恩赐，也不是风险，而是真正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利益最大化。根除权力腐败、实现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需要自觉性。现代社会尽管在未来方向上分歧明显，但对于防止国家公权力腐败却有极大的共识。具体地说，普遍认为国家权力有自发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西方认同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观点），因此必须通过惩办和制度约束防止权力腐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歧见是，腐败能否根治、国家能否“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将随着阶级和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而固守私有制“万岁”的资产阶级对此自然矢口否认。表现在反腐败的大思路上，西方的立足点是“抑制”而不是“根除”，而我们则是“治标、治本”并行，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大思路，最终达到治本的目标。掌权者能否做到“不想腐”，这不是个人品格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社会品格前景。人类正在创造新世界，新世界也在不断造就新人类。人类不会永远被私有观念束缚，“两个决裂”是历史的必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人类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觉革命实现。不容否认，每个时代都有超越一己之私的道德“圣人”，但在以往历史中，这只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个人行为；而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则是不断壮大的千百万人的行为，这是“不想腐”的深厚历史根据。让人类在阶级剥削和权力腐败前认命，是资产阶级崇拜自发性的利益基础。遏制欲望膨胀、拓展需要和情感空间需要自觉性。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于地球生态破坏的历史欠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历史灾难有目共睹。但它对于人类自身造成巨大祸害，即人的需要向动物的本能蜕变，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和感官享受的恶性膨胀，完全挤压了其他的需求，则较容易被忽略。把享乐主义等同于快乐人生，把疯狂敛财视为人生价值，今天已经内化为许多人的人生信条。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恶果，较之其造成的“两极分化”的恶果，可能更为艰难。这不仅是一个蛋糕做大分好的问题，还是一个蛋糕做多大、怎么吃的问题。如果现代化就是一味把蛋糕做大并尽可能合理分配给个人，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现代化与人的发展就毫无关系。这是典型的把物化当成现代化的迷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并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也不完全表现在利益分配上，而突出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共产主义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各取所需”，更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一个物欲横流、欲壑难填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各取所需”的。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眼界，关键在突破私有化的利益和观念，从自私自利走向“天下为公”。这样，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就必然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双重自觉变革调整的过程，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平等交往两大难题。历史已经证明，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格局及其思想观念，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有力领导，有先进理论及其对于人民群众的有效武装，有自觉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坚定性。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现代化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而把现代化建设作为谋求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实现方式，因而必然是保持自身独立、以人民为中心、不当外国附庸的现代化。它不仅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造就了中国人民自信自立的现代人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现实人类利益的奠立颠覆了私有利益的至上性。虽然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人民利益的现实性，但从理论到实践毕竟是巨大的飞跃。人民利益的现实性需要联系具体实践在理论上再阐发，行动上再整合，过程中再调整。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关键。其一，在领导人民不断前进中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牢超越一己之利的现实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带领人民不断胜利前进，不仅是获得广大人民拥护的唯一方式，也是群众把个人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相联系的唯一途径。把个人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中把握，是人民群众摆脱狭隘眼界、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关键。带领人民不断胜利前进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提供了认识历史规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历史转折点”之所以隐含了历史规律，就因为它把通常情况下历史未来的多种可能，简化为两种对立的前途，将人们推向了“何去何从”二择一的十字路口。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国既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排除一切干扰，化解风险挑战，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坚定推进时代潮流。这种彰显历史主动性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狭隘眼界的过程。其二，以共同的事业凝心聚力，建构超越自我中心的社会基础。党的作用在于让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自觉为之奋斗，组织人民投身共同的事业是基本形式。只有让人民群众突破个人、行业、帮派的特殊性，把他们的苦难、出路和任务上升到普遍高度，他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共同利益的存在。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通过人类解放事业培养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整体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为世界谋大同，领导了涵盖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一以贯之的伟大社会革命，有效地组织、动员了人民群众。中国人民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不但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而且对于小家和大家、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爱国情怀，已成为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其三，以党自身的伟大自我革命，揭示人民根本利益整合的现实途径。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多元和相互冲突，使人们迷信个人和特殊的党派利益不可超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整合。这种利益的整合要成功、有效，关键在一个没有一党之私、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能否有这样的政党，如何建设这样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意识形态的重大争论。从履行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而言，共产党的确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这一无私品格的集中体现，就是自觉而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自我革命要将切断党同一切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关系，作为检视党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尺度。我们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一方面彻底清除权钱交易的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共产党员的奉献、奋斗精神，使利益的导向归结到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培养。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利益就能成功地整合并得以实现。（2）人民共同意志的确立推倒了形式民主的唯一性。打破抽象个人需要的片面化，必须拓展人的精神发展空间。事实表明，否认超越个人心性的可能精神空间，是现代西方人性论的重大缺陷。它使得历史活动的重大是非丧失了客观的价值坐标，在强大的利益博弈中只能听凭内心软弱的“道德命令”。进一步说，它还使人们丧失了精神上超越自我的客观根据，沉溺于自满自足的幻象中。如果说，否认人民根本利益是抽象个人存在的物质支撑的话，那么，否认人民共同意志则是抽象个人存在的精神支柱。资产阶级虽然崇尚个人主义，但它在上升时期还是以各种方式对个人至上有所保留。德国古典哲学自不待说，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也提出了民主并非形式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要体现“公意”，即遵循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数。“公意”不是个人现有的散乱意愿的叠加，而是具有引领作用的普遍意志，因而是对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抑制。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法说清楚，“公意”（包括黑格尔使用的“时代精神”）是怎么来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个“奥秘”：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普遍意识”则是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意识，这种普遍意识对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只是天才的猜测，而对于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则是自觉的阶级意识。人民共同意志的科学阐明，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可能，而且为打破个人自我封闭的精神空间、开拓人的精神发展的无限境界开辟了道路。人们以往道德修养的动力，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训条，缺乏现实内在要求和客观评价标准，不仅约束力弱，也没有多少精神拓展的空间。人民根本利益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确立，表明个人的自发意愿并非天然合理，个人与人类的发展前景并非天然一致，因而把立场选择鲜明地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诉求，而是如何做人、如何成人的生命意义所在。“超越自我”“向人民学习”不仅成为先进分子的自觉行动，也成为每一个不愿意落后于时代的人的内在要求。