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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把脉定向。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推动了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重新定义生产力质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在推动先进生产力质态加速形成。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以科技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彻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新质生产力源自技术革命性突破。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新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将重塑创新生态、催生产业变革、大幅提升生产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新质生产力源自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具有更丰富知识、更高技能的劳动者，与更加智能、高效、低碳、安全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对传统的和新型的劳动对象进行优化组合，能够在传统生产要素配置的边际效应递减时，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源自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不仅包括产业间比例关系的调整和高附加值产业比重的提高，更包括产业技术变革对产业赛道和产业生态的重新定义，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就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案例。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我们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源于新的科学发现、新的技术发明、新的技术组合和新的技术范式，必须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原创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向基础前沿前移，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解决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来源问题。颠覆性创新是以新的科学原理或新的技术架构，通过科技持续积累最终形成科技创新的“惊险一跃”，往往能够推动技术和产业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我们要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演变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努力在部分领域形成先发优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加强自主创新，迅速缩小了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一些终端产品领域形成了国际竞争力。但需要认识到，我国在部分领域还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迫切要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基础在教育。要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创新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完善高端人才、专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流机制，建设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全球人才高地。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新动力充分涌流，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通道。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重视“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要重视“从1到N”的产业转化。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应用场景丰富优势、综合生产成本优势，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多方面有利条件。要围绕产业创新部署科技创新，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布局一批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通道，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全，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网络、经营管理等全链条的多元化应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未来产业是决定未来产业版图和产业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要前瞻布局未来网络、量子信息等一批未来产业，以应用场景为牵引，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同台竞争，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一些国家推动所谓“去风险”和“友岸外包”，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挑战。我国产业体系规模庞大、配套齐全，但仍存在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全而不精，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堵点卡点，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要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短板环节补链、优势环节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科研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都离不开金融支持。要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堵点卡点，促进科技同产业对接、资金同需求对接，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金融生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积极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释放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点的突破和局部调整，更是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推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方式。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函数发生改变，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已经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新质生产力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通过创新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稳定投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年来，我国绿色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5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突破15%。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打造更多绿色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同时积极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动态的，这决定了生产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完善发展。要围绕突破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发挥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宽新产业、新领域的市场准入，坚持包容审慎监管，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推动创新的强大合力。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新型生产要素自主高效流动和优化组合，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数据基础制度，更好释放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完善技术要素市场，畅通科技成果向先进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人民日报 》（ 2024年05月09日 09 版） ...

原磊：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制度、技术、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具体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四个机制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当前，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对我国来讲，加强战略主动性和前瞻性，对一些未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领域进行提前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制高点，才能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抉择，就是要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同时及时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提升我国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生产力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看作是新的产业形成或新的生产方法创新运用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生产边界的拓展，包括推出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取新的供应来源、形成新的组织等。生产边界的拓展将带来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升、类别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人类历史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是生产边界不断拓展的过程，使自身的经济活动从农业领域、采矿领域拓展到制造业领域、信息化领域。当前全球正孕育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以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中的突破性进展为重要特征，将引发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变革，使人类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拓展到数智化领域，带来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拓展和扩大生产边界，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发展，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形成“三个结合”，从而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一是科技与劳动者的结合。新时代是高素质劳动者竞争的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迅速发展将极大改变人类劳动的基础形态，以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力将成为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二是科技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伴随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广泛应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猛发展，不断改造人类生产工具。人工智能是一种高度自动化的智能机器，它能够替代人类从事重复性、机械性工作，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自主完成任务。三是科技与劳动对象结合。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使用不断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和用途。以复合新材料、纳米材料、光伏材料、半导体关键材料等为代表的新材料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关键领域发展和产业自主可控的重要支撑。新能源涉及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已逐渐发展为我国经济的亮眼优势。特别是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源等成为关键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将充分赋能生产活动的全流程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实现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的科学与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形成物质生产力，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既体现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又体现为用革命性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还体现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模式，从而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一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产品创新驱动，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产生重要积极影响。未来产业代表着前沿科技的发展方向，是孕育颠覆性技术的孵化器，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元宇宙、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有利条件。二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数智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原有的生产模式进行颠覆性创新，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能够大大加强我国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传统产业释放出新发展动能。此外，传统产业改造也能够为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绿色技术等新兴技术提供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从而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获取竞争优势，企业重组不同产业的要素，促进融合型产品的创新和产业融合。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融合，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生产力的结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有着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这一表述基础上，可以认为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相互之间发生的具有必然性的一切经济利益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从三个层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层面，要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宏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协同共生的发展生态；中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互补协作的产业链布局，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更为协调的竞合关系；微观上要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要素交叉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其次，在围绕生产管理活动而形成的人们在生产中的权力和地位关系层面，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最后，在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层面，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推进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参与分配，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将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研究员） ...

林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发展理念是当前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总结中国伟大实践的历史经验，以新发展理念指引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用中国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实践，深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一种经济学知识体系通常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价值观、经济运行规律和政策工具体系。价值观彰显鲜明底色。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作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经济学首先要回答为谁生产、为谁发展这一价值观问题。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下，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对经济运行规律的阐释构成理论内核。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掌握运用，能够回答如何生产、如何发展的问题。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不同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探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规律等。政策工具体系反映政策主张。政策工具体系主要回答如何改善生产、如何服务发展的问题，体现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实践逻辑，一般与价值观相匹配、服务于意识形态、遵循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只有在理解和把握如何生产、如何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改善生产、服务发展的政策工具。价值观、经济运行规律和政策工具体系，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筑起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大厦。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明确价值观、深入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建立系统政策工具体系，三者缺一不可。新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这三个方面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阐释价值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新发展理念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等，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设想相符合，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价值观基础。只有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知识体系建构全过程，才能真正总结好中国的实践经验，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创新发展总结发展动力规律。在传统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总结发展动态平衡规律。经济主体和经济要素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平衡好各经济主体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提高经济运行整体效率。绿色发展总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放发展总结发展内外联动规律。随着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有利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共享发展总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规律。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总结和提炼我国经济运行规律，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建立政策工具体系提供指引和架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使发展的各方面相互促进，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不断引向深入。”在新发展阶段，政策工具体系涉及多元目标的实现和多元政策主体的互动，对不同政策工具的系统集成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发展理念从五个维度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给予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引，为建立政策工具体系提供了总体思路框架。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政策统筹，构建政策间密切相连的逻辑链条，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避免“合成谬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还要处理好概念范畴创新与体系集成的关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我们已在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发展等领域提炼出了不少新概念新范畴，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新质生产力等。面向未来，需要厘清新概念新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此，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新概念新范畴的系统集成，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处理好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既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坚持自主性和原创性，彰显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与中国价值，以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民日报 》（ 2024年05月07日 09 版） ...