人类因此真正开创了精神自由的空间。（3）人类的“真实集体”创建打破了自我中心的封闭性。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社会性存在，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这些共同体并没有平等的社会交往，而只是生产方式的载体。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这是徒有虚名的“伪集体”。这就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阶级社会的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社会化的人与非人的现实矛盾。仅看到其非人的一面（如费尔巴哈），无视现实的生产关系体系而臆造理想化的伦理共同体，只能陷入空想；而无视现存社会非人化的一面（如亚当·斯密），就会把资本主义冒充为合乎人性的自然制度，陷入资本的幻觉。打破人的存在二重性，在变革生产方式的同时，构建新型社会交往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构建真实集体的基础是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相协调。换言之，商品交换原则不是全社会全覆盖，不是社会交往的最高原则；不是个别商品生产者无条件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总之，是人民至上，而不是商品至上，这就为真正的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限制商品交换原则在社会交往关系上泛化，必须培养新型社会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在于，它兼有执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行使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作为最坚定、最强大的社会实践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作为一个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党，它不仅依靠掌握国家权力领导群众，更是依靠自己的远见卓识、牺牲奋斗精神和服务人民的作为获得人民的拥护。98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既是率先垂范的先进分子，更是脚踏实地的普通战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推进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且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等交往中创造人的全面发展条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我们正在做西方现代化做不到的事情。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2]《列宁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2017年、2020年、2022年。[5]〔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侯惠勤（194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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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军 张毅：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必要性、基本框架与主要途径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是经世致用之学。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演变的历史、学科体系的完备以及理论体系的发展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现有的评估知识体系主要有两方面不足：一是评估知识体系构建之初主要是引进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公共政策评估体系迈入体制机制建设深水区，组成知识体系架构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不适用性越来越突出；二是重大政策和实践导向的本土化评估理论取得较大进展，适用性较强但普适性和学理性不足，无法对更高层次的知识体系构成贡献。由此，从宏观层面刻画和明确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框架与构建途径，引导理论创新、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尤为必要。 公共政策评估在中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应用可以追溯到汉代以来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与20世纪建基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上的公共政策评估并驾齐驱，是公共政策评估应用的两条源流之一。作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评估在中国的应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后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估需求和评估实践推动了可行性分析等促进科学决策的专业工具方法的引入，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且于1983年正式纳入建设项目决策程序。公共政策评估理论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于2000年前后展开，经历了从国外理论引进、规范和制度层面的理论探索及至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通用框架构建等阶段。总体来看，现有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主要有两方面不足：一是评估知识体系构建之初主要是引进西方的评估理论，随着中国公共政策评估体系迈入体制机制建设深水区，构成知识体系架构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不适用性越来越突出；二是重大政策和实践导向的本土化评估理论取得较大进展，适用性较强但普适性和学理性不足，无法对更高层次的知识体系构成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制度化推进的评估实践积累了大量应用型知识、经验和做法，但分散于政策法规之中，在术语使用、概念内涵等方面缺乏一致性，应用知识的普适性不足制约着领域之间、研究与实务之间的知识迁移。与此同时基于评估问题和实践的应用知识也未能有效地按照学科框架积累生成理论和体系化的知识，不利于知识生产、知识集聚和知识体系的深化发展。由此，从宏观层面刻画和明确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框架与构建途径，引导理论创新、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尤为必要。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构建要在遵循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演进的共性和客观规律基础上，发展内源于中国命题且兼具适用性和包容性的知识体系。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了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与学科基础，其次以斯科特提出的制度三大要素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作为框架，分析西方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在政治制度、价值观、文化传统三个方面与中国国情之间的不适应性；再次探讨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指导思想、中国评估实践的理论归纳与提炼、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创造性转化、西方理论的兼收并蓄以及知识生产制度、知识生产环境等方面，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主要途径。一、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与学科基础作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评估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科学在自然领域逐步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进一步应用于社会领域的结果。评估的正式制度化滞后于科学的自发探索，虽然在1915年前后即有使用对照组的教育政策评价发表于专业杂志，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公共政策评估的专业性和合法性才得到正式承认，美国政府颁布行政令对减贫和伟大社会运动启动的各类项目进行评价。从概念史看，早期的公共政策评估本质上等同于公共政策、决策和政策分析，主要由规划与系统分析的专家、经济学家、预算和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评估被看成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但它与社会科学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评估服务并应用于决策，是对价值优先性的确定并据此进行资源的分配，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由此公共政策评估具有政治与科学交叉的属性。其次，评估是在政治和组织背景下实施的，同时具备管理技术、群体过程和政治博弈三个要素，这是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不具有的。最后，公共政策评估的知识积累具有双向性。一般性研究型知识注重严谨性的同时也强调实用性，但作为实用科学的知识则需要跨越科学研究和既定的实践领域之间相互转化的双重障碍。公共政策评估的知识转化具有双向性，一是应用型知识由研究型知识转化，知识生产链条是一个滴漏过程：学术研究人员创造和检验知识，之后由教师传授给学生，最后被实际工作者使用和传播。另外则是由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的协作来积累知识，是“行动中产生的知识”，知识转换是由实践经验、技艺提升为理论的过程。从知识体系的建构来看，两种路径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但都是得到确认的知识生产路径。公共政策评估是一门交叉学科，即创造超越特定学科观点的统一知识框架，这一框架可能起源于一个学科，但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多个其他学科中使用。斯克里文（Scriven）更为贴切地将其定义为一门具备转化性质的学科，即支撑学科的基础工具和实践等来自其他学科，但与此同时在通用框架以及逻辑上保留独具一格的特征，具有自主的结构和自身的研究志趣。从交叉学科或者“转化性质”来理解，公共政策评估具有：（1）超越特定学科观点的统一知识框架，即通用理论形成的框架；（2）解决在其他学科/领域（多个学科）中的实质性政策（项目）评估问题；（3）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创新既有线性的、由本学科所产生的创新，也有部分来自交叉学科之间的非线性组合，具有不可预见性。在历史上，克隆巴赫系数、协商民主评估等都属于来自交叉学科的理论创新。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是围绕本学科专属命题深化形成的若干知识单元的集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公共政策评估命题和研究范围的变化反映在不断丰富的定义之中，但迄今为止并未超出早期的经典定义对学科基本命题及其边界的设定。如20世纪60年代斯克里文认为，评估是“运用方法论将目标与绩效信息结合在一起的行为”，具体来说包括描述与（价值）判断两个部分。20世纪80年代古贝等认为评估是决定项目改进或者完善的价值目标，将价值判断置于优先性的地位。在以上经典定义的基础上，夏迪什、库克和列文顿等则从应用社会研究的角度侧重强调评估是一种社会科学行为，就社会项目的有效性和运行信息进行收集、分析、解释和沟通。以上定义各有侧重，综合起来则涵盖了评估的三个核心步骤（命题），首先确定评估目标的价值，包括确定评判质量的标准并决定这些标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其次收集相关信息，使用这些标准确定价值、质量、功用、有效性或重要性；最后采用这些方法得出建议以优化评估目标。简要而言公共政策评估包括了三个核心命题：判断的（价值）标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应用（模式），以及相应的推理逻辑。推理是依据一定的规则从一个命题推断另一个命题（评估结论）的过程，公共政策评估的推理逻辑受到范式的影响，也具有理论演进的阶段特征。古贝等从评估的推理逻辑角度来划分理论史，认为测量与描述、判断与建构是四个重要阶段：测量与描述对应于事实判断及其科学范式，判断对应于价值判断和解释主义范式，建构对应于建构共识和建构主义范式。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是面向复杂问题通过范式、理论以及工具方法等层面不断整合而逐步演进的。至今为止，绝大多数评估的应用模式在范式、方法论、价值取向、判断评估结论的标准等维度上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混合。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在其发展历史中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知识单元演进的动态特征。在宏观层面，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内容是围绕三个基本命题形成的概念和理论的有序集合。阿尔钦等以“价值”“方法”和“使用”来命名以三个基本命题形成的分支，莫顿等则增加了“社会正义”从而形成四个分支。与宏观层面较为稳健的结构相比，在各分支更微观的层面上则不断衍化出新的分类、逐步深化直到形成复杂的知识单元，因此各分支内部的关联结构是动态的。这是由于，公共政策评估以解决复杂问题为导向，在实践中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创新性和创造性，通常随着范式转换以及交叉学科工具、概念的引入等不断迭代为新的知识结构。如将价值进一步划分为merit、worth、value；在评估方法方面，从20世纪初基于简单统计的对照试验发展为更为严谨的因果推断，从定量研究发展为定性与定量结合。从评估应用模式上，在评估模式上从事后评估进一步拓展为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或者总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等等。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演化是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交织中逐步展开的，即科学探索的自觉和外部环境压力，后者主要包括社会需求和回应性政治的课责。麦道斯等将公共政策评估学科从起步、成熟及至更为综合扩展的历程划分为七段，包括改革时期（1792—1900年）、效率与测量时期（1901—1930年）、泰勒时期（1931—1945年）、幼稚时期（1946—1957年）、发展时期（1958—1972年）、专业化时期（1973—1983年）、扩展与综合时期（1984—2000年）等等。每个时期或对应着学科发展要素的出现与完备，或对应于知识结构的转换。经过近百年的跌宕起伏，公共政策评估已经具备学科特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关的命题无法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学科阐释；围绕研究对象和命题逐步积累知识、形成体系，并且这些知识或者理论无法为其他学科共享。同时，有概念和理论能够有效地组织知识积累，并使用专属的方法论或者技术、工具来达到研究的要求；由学术机构或者大学等设置学科展开研究和教学，培养专门的人才。进入21世纪之后，公共政策评估的交叉学科性质越来越凸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斯塔夫宾等视2005—2014年为“全球化的和多学科的扩张时期”，全球有超过50个专业评估学会，评估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能够包容更广泛的跨学科观点，项目评估和发表、出版之间的协作更为密切，各类会议聚焦的议题范围更为宽阔，更频繁的交流也促进了不同类型的协作。二、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制定与实施、修订或者终止的依据，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201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对改革效果进行全面评估”，“重大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稳妥审慎。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必须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力求行之有效”。公共政策评估学科的引进与初创起始于2000年前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对决策科学化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要求，公共政策评估作为一项工作和专门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关注。国内学者着手构建理论体系，主要是将20世纪80年代西方评估理论、概念、方法等引入中国，应用于中国政策制定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演变的历史、学科体系的完备以及理论体系的发展嵌入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制度改革和政策推进的重要节点都推动了评估知识体系的构建。但是，随着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化和规范化向纵深发展，西方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不适用问题越来越突出。评估理论作为特定立场的概念或者主张，是针对评估实践的基础问题提出的特定解决方案，具有高度的情景适用性。适用性即一致性，评估规则和行为等构成的体系植根于政治—社会结构之中，评估理论的概念、立场和主张应与决策环节所属体系的价值和文化、正式制度、规则与程序等保持一致，由其所在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定义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评估。评估作为政策行动或者政策本身可被看成是运行中的制度的一部分，进而从制度主义观点来看，指导评估行为的理论适用性可以具体理解为其与制度要素之间的一致性。斯科特将制度的核心要素归纳为“规制性要素”（regulative）、“文化—认知性要素”（cultural-cognitive）和“规范性要素”（normative），“所有这些制度要素或制度层面，以相互依赖和相互强化的方式，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这一社会框架既能容纳又能展现这些结构的强大力量和弹性”。与之对应，西方评估理论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主要是指其与评估体系运行的三大制度要素是否保持一致，即政治制度（规制性要素）、文化传统（文化—认知要素）和价值观（规范性要素）。第一，政治制度的差异。政治共同体通过政治制度来实现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制度是一整套服务于政治共同体道德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制度、规则、程序以及运行机制，公共政策评估嵌入于政治制度的体系之中并在规则、程序等设置上与其保持高度同构性。西方的政治共同体以个体主义和契约国家观念来安排政治制度，在何谓共同利益、如何达成以及如何评价等总体性特征方面与中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西方评估理论与民主制度具有同构性，如第四代评估理论中的建构共识，是在不断连接利益相关者并通过反复循环从局部共识引向绝对共识的过程，复现了代议民主制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多数同意原则（简单加总）。与西方的形式民主不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贯穿于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之中。政治制度的差异还包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党派制度、选举制度等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之间的差异，对嵌入制度运行的公共政策过程和环节，包括评估程序的安排、评估报告的参考模板、评估结果的使用、评估标准的设定等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文化传统的差异。公共政策评估既是实证科学，同时也是评估者、被评估者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系统互动、连接与建立共识的过程，受到所处文化环境、价值认同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公共政策评估既与政治文化传统直接相关，同时作为社会性的沟通和集体行动也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以政治文化和哲学传统为例，西方文化传统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古希腊城邦为原型的政治共同体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团体，而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性联合体。文艺复兴以后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权利）观念不仅奠定了有限国家、三权分立与制衡、有限多数民主等基本制度，也贯穿于政治社会的治理与合作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则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塑造了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或者共同体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如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等。当然，文化传统的内涵也包括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传统等，人们借由文化相似性或者差异对具有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形成天然认同，在社会交往行为层面上构成了评估参与、评估模式、评估程序和宏观的评估制度与体制机制运行的核心要素。第三，价值观的差异。评估体系的第三个核心制度要素对应于制度的规范性要素，主要是指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定性、价值评价性和义务责任层面，包括价值观和相应的规范。价值观既是应然层面有关共同体理想状态的复合价值体系，也在认知层面展现为信仰、态度以及偏好，是人们做出选择、评价行为或者事件的（正当性）标准。复合价值体系不仅包括诸多价值也包括价值优先性（相对重要性）和相应的价值排序，其中政治价值观是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中枢，指导政治过程并评估行为和事件。价值观对评估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规范角度来看能够纳入评估的政策本身即是经由制度筛选的具有价值优先性的方案。从评估过程的角度，尽管评估对象和评估者介入评估过程的特定角色和立场展现出高度复杂和情景化的特征，但沟通和协商共识与核心价值、社会伦理以及道德原则的优先性保持一致。从评估程序与方法的角度，实证评估作为验证过程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并以程序合理性确保规范在逻辑上先于实证。由此可见，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不适用问题的最重要根源是价值观的差异，这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出发点。三、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都是以分类方式呈现的知识体系构造。尽管两种体系的形成与演化都带有自发性，学科体系更侧重建制性，服务于知识生产的制度化。但是，真实世界的问题并非完全按照学术或者学科的单一分类来组织和构造的，从多维的视角透视知识体系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演化路径。因此，从学术体系框架、学科体系框架和交叉学科框架三种结构化的视角来刻画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框架，更为准确全面。不论学术体系还是学科体系的构建，都既遵循体系有机构成的逻辑完整性，如规范评估与实证评估、通用框架与应用模式等具有普适性的要素与构造；也可以问题为中心引出中国命题、构建标识性概念并通过概念之间的连接形成理论及至理论体系。（一）学术体系框架学术体系具有生成性，是围绕命题通过理论逐步累积呈现出的特定脉络与关联结构。理论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反映了其在通用框架中所属的逻辑位置及独特贡献。迄今为止，以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构成的学术体系呈现出基础理论、知识构建和应用模式三个层次。基础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政策评估的定义、价值（标准）类型以及如何测量等方面，也被称之为规范理论，即评估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评估的一般性原则。基础理论构建了概念体系和整套的专属名词，是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进一步深化的基石。