沈开艳：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深刻改变和重塑着我国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体现了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为巩固发展基础、应对发展挑战、探索发展新路径、实现发展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导，指引着我们创新发展模式、激发发展动力、协调发展领域、提升发展质量、实现发展目的。新发展理念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强调坚持胸怀天下，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等。高质量发展是在实践层面对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推进全球科技交流合作，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12—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10298.4亿元增长至33278.2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从21.7万件升至92.1万件，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从2.88降至2.39，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0.1∶45.3∶44.6转变为7.1∶38.3∶54.6，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明显增强；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持续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断下降，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些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性。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在微观层面体现为高素质劳动者运用优质生产要素进行高水平生产活动，在推动技术系统、生产单元和组织模式变革的同时，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在中观层面体现为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带动价值链提升，形成新的产业部门、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与创新网络；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坚持创新发展，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坚持协调发展，系统推动新型劳动者、新型生产资料、新型生产要素、新型基础设施等多维度耦合，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形成更高效率、更高水平的生产函数。坚持绿色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将环境和自然资源融入生产过程，能够擦亮新质生产力的底色。坚持开放发展，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坚持共享发展，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不断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能够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包容性。正因如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阐释，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入研究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

史育龙：原创性、前瞻性、系统性科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时代以来，新发展理念以其前瞻的战略思维、缜密的系统布局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彰显出引领发展的强大力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创性科学理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发展印记。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通过实践把握发展规律而形成的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发展理念不同，观察、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也不同，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和发展举措也必然不同。我国在历史上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但工业革命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并以此分析经济现象、探究成因、提出对策，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对经济发展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不断进行理论总结，提炼升华为指导发展的新理念，实现了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认识循环。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相结合，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相结合，坚定推进绿色发展，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等等。总的来看，新发展理念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提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形成的科学理论。把握时代前进方向的前瞻性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一个发展理念不断演进更新的历程。二战以后，一批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如何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成为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迫切任务。一批学者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程为参照，开启了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将发展局限于经济发展，又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进而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物质产出的增加。这种以早期工业化为模板、以物质财富积累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导致一些国家在发展中出现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遭到破坏、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种单纯依靠要素资源投入推动增长的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科技进步对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随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一些机构和学者开始反思已有的发展理论。比如，有的强调人力资本开发对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有的将人口增长、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分析，有的把发展问题的关注重点由客体移向主体，等等。这些研究突破了关于发展的传统认识，把发展视为超越经济范畴的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但未能形成系统理论和有效路径。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把作为发展主体的人与发展所处的自然环境纳入一个共同系统，标志着人类对发展的认识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大势，合理吸收并超越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成果，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确立了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比如，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求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极大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聚焦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效率的认识，构建了以劳动者素质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动力系统；提出使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把绿色作为基本要求内嵌于发展的全过程，超越了把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立的认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对发展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展现出真理力量。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系统性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是我们党对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性贡献。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系统性科学理论。其中，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之策。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次作出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创新发展的动力指向。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大型经济体尤其重要。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确保发展过程中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提升。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强调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在发展进程中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新发展理念对我国发展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创新创造和概括提炼，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种关系、各个方面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上升到全新境界，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新发展理念从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度、世界发展的宏阔视野和人类发展的历史纵深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升华，为解决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关键共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新发展理念指引我们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化对新发展理念的研究，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作者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

原磊 张弛：新质生产力“新”在何处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质态，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下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发展路径等进行论述，有力指引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生产力标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带领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持续丰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生产力问题一脉相承的思考和探索，是新时代对于生产力发展规律新认识的理论性概括。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新”在何处，为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明晰方向。新要素生产要素是塑造生产力质态的基础性力量。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生产要素的升级更新将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跃升。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要素被广泛使用，既包括新的生产资料、高素质劳动者等，也包括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使用，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重要知识积累。特别是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源等成为关键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将充分赋能生产活动的全流程各环节。人才一直是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高技能人才成为新劳动者的主体。新时代是高素质劳动者竞争的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迅速发展将极大改变人类劳动的基础形态，以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为代表的高质量劳动力将成为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特点不同，比如数据生产要素具有虚拟性、网络外部性、非排他性、脆弱性等特征。我国数据要素目前的开放程度、利用程度和共享程度依然不高，在数据要素的生产、流通、分配及治理等方面存在标准不统一、不完善、不规范、不健全等问题。为更好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必须在共享、流通、处理等环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机制，推动规则、制度、法律等方面不断完善。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与引进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要聚焦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加大对相应人才的培养力度，创新教育培育模式，积极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进一步健全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充分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科技、知识、高素质劳动者导向，引导社会资源向新要素聚集。新产业产业是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基本载体。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将带来社会分工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新的分工不断发展聚合成为有一定规模的新产业，可以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量”变的积累和“质”变的可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新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产业的集中表现，强调新产业对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发展了对于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双向互动的认识。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产品创新驱动，具有巨大市场发展前景，能够有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产生重要积极影响。未来产业代表着前沿科技的发展方向，是孕育颠覆性技术的孵化器，代表着更长一段时期科技发展可能的方向。新质生产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成熟的运行模式和组织机制，新技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迭代更新，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也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培育，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从而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鼓励科技研发是支持新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产业导向的科技支持政策应当围绕加快科技转化来展开，减少技术突破与产品转化之间的链条，持续推动产品迭代演进。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之间应建立协同机制，引导以企业为主建立创新联合体，鼓励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合科研机构、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形成面向市场需求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应充分认识产业发展规律，传统产业和新产业并不矛盾，它们之间的转化是持续动态进行的。当前我国传统产业占比仍较大，提升传统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合理有序把握支持政策进退时机，预防过度竞争对产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序规范新产业发展。统筹协同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避免政策重叠造成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发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的辅助决策作用，提高市场分析、形势研判能力，为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新模式生产模式的变革将重构生产力发展的底层逻辑。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新要素在新技术条件下进行有机组合，重构生产环节和生产的管理组织架构，产生新的生产模式，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机制。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模式是主要表现形式，生产过程广泛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更加高效，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工业互联网生产模式是重要发展方向，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产业链内部以及产业链之间能够形成设备间、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率和协同能力。绿色生产模式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采用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等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他曾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我国具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意味着拥有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既有利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能够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我国面临碳达峰碳中和的艰巨任务，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新动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科技创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著中多次强调科技创新赋能的生产力发展对生产、生活和增进人类福祉方面的巨大作用，如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对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准确把握，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多方面推动先进生产力形成，进而带动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新动能的形成，关键在于生产边界的拓展，包括推出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取新的供应来源、形成新的组织等。生产边界的拓展将带来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升、类别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从而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支持力度，持续赋能前瞻性技术研究工作，助力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集中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优势力量，力争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潜能和活力，探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搭建共性技术平台，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形成合作共赢的创新生态体系。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等能够改变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此，在加强科技创新的同时，也要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全方位推动我国增长动力机制转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提供新动能。 原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张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来源：《旗帜》2024年第4期 ...

张海鹏：一个中国：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家统一也纳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理由单纯而且具有崇高的正义感。这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了。 ...