在这一部分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的视角，即从科学范式或者解释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或者从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来理解政策评估及其影响。基础理论部分通常包含具有“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性质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建立、拓展、强化或者打破边界的学术贡献。如斯克里文、豪斯（Ernest House）、古贝和伊冯娜（Egon Guba, and Yvonna S. Lincoln）、坎贝尔（Campbell）、帕特里夏（Patricia）等学者对于评估标准与原则、价值类型以及方法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划定了学科的范围、边界以及基本命题，并构建了一个基础概念体系。知识构建主要是指在基础框架下如何用最为严谨的方式获得评估结果，这也是知识创造的过程。这部分主要包括根据评估范围确定研究设计以及得出评估结论的方法：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如效应评估等定量方法或者质性方法、评估质量标准以及机制解释。研究设计是为确认干预效应的因果和干预机制，后者主要是解释项目背后的因果假设是否按照利益相关者设想的那样运行。应用模式主要是为匹配不同的评估对象以及利益相关者需求等开发的系列评估要素的特定组合，包括评估方法、评估人员以及评估步骤等，是在基础框架和知识构建基础之上面向使用（客户）而形成的应用理论。理论创新通常是在标准（价值）层面增加新的维度、建立相应的概念和测量标准，如从文化和伦理的维度等形成评估标准、概念化并综合建立更为整合的理论框架、模式。研究设计层面的创新主要是沿着深化因果推断和机制解释的方向，比如运用计算社会科学的新锐方法或者创新组合模拟政策运行探索反事实、趋势以及某些潜在的、真实或预想干预的假设情景，提前理解相似系统的复杂性。应用层面的创新则更为复杂和多元，场景的转换、特定的用户需求以及实质性政策领域的问题等都可能带来命题的变化和理论创新以及知识体系的深化。21世纪是复杂科学和复杂系统的时代，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面临着全方位的创新挑战：在基础理论层面界定解释复杂性之于政策评估的内涵，并同时在知识构建层面和应用层面共同发展适用于特定复杂性问题的评估理论、方法和评估模式。如从“复杂”（Complex）和“繁复”（Complicated）区别来界定评估复杂性：对于政策干预来说，繁复性是指项目通常由多个部分构成、在多个层次由多个部门实施以及存在并发因果；复杂性则是指项目具有非标准化和变化的特征、由多个涌现的和不可预料的角色参与实施。对于政策干预如何运行来说，繁复性是指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等条件下实施政策干预；复杂性则是指普适性的衰减，结果随着多层次系统之间的调适而发生变化。从不同的角度，评估理论面临着很多发展选项来应对复杂性，如发展协作关系不断更新对政策干预的事后评估、发展理论驱动的评估通过“强理论”弥补“弱方法”，等等。（二）学科体系框架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人为划分机制，在知识生产中可以有效地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尽管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要求，所有学科体系的构建都注重学科内部及其与更高层次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满足公共政策评估专业化和产业化对评估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学科体系，首先要确立公共政策评估与公共管理学科以及公共政策等分支的关联，厘清公共政策评估学科体系的范围和专属性命题、方法等，明确学科体系的起点与位置。其次是构建较为完整的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分支。从中国问题出发，但不能止于个别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构建，而是要进一步综合规范与实证、体系与要素、理论框架与应用模式、通用理论与实证评估等多角度逻辑和层次。第一，规范层面的评估价值与功能。主要是从规范层面上界定公共政策评估价值设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嵌入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具体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政治制度和组织原则，包括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如何指导和贯彻于政策评估过程与体系之中；从体制机制角度定位公共政策评估在国家政策过程中所处环节与功能实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作为新概念和新表达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关联需要新的证成，在规范层面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一套阐释体系，进而为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证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理论创新提供价值论基础和话语表述。与此同时作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体系性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多样性与评估实践的结合、理论归纳与提炼等都需要不断完善。第二，制度层面的公共政策评估体系与构成要素。公共政策评估可被理解为一个治理过程，其运行取决于公共政策评估系统的构成要素、结构及其功能、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这部分内容具体包括：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评估类型以及与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层面的评估环节、步骤和程序、评估结果的使用等；各国的评估体系和制度比较。第三，中观层面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公共政策评估理论部分主要提供应该评估什么、为什么评估以及如何评估的基本原理。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并非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而是具有中观层面的特征，既是特定科学范式下的知识探究过程，也是面向评估实践的特定解决方案与应用原理。评估理论与范式的联系在于，范式是对世界的重大假设，本质上是寻求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以及我们如何创造知识，理论则通常基于范式描述更具体的现象。具体来说这部分内容首先包括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理论构建概念、立场和方法论。其次包括理论演进的阶段和脉络以及不同阶段的理论整合、通用框架和推理逻辑。最后包括代表性理论以及对应的应用模式和方法论。第四，应用层面的公共政策评估模式。评估实践是多样性和复杂化的，根据应用领域等方面的特征通常会形成专门的评估路径设计即评估模式。评估模式与理论的差异在于，评估理论是对基本问题的解释，例如评估目的的性质、价值、证据和使用，反映了我们对如何以及为什么参与评估的思考。评估模式也是一套概念框架，包含了对关于基本问题的各种基本理论的立场（明确或隐含地陈述），但评估模式是多种要素集合在一起为如何进行评估提供的处方或者解决方案，通常而言，评估模式（路径）包括认识论基础、价值取向、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者的资质以及报告形式等构成要素以及程序性的安排。既包括评估理论的原理和方法（概念框架），也包括财务、人力等资源的组织以及评估报告的写作与评估结果的呈现等；这些要素或多或少具有内在一致性。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评估模式的分类与比较、应用领域、优势/劣势以及具体的代表性评估模式。随着中国在可行性评估和重大工程、重大政策以及重大规划评估等领域的经验积累，相关评估模式的归纳与提炼是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实证层面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公共政策评估评估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直接应用，主要包括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等经济评估方法以及基于因果推断的评估方法和机制解释。在具体的评估中很少单独使用一种评估方法，如先使用基于因果推断的实证方法进行第一轮筛选，选出那些政策干预确实起作用的方案，之后再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确定成本最低的方案。另外一种普遍常见的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第六，伦理与文化层面的评估规范与管理。评估伦理是对政策评估行为进行约束的职业伦理规范，确保评估行为不受到来自偏见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不当控制和影响。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评估伦理和评估文化。评估伦理主要包括公正性、独立性、包容性和一致性等基本原则、评估规范和包括使命与责任、忠实、尊重和良善等在内的道德准则，以及在评估过程中如何管理利益冲突。评估文化是指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学习和模仿，从认知、行为层面把评估伦理作为良好政策的标准之一贯彻于日常的决策和管理行为之中。（三）交叉学科框架交叉学科出现的合理性来自无法通过单一学科解决的复杂性问题也即“棘手问题”，因此通过多学科之间的协同来提供解决方案。从构成公共政策评估基础理论的学科来源看，交叉的学科主要来自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伦理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如果从具体的政策领域来看，政策评估的学科跨度和应用范围非常之广；但公共政策评估有着整合性的通用理论，适用于跨学科的广泛领域。公共政策评估作为交叉学科带有理论创新的特殊性，即层出不穷的复杂评估问题不断暴露学科界限和隐含假设，通过超越学科界限但又在共同的方向上不断进行理论整合（包括范式、模式、工具、方法等）建立新的理论和知识。由此，交叉学科框架凸出了公共政策评估“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仅仅“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如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范式的争论是非此即彼的，但在具体的项目评估中则经常出现范式跳跃，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差异在具体评估应用中被忽略。正是由于复杂性问题需要通过协同的方式来解决，评估就不得不在一套方案中集合这些对立的、来自不同知识体系和范式的观点、原理或者元素。除此之外，评估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也不断地需要引入新的解决视角和工具，因而不断地进行理论整合来提升内部的一致性，促进了公共政策评估的交叉学科概念体系和通用理论框架的形成。但不可否认，将归属于不同认识论、方法论或者理论谱系的概念、工具组合到一套解决方案中，提升内部一致性始终是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发展史上历久常新的重要议题。四、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主要途径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从个别的标识性概念和局部的理论创新跃升到整体化理论阐释和宏观的、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演化既是自发自觉的科学探索过程，也是管理知识创造和知识生产制度化的过程。（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造、应用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相结合，兼收并蓄世界各国评估理论和制度发展的优秀成果，在总结中国经验、创新中国实践中不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建构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是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构建遵循的最高价值。在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为制定、执行和完善保障人民福祉的政策提供科学严谨的依据，作为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要把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路线真正纳入到评估理论与实际应用中，以评估全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协商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凝聚共识，更科学准确地将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声音转化为证据纳入决策，以及使用科学合理的工具和方法进行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也是评估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构建的不竭动力，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减贫等世界性难题方面，通过将评估发现、经验等纳入决策过程可以为减贫等社会正义问题的改进提供依据、形成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并不断在非中国场景的理论验证过程中形成对更高层次知识体系有所贡献的评估理论、模式。坚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统一贯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作为新发展理念下的政策制定、调整和完善的依据，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应是新发展理念的全面体现。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发展适用于数字治理等具有复杂适应性系统特征的政策评估理论，推动基于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的评估方法与工具创新。在绿色战略方面，不仅要将在环境保护等领域持续形成的共识和政策倡议纳入公共政策评估的价值标准，也要为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监测与评估工具。在开放发展理念方面，随着中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政策制定和实施往往嵌入于多层次的区域和全球化网络中，在这种背景下要积极构建适用于中国主导的国际协作网络评估理论和评估组织管理模式。在共享发展理念方面，既要为共同富裕等政策提供更为有效的政策评估工具，发展基于共治共享的协作评估理论和应用模式，也要以全球化视角着力发展适用于跨文化和多元伦理价值体系的评估理论。（二）积极吸纳和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吸纳中国文化的合理内核转化为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构成元素，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共政策评估在制度与结构契合之处进行知识转化与整合；二是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将人文精神层面的优秀成果转化为中国精神，以中西文化碰撞和兼收并蓄的历史激荡中建构和保有的思想自我承载知识体系构建的主体性。首先，经世致用的文化自觉。公共政策评估是经世致用之学，在合于应用科学致力于改进决策和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同时，也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中从个人、家庭到国家的“修齐治平”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中国知识传统向来注重以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作为评判标准，早在先秦时期孔派儒学即已提倡学以致用。所谓经世致用既关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道”的层面，也注重治理之“术”的层面，主张将个人的才能奉献给天下平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明道救世”“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作为文化自觉不仅有着极为渊深的哲学阐释，也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历史的激荡中被不断重构和强化。明中后期西方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东渐开启了文化之间的碰撞，在民族觉醒和思想启蒙中经世致用的“勇于任事”“致力创新”“务当世之务”逐步与现代性合流，传统儒学与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融合在本土发展为实学，倡导学术服务于当世之务。特别是在明末清初社会改革和政策辩论中，经世致用理念进一步具体化为“征实”原则，即“吾以实事征实理”，社会改革方案应建立在调查研究和科学实证基础之上。就此传统儒学在与自然科学逐步在认识论层面衔接，经世致用在兼收并蓄的文化传承和变迁中逐步沉淀为文化自觉和思想自我。其次，制度性评估知识的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资政评价，公共政策评估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地方官员的年终考课制度。自汉以降，官员分级分类考核逐步形成了一套价值和测量标准明确并具有高度操作性的完备体系，对主官管理辖区的户口增减、土地开垦、钱谷出入、治安稳定等方面的政绩进行测量和综合评定，换言之即为地方的政策实施以及治理效果的全面评估。以古代考课体系为代表的制度性评估知识，无论是在经验、技艺和方法层面还是在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和吏治层面，都与当下评估体系及其现代国家治理有着契合之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推动制度性评估知识的创新性发展要以应用于当前决策和评估实践为准绳、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理化方式进行“创造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再次，话语体系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策论是古代为科举取士沿用的特定考试文体：考试以问题书之于策题，应试者以论辩的方式应答。策题中通常含有时局或者政策，考生的议论则可以看成是政策争论与评价。以秦观《进策》三十篇为例，策论发展出当时先进的论辩（政策评价）方法，论辩过程使用了例证法、类比法、演绎法、归纳法等。除此之外，论辩式文体在表达识见、章法结构、修辞策略方面也有着特定的体例。在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以策论为代表的议论文体是传统文化的叙事体系和表述形式向现代评估知识体系特别是话语体系转化的重要来源。（三）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公共政策评估实践使之上升为理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要立足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形成更具普适性和前瞻性的理论体系与实用科学，能够直接嵌入和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评估体系的运行与探索。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要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可行性评估与至今的长期评估经验与做法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学理化揭示和总结规律，打通实践命题与学术命题的双向转换路径。特别是，要重点总结新时代以来公共政策评估体系化和制度化的成就，以先行探索和成熟的实务领域评估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突破重点，以点带面，由局部多点的理论突破逐步搭建深度融合的体系化结构，形成包括微观与宏观、规范与实证、制度与模式等多维的适配解决复杂问题的完备知识体系。首先，以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作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支点。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以先行探索和重点突破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为支点，通过持续提升概念和理论的适用范围、解释力以及对该领域的知识贡献层次，由点及面地连接理论、拓展知识体系边界和架构，引领自主知识体系趋向完备和复杂。其次，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架构。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的体系化，既要从评估知识体系架构的多维度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也要注重体系内部的评估理论与作为支撑学科和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间的贯通性。再次，建立从“中国解释世界”到“中国服务于世界”的实用科学。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平衡自主性和通约性。从本土化实践中构建和验证的理论，“其解释链条既要能深入到国际社会的现实问题，又需要经得起对非中国社会经验与现象的分析论证”。更进一步而言，作为实用科学的评估理论体系也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更是为了将在中国与非中国情境中不断验证和改进的理论，应用和服务于世界范围内评估决策和治理中的共同问题和类似问题。（四）学习、吸收、借鉴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和包容的，是在全球公共政策评估知识的共有基础上接续发展和凝练提升中构建的。西方的评估理论构成了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基础，同时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并不断推进着理论前沿。同时，在理论层面将中国特殊性上升为普适性，是要以全面的知识集聚和理论多样性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首先，以系统理论为指引的理论创新。系统论观点的主要内容就是整体性原理，既是科学理论创新普遍适用的方法论，也是评估理论演进过程中的专属性特征。复杂性问题和系统论的对应关系是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理论演进“机制”，复杂性问题带来多样化视角，而系统论则使用“更大图景”来整合多样性（为解决复杂问题而发展出来）从而推动理论和知识图景的迭代。吸收借鉴西方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不可避免要面对基于价值观、政治制度等差异的理论多样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理论。但正是在复杂的多样性基础上建构的理论才能够具备更高层次普适性的知识体系。其次，在理论层面深化知识体系的类型学分析。自主的知识体系应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要在已有知识体系的共同基础上进行建构，那么对共有基础的认知与理解构成了接续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早期国内文献更多集中于经典著作的翻译引进、发达国家评估制度的比较等，弥补空白极大推动了国内的理论发展。在早期文献引进的基础上，国内的学术共同体要推动建立基于自身立场和观点的类型学分析。回顾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演化历史，通过发展专门的“分类理论”（typology）来归纳和梳理理论演化的全景和脉络是与知识体系的深化发展同步进行的。20世纪60年代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体系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及至80年代的20年间评估模式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无论对从业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在识别和理解快速增长的知识体系上带来巨大的挑战。随即，沃森和桑德斯于1973年开始从应用视角对模式进行分类，随后沙迪什、史密斯、汉森、克里斯提、阿尔肯、里乌夫、唐纳森、勒梅尔等都不断为日益庞大的知识体系进行类型学的建构、描述和分析。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建立知识体系的整体认知来明确学术共同体研究的立场和位置（起点）至关重要，这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五）积极推进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知识生产既带有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和规范特征，也受到行政和行业等外部力量通过建制方式施加的影响。中国应积极推进公共政策评估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和组织化，为知识创新和知识增长提供外在的全方位保障。第一，学科体系和学科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学科体系和学科制度具有建构性，是学术、学科和学系为基本要素的多体系复合构成，既包括学科身份及地位的认定、学科学位等级层次，规定了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社会资源的占有；也包括研究基本问题、理论范式、方法范式和学科话语建构等。