任丽梅：新质生产力理论：引领未来新型工业化的思想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2020年实现了基本工业化，探索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以期从中获得未来有益自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秘诀。“新质生产力”理论即是针对此需求所做的理论回应。“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6日至8日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的。针对黑龙江的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同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三谈“新质生产力”，深刻阐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想与理论。同月，政府工作报告在当年工作任务布置中明确，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首位。中国未来将进入到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质生产力理论形成于人类社会进入新型工业化转折过渡时期，是在对工业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一次理论创新，它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而且，这一理论也将为世界各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谷、开启新一轮全球化和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后工业时代呼唤新的发展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征新变化，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时代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理论和指导思想。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新质生产力理论也是应时代需要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工业社会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将带来一场持续新型工业化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一） 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成本病”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欧美等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基本工业化，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根据西方后现代化理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将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依托，发展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和消费之上的新经济，“社会从权力本位走向知识本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有关“后工业社会”理论所描述的社会特征和其所做出的发展预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呈现，包括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工业社会”发展理论因此成为显学，其相应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图景和策略，在世界上处于工业化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把握了“后工业社会”发展的理论话语权。在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主导的后工业经济，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在近几十年来所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经济服务化5和金融化6成为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这些理论预判因为在现实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因而在理论界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那些相信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国家在按此路径展开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之后，却纷纷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实践证明，得到了现实验证的理论并不一定发挥正向历史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是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如导致西方发达国家自身走向“实体经济空心化”等。因为，在西方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其发展依然是以资本为逻辑展开，资本的力量强大，知识经济中知本的力量和作用也要为资本服务。因而，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新兴的知识经济所提供的就业空间有限，所带来的切实的利益和持续的收入改善也有限。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如果不能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物质生产深入结合，其价值的实现与拓展也会受限。由于上述诸多的发展限制，当今世界上许多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发展中都面临着一个类似的困局，即出现所谓的“成本病”问题。如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更多地出现在类似硅谷那样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聚集区，没有实现与传统的工业深入结合，导致传统重工业严重衰退。曾经的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老工业基地问题”，如美国五大湖“铁锈地带”地区(Rust Belt)、德国莱茵-鲁尔区、法国洛林地区和日本北九州地区等。这些地区衰退的具体原因虽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生产力不协调的原因，如：生产结构单一，主要集中于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化工等重工业。国际上煤炭能源地位下降，石油、天然气及新能源开始得到广泛应用。世界性钢铁产能过剩；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重工业的大工业生产和组织形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产业发展空间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整体资源出现短缺等。事实证明，简单化的“后工业”生态主义，即通过不发展重工业或者将其转移到后发国家，并不能真正解决重化工业的污染等问题，不能消除“成本病”。凡此种种，说明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不适合指导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时代需要一种有别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引导后发国家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的发展理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恰逢其时，应时而生。（二）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生产力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亟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的。而黑龙江，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称，是我国重工业和传统制造业重点发展区，曾经在国防安全、机械制造、能源资源开采等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然而，由于传统重工业生产结构过于单一，单纯依靠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未能得到及时改善，以及不在开放的前沿等原因，黑龙江并未抓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带来的以国际科技引进为主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机，加之石油、矿产等资源日渐枯竭，以至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进入工业社会后，其发展一度仍然面临着产业转型困难的局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为其开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方”，即“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经验来讲，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在经过一定的工业化发展之后，经常会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应对投资效率递减、人口老龄化、新旧动能转换等问题。这就要求未来的经济发展需以新生产要素的投入、生产要素禀赋的动态升级（提升传统要素的质量）以及通过要素组合方式的变革来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新质生产力理论，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数据与技术等新要素的投入，而不是进一步增加资本、人口与土地的投入，或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通过生产要素组织创新所形成的生产力，而是一种更加突出强调科技创新、模式培育、场景拓展、产业协同、数字赋能、生态保护的生产力。7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引起了传统产业的深刻变革，并为传统工业区的发展更换了动力引擎和作业载体，从而实现产业形态上的升级，这正是适合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模式。”新质生产力理论虽然是针对一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转型提出的，但它却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新质生产力理论要求经济与社会形成一种在发展动力、发展形态、发展理念上均与传统生产力有着质的差别，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探索出一条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高效能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对未来各国持续工业化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二、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与实践导向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生产力概念的一个全新的、更高级的、更时代化的、更完整的创新性描述，是面向未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新质生产力属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范畴，是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不断提升过程中呈现出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式。长期以来，人们把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要素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种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并率先指出“科学是最具有革命意义的生产力”。邓小平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明确了科学技术这一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新质生产力理论首先是突出了新时代生产力理论中的“新质”。从词义上来讲，在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百科中，“新质”的解释是：“指多个组分结合形成整体的生态系统，出现了各组分单独存在时所没有的特点和性质”。生产力系统中分工实际上是劳动者技能程度、劳动工具的专业程度、劳动对象的复杂程度的综合体现，实际上就是生产力“质”的发展程度。生产力诸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时首先在物质技术属性上要彼此互相适应，这种在物质技术属性上互相关联的状态即称之为质态。所谓“新质”就是出现了质的变化之后新的质态。在新的生产力体系中，由于各要素的发展不均衡，导致内部基本矛盾的双方主次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即原来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次要方面上升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时，体系就发生了质变，事物或体系就转化成为另一种不同质态的事物或体系。生产力生态体系出现了质变，是指生产力体系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跃升式转变。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不仅包含“高科技”的科技因素，还包括“高素质”的劳动者、“新介质”的劳动资料和“新料质”的劳动对象。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突破了“物”的单纯形态，强化了“更高素质的劳动者”“科技”和“数据”等新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二）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实践导向新的发展实践是由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新发展理念是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新阶段，新质生产力理论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形成一种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新型生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实践导向。第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实现生产要素、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全方位升级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与引擎就在于科技创新。因此，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的战略。通过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加产出，并用新科技为产业发展赋能，积极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开拓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第二，新质生产力是注重内部和谐和对外开放协调的生产力，具有产业协同、多方联动的组织形态。因而，新质生产力就要按照内生发展的特点和开放协调的要求，不断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开放性，拓宽产业以及产品的领域，优化配置以获得更多的成长资源，既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也促进产业协同与区域协同，实现发展的协调性，以推进生产力实现“质态”的变化与跃迁。第三，新质生产力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粗放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低碳作为发展的基本形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最鲜亮的底色。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充分发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的作用，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促使全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体系，构建国际国内生产与科技创新两个“双循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第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共享为目的，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整合社会资源，畅通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三轴联动”，完善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高效工作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全要素分享与人民共享。三、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应时代发展需求，完成人类社会在实现基本工业化之后开始向新型工业化过渡的关键时期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包括重新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要素的内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境界；改变传统理论对经济结构发展的服务化导向，指出了未来新型工业化将深入发展实体经济的新路径；赋予了生产力发展以新的时代价值诉求，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重新定义了生产力要素及其地位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生产力要素中加入数据新要素，提升人的要素在生产力各要素中的突出地位，并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了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促进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基础之上的生产力质的跃升。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突破了传统制造业领域对生产力要素的限定，将数据作为新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从而解放和发展新的生产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市场，任何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都可以通过中国的市场迅速形成庞大的产业链。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能超过美日德三大工业国家总和的根本原因。但是，单纯扩大市场规模也只是实现经济在量上的积累，并没有实现质的提升，而且还可能加剧国际产业竞争。而发现生产中新的生产要素并认识其可能会给生产力发展带来质的提升，将弥足珍贵。事实上，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它还是AI（人工智能）三大核心要素（算法、算力、数据）之一，是发展大模型等AI在各垂直行业落地的关键所在。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AI将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将数据作为新型的劳动要素，体现数据和数字技术的特殊价值。而数字经济的本质发展不仅在于场景创新，也不只是发展AI新产业，而是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大循环，加速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的融合，顺应了数字化发展的新要求，开辟经济数字化新领域新赛道。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强化并提升了人的要素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切的生产与发展都是基于人的活动展开。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人才强、科技强，才能产业强、 经济强。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18要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提升我国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力。所以，发展中不能出现“人学的空场”，相反还要突出“人”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二）改变传统西方发展理论对经济的服务化导向，擘画未来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根据西方发展理论，经济越发展，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服务业越发达，经济服务化趋势越明显。按照传统后工业社会理论，工业制造经济必然走向服务经济。然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并不认为经济向更高级发展必然以服务业比重上升为必然标准。相反，新质生产力仍然强调发展现代制造业，核心基础仍是实体经济，未来新型工业社会，发展服务业也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中西方关于未来工业化发展理论在具体路径上的最本质区别。中国从建国后到上世纪七十代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再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基本实现工业化，经历了长达近40年的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按照西方发展理论的标准，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完成经济“服务化”转型升级，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但是，经济“服务化”虽然是中国以及普遍进入后工业化国家的普遍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却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首要实现的指标。虽然，发展服务业是最省力、最具有吸引力的工业化道路，但却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选择。中国的基本国情、工业化路径选择以及当今世界新的科技发展潮流，决定了我们不能放弃实体经济。近年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困境，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西方传统理论指引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虚拟化、服务化和金融化发展，维护了垄断资本的利益，却给社会甚至全世界带来高昂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自2008年以来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拉入低谷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实现基本工业化为界，世界各国面临着一个持续工业发展路径的多元选择难题。是选择西方指导的一元的后工业化道路，还是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问题将决定未来各国持续工业社会发展的成败。世界走出经济低谷自然不能依靠“始作俑”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上升是经济发展的表象，但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实质，更不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方向。事实上，制造业或者说实体经济仍然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事实证明，后工业并不意味着无工业，而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而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服务业将是一种在先进制造产品和技术的加持下的新型服务业。不能将这样的新型服务业简单地归为传统服务业范畴，或者简单地贴上社会经济服务化的标签。一定要从中找出经济结构升级中的三个产业的发展变化及其主次地位变化，寻找出蕴藏在其背后的深层次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这样才能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之处。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以资本为逻辑，并且改变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化导向，在推进自身新型工业化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了以制造业为支撑的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奠定了产业和经济基础，从根源上避免了自身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近些年经济空心化的可能性。所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中，新型服务业不是替代先进制造业，它既重视金融业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巨大的促进作用，又坚持实体经济地位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看来，要让经济走出“低谷”，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新型服务业态发展，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以促进生产力的能级跃迁。当前，数智化与制造业高度融合所生成的新型数字服务业，正是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新业态。综合以上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突破了传统“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理论在少数几个产业领域打转转的局限，也突破了产业结构单纯地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的论断。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坚持制造业在新型工业化中的核心地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逐渐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19。（三）赋予生产力发展以新的时代价值诉求，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共同价值需求。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准绳。当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生产力发展所服务的主体对象是不同的，因而其所反映的价值诉求也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是为满足资本家的资本增殖需要；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生产力则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最终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能满足人的幸福生活，不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就认为它不符合基本的人文价值。”而且，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表现出阶段性，体现了生产力在价值维度发展的时代性。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效的生产方式，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以资本为逻辑的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人为本的生产力。按照当前经济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的新阶段，以及贯彻以共享为特征的新发展理念要求，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主要目的，在具体的现代化建设与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其价值维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把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强调通过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改善就业结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突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策略，开拓未来发展空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人的本质地、全面地和自由地发展的社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不以资本的逻辑展开，才能避免两极分化，才能避免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当前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就是要以人为本，“在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妥善处理，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这是以资本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做到的。”四、 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三个核心思想指导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新质生产力理论扬弃传统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三个固化思维，遵循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本国国情，用三个核心思想突破当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指导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满足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指标思想扬弃传统生产力发展单一技术指标的生产力判定方法，促进更整体均衡的新型工业化传统生产力发展理论以单一技术指标（如“能耗”）的判定方法衡量经济发展速度与程度，不能完全反映生产力的整体水平和工业化的均衡程度。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全要素综合指标弥补了传统单一指标判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方法上的不足。新质生产力着眼于生产全过程，强调以新型举国体制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以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指标推动产业优势互补，促进社会生产能力整体大幅度跃升，最终促进工业体系更均衡发展。在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诸如“地条钢”之类产能，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一大批传统产业被认为是“过剩”产能。而直到新能源的引入方才化解了这个认识上的“堵点”和实践上的“卡点”，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全面均衡发展。如电解铝，中国是全球电解铝第一大生产国。根据国际铝业协会（IAI）数据，2022年中国电解铝产量为4021万吨，在全球占比达到59%。20余年来，全球电解铝增量基本来源于中国。电解铝的化解之道，主要通过引入新能源来解决，我国提出要在“十五五”期间，电解铝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30%以上。这样，一方面，利用新能源的绿色低碳为电解铝获得了新发展，另一方面，又利用电解铝大量稳定可调节使用电，使得不稳定的新能源有了用武之地。相信以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指标在新型工业化发展中的应用，必将促进工业化向更整体均衡方向发展。（二）以全链条的产业链共同协作思想扬弃传统产业链发展的高低端二分法，促进更系统充分的新型工业化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有不同的利润率，但作为最终产品的组成部分，每一个环节的利润都是全产业链共同协作的结果。新质生产力理论扬弃了“高新技术产业——低技术产业”的二分法，推动经济发展从单纯不同的产业领域去寻找增长点到向全部产业寻找未来成长点转变，从新技术、新要素、新劳动者素质等多个不同角度来开拓创新，形成完整的工业生态体系。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要求的，“创新链要配合产业链”，“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5。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从技术到机制到模式到再到服务的更系统充分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三）以强调在重点突破基础之上的区域间协同创新思想扬弃传统区域发展的“创新中心－生产边缘”二分法，促进更全面协调的新型工业化一直以来，我国东部的发展对西部的发展起到牵引作用，形成国家区域发展的“雁阵模式”。但是，“雁阵模式”不仅在不同的国家间难以长期持续，在一个国家内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类似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带动作用一样，西部的发展一旦形成对东部带动的依赖，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创新动力就会减弱。并且在这个进程中，中西部地区财富分配不平衡问题也可能进一步制约经济的整体发展，甚至可能会产生社会问题。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以协调为内生特点，强调区域间的协同创新。在其指导下，“东部－西部”、“城市－农村”在分工基础之上将融合一体化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此前的区域差异会成为产业调整布局的契机，在新质生产力理论产业协调与区域间协同创新的理念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西部会承接东部的一些产业，其自身经济增长会加快，甚至经济增长率会远高于东部，从而真正进入新型工业化。以上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三大核心思想，是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三大具体路径。它从源头打造新型工业制造的新优势，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现代新型工业体系由大到强转变，进一步稳固实体经济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基础地位，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五、 结语：新质生产力理论开启未来以高质量为要求的新型工业化的新模式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未来将进入到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型工业化，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体现了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类社会所有重大的主题性运动和变革，都是在新的、更先进的、具有更大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与意识形态思潮的深刻影响下酝酿、形成和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理论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开启一种内增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适应新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强调为经济社会开拓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避免重复西方竞争型甚至是零和博弈型的不友好不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出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新思路新方案。 （作者简介：任丽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从事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科技意识形态竞争”（项目编号：21FKSB017））来源：知网-《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络首发时间：2024-0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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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礼乐文明，构成了荀子儒学思想的重要趋向。这里的礼乐既关乎人禽之辨，也涉及文野之别。从内容看，礼与乐既相互关联，又有不同侧重。作为规范系统，礼以别异为指向；乐则首先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并以合同为特点。这一意义上的乐既具有价值的引导意义，又与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