目前，国内公共政策的分支学科尚未得到深化发展，知识集聚程度的不足严重影响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因此学科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尤为重要，学科布局的调整有助于评估知识按照学科命题的范围和方向集聚，并在学科整体理论框架的指导下趋向纵向精细化。第二，完善证据收集与使用制度。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政策评估，获取能够为评估所用的证据是评估理论创新与知识积累的瓶颈和重要途径之一。可信性与严谨性是评估的合法性前提，但证据的社会性、历史性以及在实质领域的多来源等现实状况限制了更为丰富的证据来源及其使用。证据来源的多样性是公共政策评估知识创新和发展的保障，除了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使用范围之外，还要在评估实践的具体领域中通过实际工作者及其同行对证据进行阐明、审查、生成和验证，并建立正式的评级体系和规范对不同级别的证据使用提供相应的指导原则和规范。第三，学术机构和体系的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不仅对知识体系的构建起到引领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对前瞻性理论研究的探索提供重要的财务支持。学术期刊也是评估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专业性学会或者分支的成立也对知识体系的形成起到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有助于产业化过程的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第四，公共政策评估知识的协作生产。评估知识的积累是实践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双向转化，评估者或者从业人员的协作参与是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独立于政府及其部门之外的第三方评估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的重要主体，推动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的各级各类智库共同发展格局促进评估知识的协作生产。 李志军，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为本文通讯作者〕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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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赵晓宇：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新思考

 【摘要】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形成了鸦片战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和改革开放论等多种学术观点，这种分歧将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必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正确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科学把握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澄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从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 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历史演进、实践逻辑和价值意蕴等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的探讨，成果丰硕。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尚存争议。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以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一、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展开研究的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对于历史起点问题的不同看法代表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不同认识，这将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存在争议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当前学界主要存在鸦片战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和改革开放论等几种观点。持鸦片战争论者或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在外力的影响下被迫起步，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或者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中国社会并未对外部世界做出有效回应，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上下求索，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持中国共产党成立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百年党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持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开辟的独特革命路径，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地区的一些现代化探索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执政地位，才摧毁了旧的现代化模式的制度基础，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持改革开放论者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出的现代化新道路。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国外两个发展大局，先后作出了“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三新一高”等战略部署，基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新四化”同步发展等重大命题，才成功开辟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几种观点以重要事件或重要时间为节点，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但是历史起点具有唯一性，任何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以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发展的高度为起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都存在这样的疑惑：为何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坎坷艰难？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可称为外因论，即认为资本主义逐利扩张的本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使中国无法正常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种观点看似站在反帝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但实际上承认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因素，而忽略了中国国情，是典型却隐蔽的“西方的中心论”。另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根源于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中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中国传统制度的迟滞性等内生弱点。这种观点看似由表及里，强调中国的国情特点，但却淡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外来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容易淡化中国的历史主体性，而单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又容易遮盖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这种或内或外的偏向性也直接地影响着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认识，从而形成了学界当前存在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多种观点。（二）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利于推动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构建起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进而又通过资本输出和对外侵略战争将世界的其余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发国家大多是在殖民地的基础上通过民族民主运动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发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和先发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外力的影响下被迫起步，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先后进行过多种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现代化领导主体的不断转换使中国现代化道路出现了数次转向，形成了局部断裂的态势，从而直接造就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的争议。历史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曾出现过的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鲜明分界，它直接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发展逻辑、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因此，对于历史起点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科学规范。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利于正确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软实力，塑造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形象。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循环往复的封建帝制，传统中国形象的惯性已深入人心。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中国......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这种绝对的论调全盘否认了中华古典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充分展现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认知的傲慢与偏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封建历史中确实没有出现黑格尔意义上的“进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卷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懵懂认知和学习探索。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目标仅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上达到西方现代国家的水平，因此在各方面仿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眼中是落后、封闭的形象，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边缘。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实践历程说明，中国需要根据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构建了新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实现新的发展，为掌握现代化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由学习西方到“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的转变，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再现，中国今日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对世界历史进步作出的贡献。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来对中国式现代化起点问题进行正确认识，科学界定其真正的历史起点，以摆脱当前存在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和责难，塑造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形象。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既是对既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突破，又是一门崭新理论体系的开创，对其进行正确的内涵解读和价值认识不仅有利于对其历史起点的廓清，也有利于服务中国现代化理论构建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从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等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分析。（一）出场逻辑解析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对现代化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发展模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先后经历了保守现代化、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三种模式。第一种为由晚清政府主导的保守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天下之中心”被推至世界之边缘。数千年的文化惯性使得晚清帝国在面临世界现代化的大势时显得无所适从，开始下意识地从传统中去寻求挽救统治衰亡的答案，“中体西用”的保守现代化模式由此形成。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经历了洋务、维新和立宪三场截然不同却又有所联系的运动，始终在传统体制的权力结构下进行。虽然没有达到推行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却迈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第二种为由民国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加速变革，中华民族愈益觉醒。随着思想革命和社会解放运动的兴起，中体西用的论调逐渐沉寂，但中西调和的观念仍在盛行。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勇敢地向封建旧文化发起挑战，彻底否定中体西用论，由此引发了国家现代转型思想的中西之争。20世纪3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提出以“现代化”取代“西化”，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或非资本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微乎其微。这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同时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概念有着自己的生成逻辑，而不是二战后美国学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再版。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节点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时期，现代化的推进主体以北洋军阀和北洋官僚为核心。虽然北洋政府是在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北洋军阀清楚认识到军事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是维护其统治之根基。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就此中断，反而在晚清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逐渐取得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大官僚、大资本家阶级成为现代化的推动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在“节制资本”政策下对国民经济生活进行控制和垄断，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但南京国民政府无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情况，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几近停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北洋政府时期。第三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思路。十月革命促使中国先进分子中的激进派开始转而效仿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最终以土地革命道路战胜了保守的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体也再次转变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土地革命和三大改造，建立起保障现代化高效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继而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几乎将世界上出现过的所有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尝试，最终才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范式。过程之坎坷，经历之艰难，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罕见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汲取种种失败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最优解。（二）词义解析从词本身来看，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区别在于“式”。“式”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式”字本义为“法”，即言行所依据的法度、准则。如《诗经·大雅·下武》中所提到的“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其义为如果王者崇尚诚信，那么天下就会以诚信为准则。“式”字也由此引出模范、榜样的意义。此外，“式”字也有规格、标准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由西方形上之学到形下之学，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为了将西方的各类学说概念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他们开始使用“中国式资本主义”“中国式”民主、“中国式革命”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式+”的表述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现代化被认为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它包含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等多个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先发优势，整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都为其所构建，所以当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达到同样程度时，现代化自然就成了普遍文化。因此，在面向西方时，“中国式现代化”译为“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即“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与传统的“现代化”相区别。尽管“式”的意思有很多种，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式”代表着法度和准则，是可供参考的范式。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己的标准，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进程，更是可供参考借鉴的理论成果。它丰富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广大欠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三）内涵解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式”和“现代化”的双关性上来凸显其本质规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范式的一种，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融共性和个性于一体。共性即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共同特征：经济基础现代化及其上层建筑现代化。具体而言，经济基础现代化指经济工业化。这是现代化的内核，是区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工业化使经济基础发生变更，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表现为政治民主、文化理性、社会法治和生活城市化，以及生态和谐等。马克思在提及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时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此来说，现代国家可分为先发内生型和继起外生型两种。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起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成为人们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参照。继起外生型现代国家以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学习目标，参照其发展经验，来判断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位置并推动自身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又不是单纯先发型现代化模式的再版。世界上成功的现代化案例都是结合自身情况发展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式”的个性是在借鉴先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一方面具体表现为领导力量、社会属性、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具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特性：在经济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治上发展全过程民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层面坚持依法治国并积极推动第三次分配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环境方面坚持绿色的新发展理念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四）价值取向解析现代化推动主体的价值诉求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在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历程中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的。