王义桅：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三重维度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生产力理论上的重要发展是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起点是“新”，关键在“质”，落脚于“生产力”——21世纪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理解新质生产力，有三个重要维度。是什么：起点是高科技，路径是高效能，结果是高质量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实验室里的新技术，还需要通过新产业，不断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其主要载体是产业，核心引擎是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新劳动者。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二是新劳动对象。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高端智能设备，还包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和新劳动对象。三是新劳动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自动化制造设备等。四是新型基础设施。要适应科技创新范式变革、模式重构的新需求，统筹布局大科学装置，围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优化升级传统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产物。要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需以创新驱动为引领，逐步摆脱传统的人力和资源能源驱动型增长模式，实现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变，创造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与高速增长相比，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机制、发展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就要求大力推动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这就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什么：进入工业革命4.0，得新质生产力者得未来工业革命取代农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人类步入数字文明、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而是融合创新，体现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及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取代不可持续的工业文明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各国之间围绕产业、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展，赋能支柱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并发展先进程度跃迁的新质生产力，从而为全球生产力创新性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所谓传统生产力是以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基础，以机械化、电气化、不可持续为主要特征。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基础，以信息化、网联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关键提升点，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知识密度大，是传统生产力因科技持续突破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发展所衍生的新形式和新质态。新质生产力既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又是新的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相较传统生产力而言，其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人工智能、高端算力和算法、高端芯片的设计生产技术和设备、高端机器人的生产和运用、5G和6G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量子通信技术和设备、现代航空航天技术和设备、深海探测和开发技术和设备、高端发动机和盾构机等各类机械设备及操作控制系统、高端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设备、核能和氢能等清洁能源、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设备、现代生命医药技术和设备等，以及能够创新、开发、运用、改进和优化各种高新技术和发展高新产业、改造优化传统产业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谁就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国际政治博弈从技术、制度到文明全方位展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着眼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一句话，得新质生产力者得未来。怎么办：新质生产力呼唤新质生产关系，在新时代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曾跨越“卡夫丁峡谷”，但最终解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水平，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应运而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类从工商文明走向数字生态文明，中国弯道超车，引领着这一转型，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表明中国能够超越西方现代化，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还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之一，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所以，“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围绕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变革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关系，为此作了生动诠释。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义桅 ...

顾海良：一部建党百年的基本经济思想史——《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百年探索（1921—2021）》评介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系统梳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学者对基本经济理论的丰硕探索成果，展现国内学界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体系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率领团队，历时5年编写了《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百年探索（1921—2021）》。该著作对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以及从事经济建设相关工作的人员，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反映经济理论发展的主线。在百年经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并注重在推动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将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该著作通过梳理中国基本经济理论产生、发展、争鸣、演变的百年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的历程，既是一部建党百年的基本经济思想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济实践史。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呈现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学原理、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等诸多内容进行研究，形成了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如何把内容如此庞杂、视角如此多元的研究成果有机融合在一起并进行系统梳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难点。该著作为开展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分析框架。一方面，该著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形成整体架构，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百年间的重要经济理论研究分为制度篇、运行篇、发展篇、开放篇四个部分，每部分包括若干章节，共计十八章；另一方面，该著作立足从国内学者的视角介绍经济思想的演变，既注重对不同经济理论的介绍分析，也注重反映不同学者对同一理论的争鸣过程。第三，注重主要理论与次要理论的区别，展示百年经济理论探索全貌。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百年间的研究成果，经济理论涉及范围极广。其中，有的经济理论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意义，在历史变迁中不断传承、发展和创新；有的经济理论昙花一现，没有产生持续性影响，对现实也没有起太大或持久的指导作用。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即在一定阶段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衍生理论，在后来的一定发展阶段却上升为主要理论或主导理论。在学术史研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科学判定主要理论与次要理论，重点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主要经济理论，简要介绍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次要理论。该著作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按照“制度—运行—发展—开放”的逻辑，梳理了十八个基本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变历程，既关注经济理论诞生时的时代意义和科学价值，也关注其在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学术地位嬗变，特别关注经济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学理影响和现实指导意义。（作者：顾海良，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

宋劲松：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同时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作为市场的行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象，是创新的知识生产和成果转化的中心，对生产力的更新换代发挥着主导作用，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企业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之间、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需要达成稳定互动，彼此生成社会资本理论所称的“规范、期望、信任和可信赖性”的关系，才能在产生和转移知识与经验的同时谋求资源、信息和优先权，创造出创新路径。因此，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以及领先用户等具备共生思维，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做到共创、共享、共同发展。从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生产力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度重视了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工业体系不健全，需要通过全面学习才能初步具备工业生产能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工业技术引进主要围绕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展开，以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成套设备引进为主。1972年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轻重工业并举，引进的重点主要放在拥有现代设备的生产能力上，但因为资金和技术能力有限，导致对“设计与设备制造能力”重视不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技术落后和经济困境的双重挑战。为推动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政策。这些政策有效推动了技术进步，但在实施中也面临技术引进效果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速度较慢、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在区域规划制定、环境营造、市场监督等方面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规模经济效益等，为多主体之间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开拓了路径。我国企业也积极融入加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从依靠外部产业链的发展进行跟进式创新，逐步转变到成为某一行业或领域创新的先行者甚至引领者，不仅推动了科技创新制度环境的国际化发展，而且企业因创新效率不断提高提升了盈利水平，进而促进了总体的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对化解外部经济遏制和支撑本国生产力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某些特色行业的科技创新已处于世界前列，具备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从内涵及本质要求来看，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通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深入并开展相关活动。首先，技术革命性突破意味着创新投入风险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补贴、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加以支持，帮助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和企业家寻求试错的机会，降低可能失败时的预期损失。一方面，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间实验等具有公共产品特征的科技创新领域，需要继续发挥好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的作用，打造出能够让企业更好实现持续发展的创新系统。尤其是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需求型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不是企业能够一力承担的，应当由国家进行统筹协调和组织动员，整合全社会力量，实现战略性目标。另一方面，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产权保护、投资风险分散承担等容错和激励机制，以降低企业试错成本，稳定企业在通过研究开发谋求创新时对投资回报率、机会成本和最大化利润的预期。其次，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揭示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依靠科技创新，而且依赖制度创新。因此，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尤其是应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市场规则、标准和制度统一，使大市场建设和区域重大战略相协调，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同时，还需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和政策安排，针对性地完善创新要素配置结构，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对此，需要调整创新的投入结构，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推动可持续的科技创新，通过打造“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加强创新的金融支持，将企业的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内生化；因地制宜统筹创新资源，及时对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空间和行业整合，加快形成更为领先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和网络布局。最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等方面都提出了政策要求。为此，应高度重视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核心引领及带动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立足打造全产业链，在扎实推进“数实融合”中发挥好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和政府的促进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深度融合，长效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在诸多市场主体中，应大力支持头部科技公司发挥创新引领功能。头部科技公司往往是中小型创新科技公司的重要风险投资者，也是很多中小型科技公司的孵化器和归属地，在创新生态的发展中起到关键的黏合和牵引作用，对产业顺利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作者：宋劲松，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 ...