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判断一个国家走的是否是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看这个国家及其政党是否在始终坚持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诉求和价值取向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构建一个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性是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最终必将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美好期待。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保证党和国家能够在各个时期都能凝聚起强大发展合力投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从而破解了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面临“依附”和“脱钩”的二元困境问题；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从而完成了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工业化建设；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不走西方国家血腥罪恶的老路和邪路，从而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国家“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问题，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吸取借鉴人类进步文明的一切有益经验，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这无形中已经对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无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价值所在。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澄清通过上述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学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二者相互区别又有所联系。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阐释，有利于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一）科学把握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联系从认识层面来看，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抽象认识到具体求解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士绅阶层重新审视西方的器物之道，由此开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西学时仍背负着厚重的传统儒学包袱，是从“经世之学”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西方、探索现代化的，并由此形成了“西学源自中学”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和能量，利用西学之新足以巩固中学之旧。这种思维定势成为中国现代化艰难起步的沉重精神负担。此外，西方国家推行的饱含侵略性的对华政策也从另一方面加固了这种思维定势，外来者塑造的形象激化了中外之间的文化冲突，引起了中国社会强烈的仇外心理。虽然清政府的统治在日益衰落，但是中国社会自发的民族主义精神却在日益增长。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抽象性认识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估量的阻碍因素。此后的历届政府在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中，不断地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选择。但事实说明，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通，即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这样情境中产生的，它建立在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在市场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在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确立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局部学习到整体推进的转变。梁漱溟先生曾说：“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是不会走向现代化的。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原材料产地、更加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加充足的劳动力，势必会拓展到全世界。因此，任何地区和国家或早或晚地都无法避免地会被现代化浪潮卷入其中，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受外部压力的影响，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一种已经成功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学习，中国现代化也不例外。但这种学习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是在外来压力下的一种简单仓促地回应，而不能真正地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世界局势和本国具体国情对外来理念和本国传统的结合做出正确处理，因此也就无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达到现代化构想的预期目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开辟之前失败的数次现代化探索和实践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将其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欧美等西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是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代性要素的线性嬗变。中国为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先天性不足，如果采取同样的次序，只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新中国成立前的数次现代化探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打破常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将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压缩，同步发展，才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现代化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对西方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优势所在。（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由其本质特征和历史方位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要素。如果单纯从党的领导来看，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从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并非中国的执政党，也并非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领导核心。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的成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并未因此而建立起政权，中国社会呈现出中央权力失落、地方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失序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并非单纯地实现经济发展，以技术变革引领社会变革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转型，而是完成现代国家的重新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选择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德法等国选择了资本主义法西斯道路以转嫁其国内矛盾。世界范围内的这两个新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城市为中心选择了一种类似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和军事集权道路；而中国共产党转而向农村发展探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近似苏俄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两种道路的对抗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而结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源自列宁，他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重要论述。据此来看，苏维埃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条件之一。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推动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似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在1949—1956年期间，中国事实上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现代化还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效仿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一化三改”快速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苏东地区一些问题的发生，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这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意识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步形成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这可以视作是中国自己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起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四、结语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存在一定误读，甚至存在将二者混淆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模糊的反映，也是引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之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分析，科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明晰“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有助于澄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学术价值，引起学界关于现代化理论基本学术概念的重视，加快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范式。 张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宇，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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