梁小民：回到凯恩斯本人理解凯恩斯主义

一个人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有幸，也有不幸。“幸”是他的思想可以影响历史，永垂不朽。“不幸”是他的思想会被后人发展、延伸，甚至曲解，成为各种“主义”。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曾对他的女婿拉法格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有一次参加一个“凯恩斯主义”研讨会后说：会上除了我，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是二十世纪最知名、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因此后来就有了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各种名目的主义。这些由凯恩斯引出的主义中，有的是就其一点找自己的需要延伸、发展，如新凯恩斯主义是对国家干预的发展。有的则是有意的歪曲，如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的新剑桥学派，把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最后一章中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影响消费的内容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中心，阐述自己左翼的收入分配理论。但对凯恩斯本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凯恩斯对经济学的真正贡献是什么，许多人其实知之甚少。要真正理解凯恩斯对战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分析各种凯恩斯主义的真伪，必须回到凯恩斯本人。在《重读凯恩斯》中，作者韦森告诉我们：“故要全面理解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理解在凯恩斯四十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和著述生涯期间，英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当时英国和西方国家的银行金融和市场制度、凯恩斯自己的学习和职业生涯的变迁，以及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关注点。”因此，要了解凯恩斯本人的思想，我想应该弄清三个问题：凯恩斯研究什么？他是如何研究的？他有什么贡献？许多有突破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他那个年代最迫切的现实经济问题。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英国已进入停滞、失业严重的“英国病”时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经济危机不断，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性大危机。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或者说作为社会精英的凯恩斯，当然会关心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生活在一个“萧条时代”，他必然是一位“萧条经济学家”，要探讨引起这种危机的原因。自从一八二五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近代的过剩性危机，以后又多次发生后，经济学家已关注到这个问题，起先是把这种危机作为单独的事件，用需求不足或其他原因来解释。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种危机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经济中繁荣与萧条的一种周期性波动的一环。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研究的正是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问题。正如韦森所说：“建构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实际上还在于解释清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周期有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如投资、消费、心理，甚至太阳黑子。凯恩斯的研究是从货币理论入手的，韦森指出：“在凯恩斯看来，其关键在于弄清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也可以说，“凯恩斯是从研究货币和金融问题进入经济学，并进行他的理论创造的”。现在不少人对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解就是总供给、总需求、有效需求、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资本的边际效率、乘数，或者希克斯·汉森的LM-IS 模型等，而对他的货币理论了解甚少，根本没有人认识到货币理论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核心位置，甚至忽略了他的货币理论。因此需要从货币理论入手来认识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历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让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货币、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但在一百多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经济学生硬地分为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经济理论讲实物经济中总产量的决定；货币理论讲价格的决定，占主导地位的是货币量决定价格的货币数量论。这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古典二分法”。打破这种观念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他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概念，这两者的背离会影响投资，及进而引起的经济周期。这样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就由利率联系起来了。货币影响实体经济与总产量的中心变量是利率，正是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不一致引起了经济周期。凯恩斯与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形成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的，这就是韦森所说的“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米塞斯、哈耶克所创造的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凯恩斯一进入经济学研究就关注了货币问题，他的第一本经济学专著《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就是货币史和货币制度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通过比较印度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货币制度讨论了金本位制、金汇兌本位制和纸币制度的特征及其发展过程。这本书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反对当时英国采用的金本位制；二是不把金银作为在本国流行的货币，仅用于对外贸易；三是提出商业银行通过信贷业务创造了货币，即内生货币；四是主张通过管理货币来稳定经济。后来他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成为“货币三论”和经济学中货币理论的基础。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及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货币三论”中，这就是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 一九三0年出版的《货币论》（ 上、下两卷），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通论》。这三论并不是针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而是针对从二十世纪开始的“英国病”的，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药方”，这就构成凯恩斯的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一开始就从货币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即商业周期问题。凯恩斯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他的宏观经济学也建立在货币理论之上，以货币理论为中心。认识这一点，是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也是韦森《重读凯恩斯》一书的宗旨。《货币改革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管理货币来稳定物价，进而稳定经济。《货币论》上卷从货币和信用对经济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纯理论分析，下卷则从货币和信用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进行了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还在于货币和金融：“一九三0年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崩溃以前的高息贷款对投资发生的阻碍作用，而证券市场的崩溃还是次要的。”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论述了货币的本质、创造、价值，货币、利率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并进而讨论了现代货币和银行制度。这一切的核心思想是从货币和利息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问题。《货币论》出版后受到丹尼斯·罗宾逊（琼·罗宾逊的丈夫）、哈耶克等人的商榷和批评，于是他又写出了《通论》。《通论》继承《货币论》完成了他构建的宏观经济学体系。《通论》中推出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且在宏观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如总需求、总供给、有效需求、充分就业、边际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等等，但正如韦森所说：“货币是他分析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轴心变量。”《通论》中认为，引起经济周期的关键是投资。投资由企业家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和利率决定。企业家的预期变化莫测，利率就是关键。利率由货币决定，这样就把货币与利率的关系作为决定总需求和就业的关键。正如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所说：“在分析就业理论时，我主张使用两个基本计量单位，即货币价值的量和就业量。”可见货币是“因”，就业是“果”。经济周期、存在非自愿失业还在于货币。这就实现了货币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那么，从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看， 如果我们要发展凯恩斯的思想， 甚至形成凯恩斯主义， 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呢？凯恩斯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 这就在于， 他本人并没有建立今天我们熟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与构架， 但他的“三论”， 的确为宏视经济学的形成奠立了基础， 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必须以货币理论为中心。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又发展为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实际是宏观经济的中心， 从二〇0八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 金融与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只有将货币与金融渗透入总需求与总供给中，才能完满地解释宏观经济的运行，也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宏观经济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 并寻求稳定经济的良策。离开了货币与金融， 宏观经济学就是支离破碎的，缺了一根主线。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成为一体的是国家干预， 所以不少人简单地把凯恩斯主义理解为国家干预主义。但不应该忘记的是， 凯恩斯绝不是完全否认新古典经济学以取而代之， 而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补充与发展。换言之， 他并没有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 只是认为它不完善。因此市场机制仍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 国家干预不过是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使之运行更完善。不理解这一点， 过分强调国家干预， 甚至支持计划经济， 结果就违背了凯恩斯的本意， 国家干预过多或失误， 反而破坏了基本的市场机制， 其结果比完全的市场经济还坏。夸大国家干预的作用， 往往是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的错误所在。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 因此凯恩斯的思想中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 他在《通论》中分析了企业家的乐观或悲观预期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危机正在于企业家的悲观预期。所以， 无论在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中， 主体都应该是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中主体是国家的观念并不是凯恩斯的。有些人浅薄地把凯恩斯对心理预期的重视称为“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这顶帽子凯恩斯戴着太大了。任何人的预期都取决于社会现实， 企业家乐观也好， 悲观也好， 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因此， 应该创造一个让企业家有乐观预期的环境。过去我们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解为以财政政策为主，因此， 也称凯恩斯主义为“财政主义”，但要记住， 强调增加政府支出， 甚至不惜举债， 只是为了应对当时严重的大危机， 并非长久的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早在《印度的通货与金融》中就重视货币管理， 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之后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观点。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点，诺奖获得者、凯恩斯主义者莫迪利安尼曾说过，“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证明，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重于财政政策， 这才是当代凯恩斯思想的发展。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弗里德曼的想法是控制货币供给，采用固定比率的货币发行量， 这一点看来有点简单化了。这就要回到凯恩斯内生货币的概念。货币供给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还取决于银行体系通过信贷创造的货币。这种货币供给实际上很难控制， 又难以量化，因此还需要对金融体系中的银行进行监管与控制。当预期经济会下行时，可以放松管制， 让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反之， 可以收紧管制， 减少银行创造的货币。对金融和银行如何监管是一个大课题， 二〇0八年金融危机正在于对银行金融的监管失误。看来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还不是像弗里德曼说的那样直接控制货币， 而是控制银行创造货币的机制。最后还要强调一点， 凱恩斯思想中并不重视增长理论。对这一点， 我的理解是， 并不是经济不要增长， 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应该是稳定经济， 而不是刺激经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推动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刺激经济， 这样做短期内的确有辉煌，但引起七十年代后的经济大衰退， 可以说，把凯恩斯稳定经济的政策用于刺激经济是对凯恩斯的背叛。经济增长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非政府所能控制， 用政策刺激正如服用兴奋剂一样， 短期有效， 但长期来看后患无穷， 这也是夸大政府作用的一种表现。读这本书可看出， 韦森认真读了凯恩斯全集英文版中的前十一卷和十八、二十八、二十九卷。这本书的诠释部分甚多，对理解全书相当重要。写书有注是西方学者的习惯，也是认真思考的结果。本文重点在凯恩斯本人，评论的基本为第一编的内容，但第二编、第三编和附录也值得看，对理解凯恩斯思想来说，“在与哈耶克争论中思想的发展”和“凯恩斯对当代的意义”的论述极为有益。此外，这里对第三编中“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一点补充。第一，民国时介绍凯恩斯的还应该加上千家驹、罗志如，不应该有胡代光。胡先生一九一九年出生，民国时还不能称为经济学家。樊弘并非哈耶克的弟子，而是琼·罗宾逊的弟子，故在该书第一六0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应该改为：“……如哈耶克的弟子、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蒋硕杰以及琼·罗宾逊的弟子樊弘等等。”第二，“文革”前的研究应加上樊弘、高鸿业，罗志如、严仁赓主编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一册《凯恩斯主义》， 这本书由中宣部主持，一九六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的著作，尽管是以批评的极左形式写的，但毕竟全面介绍了其内容。第三，八十年代后介绍研究凯恩斯的著作不少，如陈彪如的《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但最重要的是武汉大学刘涤源主编的五卷本“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重要的，将来再版时或可充实这一部分。（《重读凯恩斯》，韦森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版） ...

杨涛：发展数字金融需要新视野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数字金融”一词是首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也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传统金融要素、金融功能也持续发生着变化。在此过程中，对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智能金融、数字金融、金融数字化等一系列衍生的概念，虽然并未形成稳定的概念共识，但其实质都有共性特点。就数字金融而言，一是强调了新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可以创造新的模式、业务、流程和产品；二是突出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三是涵盖了传统金融机构、类金融组织、金融科技企业、数字平台企业等金融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再造；四是突出了金融对于经济社会数字化变革的全新支持模式。从金融强国视角看数字金融当前，我国提出了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这既是为了改变我国金融发展的“大而不强”的状况，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各项“强国战略”。基于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探讨数字金融的发展思路。推动数字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基于政策支持与市场驱动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两部金融科技发展规划（《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通过创新监管工具、开展试点示范、推进提升工程等方式，多措并举，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作用，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数字化转型工作目标；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也指出要开展数字化转型评估工作，并纳入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中。另一方面，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拥抱数字化与新技术的步伐不断加快，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合作场景也更加丰富。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同样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坚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索下，也需要持续提升质效、优化结构、丰富内涵、增强可持续性。把握数字金融的需求侧内在特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归根结底，就是在金融发展中不仅要考虑供给侧优化，更需要关注“有效需求”的培育。伴随着企业及居民部门受到更加复杂的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在数字化大潮中发生的众多变革，其数字金融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动态化、差异化。同时，拥抱数字金融创新模式也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单纯给企业和居民更多的金融资源，更是为了改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加居民的获得感与福利，这都需要现有的数字金融服务主体应更好地发掘与认知客户需求的新特点。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发展的环境要素。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环境要素的支撑与保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等，在数字金融发展中同样需深入研究与落实。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需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也对数字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数字化已经全面冲击了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同时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伦理也是数字金融创新坚持底线、避免扭曲与失衡的重要制度保障，这就需要在数字金融“硬基础设施”与“软文化价值”等方面都进行创新与完善。在开放条件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金融开放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动有序推动金融业开放，持续拓展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金融领域先后推出了50多项开放措施，助力加快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实际上，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更强调全球性、开放性、融合性。值得关注的是，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创新成果已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但同时也要承认，我国数字金融的技术、产品、机构等，还缺乏全球视角下的比较优势，也亟待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也是开放条件下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从核心要素视角看数字金融要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离不开技术、数据、场景、基础设施、风险与监管、金融生态、专业人才这些核心要素。需要推动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应该说，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代表了数字金融的“生产工具”，其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核心驱动力。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虽然当前金融领域的技术应用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其关键、核心、重大技术的应用仍有不足。尤其是在经历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国际和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进行相关金融科技投入时已不再追求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而是更加重视技术成熟度与应用广泛度，以及能否给金融活动带来真正的价值。此外，伴随着大模型的快速迭代，新一代人工智能将成为数字金融创新的技术核心。事实上，多数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在2023年半年报的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对大模型等进行布局。把数据要素作为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生产资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肯定了数据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2年12月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则明确了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顶层设计。目前，数据要素的“1+N”政策体系已逐步形成。在新形势下，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升级成为重中之重，2024年1月1日，财政部正式实施《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了数据的资产属性及入表的适用范围、会计处理使用准则、列示和披露要求。未来，应进一步明确数据资产属性，依法合规地推动数据资产化，保护各类主体数据资产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动员数据的力量。金融业的数据资产管理尚处于探索阶段，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数据资产目录与底层数据的打通、海量数据资产的高效管理等难题，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数字金融创新探索的重要着力点。场景应用与创新是数字金融成果落地的依托。一方面，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传统金融业机构积极拥抱数字金融，全面优化了原有的产品特征与服务方式，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企业、平台企业、数据企业融入到数字金融产业链的重构中，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效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考虑到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到2023年底已高达417.3万亿元，所以必然将长期成为数字金融创新的“主战场”；而非银行金融领域虽然相对规模有限，但也存在更大的创新动力，期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增强综合竞争力。从业务与产品角度看，我国数字金融创新在前沿领域也逐渐与全球同频，诸如信贷科技、财富管理、监管科技、支付科技等仍然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过去长期处于“禁区”的加密资产与去中心金融，或许将来能够迎来合规发展的适度空间。数字金融发展也离不开新型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通常看，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在国际上被定义为参与机构（包括系统运行机构）之间，用于清算、结算或记录支付证券、衍生品或其他金融交易的多边系统。2022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规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金融资产登记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含开展集中清算业务的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客观来看，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其中，大额支付系统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小额支付已经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结算设施则通过记录信息、集中报价等市场化手段撮合交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数字化与新技术冲击下，原有各类金融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也需要不断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数字金融的运行与交易特征。风险识别与加强监管是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数字化的冲击下，金融活动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风险和挑战。例如，在微观层面上，数据信息或许遭受泄露或被不法分子滥用，黑客攻击、网络欺诈和恶意软件的威胁更突出；在宏观层面，由于数字化推动了金融业态交叉与金融交易的不断创新，也可能引发更多的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萌芽。对此，智慧监管、有效监管将成为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的重要保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表示将要推动监管流程数字化再造，增强关键监管活动规范性和透明度，提升监管效能；大力推进智能分析工具研发，丰富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工具箱；深入推进监管大数据建设，夯实“五大监管”数据基础；建设智慧监管平台，打造数字化监管核心科技载体；强化数字化监管人力资源建设，打造专业化数据分析团队与数字化监管人才队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科技监管司则表示将综合运用监管大数据，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智能工具，提升对非法金融活动及主体的识别能力，支持“打早打小”和全链条打击；对监管大数据平台进行全面升级，建设“智慧监管平台”，作为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监管的主要科技载体，打造兼具信息展示、智能分析、流程管控、智慧决策的一体化科技平台。数字金融健康发展也离不开“生态土壤”的完善。所谓金融生态是指运用生态学概念对金融外部运行环境进行分析，其广义概念包括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相关性的所有因素，狭义概念则主要涵盖法律、信用、伦理等直接影响金融活动的“软环境”。从金融科技到数字金融，优化生态治理的关键是通过统筹设计合理的机制安排，使得所有的数字金融参与主体都能够实现协同创新、合作共赢，最终能够提高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金融供给侧看，数字金融伦理将成为引导生态建设的重要起点。2022年10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金融领域科技伦理指引》（JR/T0258-2022），强调了金融科技活动需遵循守正创新、数据安全、包容普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风险防控、绿色低碳等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伴随着数字金融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都迫切需要认识和改善伦理意识、制定伦理规则、把握创新底线。从金融需求侧看，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消费者还需要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新型金融风险，把握数字金融产品特征，也需要相关部门始终把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作为重中之重。需要强大的数字金融人才队伍作为创新载体。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演变，高素质的数字金融人才成为推动其健康高效发展的重要载体。就数字金融人才的特点来说，应强调专业性、实践性、国际性、开放性、敏捷性、可塑性和合作性等新特点，尤其是能够深入把握数字金融核心要素的动态变化，真正把握数字金融创新的价值内涵，同时还应拥有一定的跨界思维能力。就数字金融人才的定位来看，既包括原有金融人才的全面数字化转型，也包括与新业务、新模式相应的新型人才，可能涵盖科研性、教学性、应用性、管理性、技术性、业务性等人才。就数字金融人才的培养来看，则既需要数字金融学科建设的探索与高等院校培养模式的创新，更需要通过完善高水平、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促使数字金融人才持续成长。从服务四篇大文章看数字金融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把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的主线，有效地助力做好其他四篇大文章。以数字金融助力科技金融发展。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探索中，一直面临诸多“痛点”问题，例如，难以有效评估科技成果的价值、科技企业的信用，存在科技金融服务中的非标准化、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再如，科技创新从研发到最终成果转化，往往具有全周期联动的特征，而科技金融产品通常只能着眼于特定对象或环节，难以进行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设计与支持。对此，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手段能够推动科技金融趋于“数据增信”，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精准地面向特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等。以数字金融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进而更加强调转型金融，即如何应用金融手段来引导非绿、高碳行业的转绿或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存在非标准化特征，绿色与转型金融服务难以有效地计量和评估其最终效益，也增加了“洗绿”“漂绿”的风险；同时，以ESG为代表的金融和投资活动，也因为存在某种程度的主观性，而在海外近两年引起了诸多争议。对此，当数字金融充分融合于绿色与转型金融创新中，能够推动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使得绿色与转型金融评估更加客观、更可计量，从而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效果。以数字金融助力普惠金融发展。在经历多年的快速发展后，我国的普惠金融在全球都已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据统计，截至2023年12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29.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3.5%。同时，普惠金融众多领域都有突出表现，如2023年末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9.24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8%；创业担保贷款余额2817亿元，余额同比增长5.2%；助学贷款余额2184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2.4%；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余额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年累计发放9586亿元。但也要看到，“运动式”发展也给普惠金融带来新的挑战，如个人经营贷、普惠小微贷的潜在风险快速提升，金融机构也面临监管考核与市场现实的“两难困境”。对此，普惠金融要真正从“求量”转向“求质”，需要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来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可持续性。以数字金融助力养老金融发展。养老金融是指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围绕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其中既包括围绕养老金、养老保险展开的金融活动，也涵盖更广义的养老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等。事实上，如果在养老金融服务中充分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养老金融供求双方匹配效率、拓展养老金融服务渠道和范围、促进养老金融产品和模式的创新发展、构建良好的养老金融生态圈。其中，“养老保险+数字金融”能更有效地对风险进行识别和定价，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探索养老保险产品的创新；“养老财富管理+数字金融”则可以进一步降低财富管理门槛，为相应人群提供符合其风险偏好的财富产品，促使其更合理地进行养老财富的配置等。总之，数字金融能够使得现代金融活动更具效率和安全性，既能够“水涨船高”地改善其他四篇大文章的综合服务能力，也能够“精准高效”地应对四篇大文章的内在难点问题，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五篇大文章协同发展，最终助力于金融强国建设。作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

迟福林：做好港湾“相向发展”这篇大文章 ——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建议

 促进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是中央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要求。从现实需求看，实现港湾“相向发展”，其重要的举措是推进港湾经济一体化：以产业一体化为重点、以政策衔接为突破口、以体制对接为保障。港湾“相向发展”是国家战略性要求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放大。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粤港澳大湾区有产业优势，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开放政策优势。要以港湾融合发展合力提升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高点。“琼州海峡是国家经略南海的战略通道，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发展的咽喉要道。”港湾“相向发展”，要做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优势互补、相向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关键在于实现服务贸易一体化。总体来看，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尚未取得重要突破。要充分利用广东的产业优势、港澳服务业与国际化网络优势、海南地缘优势与高水平开放的政策制度优势，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经贸合作秩序和生产分工体系，在推动港湾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着力破解港湾融合发展的突出掣肘因素。港湾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海南要以“不求所有、不求所在、只求所得”的境界，主动争取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方面与企业的支持、参与。共同打造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重要枢纽。积极推动与东盟的全面战略合作，是我国开放合作布局的战略重点，是港湾融合的战略导向。港湾合作要合力做好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开放合作这篇大文章，努力成为中国与东盟商品要素双向流动的大通道、要素高效配置的大平台。推进港湾产业一体化港湾海洋产业一体化。港湾携手发展海洋产业，将成为推动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以“广东技术+海南资源”“广东研发+海南应用”，合作发展海洋牧场、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支持广东与海南开展邮轮旅游合作，联合开发面向东盟的邮轮旅游产品。支持广东涉海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远洋渔业开发基地、船舶维护保养基地等。热带农产品加工产业一体化。建议港湾合力打造全球热带农业中心。海南、广东合作建立面向东盟的热带农产品采购、加工、交易基地。支持广东农业龙头企业将进口、加工、保鲜、包装、研发等业务布局在海南。支持广东农业研发机构参与共建南繁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等。以数字技术应用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体化。支持深圳等地数字研发、高新制造企业在海南设立“走出去”总部，开展面向东盟的数字外包服务。支持深圳等地企业在海南对接DEPA开展跨境数据流动与设施本地化的规则探索等。推进港湾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制度型开放共建港湾服务贸易一体化大市场。以金融、法律、会计为重点制定“港湾市场认证标准”，实现一次认证、港湾全域自由经营。扩大海南、广东对香港金融、法律、医疗等领域人才的单向认可范围，支持香港人才在海南、广东经备案后自主开展相关业务。率先在债券、保险等风险较低的领域制定实施“港湾单一通行证制度”，实现监管标准的对接等。提高海南、广东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程度。从现实看，港湾产业一体化的最大潜力在服务贸易、最大互补也在服务贸易。港湾合作率先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的关键是制度型开放。探索“海南承接+香港服务”的合作模式，鼓励总部企业将跨境资金进出的交易结算端布局在香港等。港湾实行统一、精简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现有RCEP成员中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最高的为45项，最低的仅为4项；《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是70项，《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是68项。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CPTPP实行一个30项左右的负面清单，这对港湾融合、相向发展至关重要。推进港湾合作的政策衔接实现制度型开放政策的衔接。发挥香港医药研发、广东医药制造及海南医疗开放政策优势，将香港研发、广东制造的创新药物纳入海南“创新药械”适用范围，合力推动其尽快在国内上市。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广东与港澳规则对接，建立以仲裁为重点的司法服务对接机制等。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某些具体政策要与大湾区对接。RCEP协定中，15个成员国累计加工增值达40%即可享受相应关税优惠。海南也有一个对企业有吸引力的政策，即加工增值30%货物内销免征关税政策。如何实现“30%”与“40%”的融合，形成RCEP政策与自贸港政策的叠加，这是政策衔接的重点。建立“飞地园区”。针对海南研发环境不完善的行业，支持将研发、生产环节配置在广东并设立“创新飞地”，使其享受自由贸易港的相关政策，打造“大湾区研发+海南应用”的产业链模式。推进港湾合作的体制对接实现“三个统一”。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加快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进程，统一推进港口建设与升级，支持国内航空企业加密港湾航线，打造“一小时经济圈”。二是产业布局统一。制定实施《港湾产业一体化行动方案》，建立优势互补、定位明确的港湾产业分工协作关系。三是市场与边境管理统一。以金融、法律、会计为重点推进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对接，实现港湾海关监管互认。建立产业协同体制机制。建立利益分配补偿机制。对“飞地园区”探索建立合理的税收分成与GDP分配机制。建立产业转移选择机制。充分考虑港湾产业升级共同需求，合作制定产业转移承接指导目录。探索建立港湾合作的干部与人才交流机制。探索港湾公务员互换“挂职”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大湾区公务人员或专业管理人才在海南担任重点园区的法定代表人或领导职务；加强与港湾公务员管理机构的沟通交流，共同制定实施国际化能力提升项目。鼓励并支持琼粤港澳四地青年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交流，尤其是鼓励和支持大湾区青年在科技创新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实施港澳高校毕业生自由落户政策，并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购房及社会保障；推动琼粤港澳四地高校合作，创造条件实现部分高校间的学分互认、课程互认、成绩互认。此外，推出港湾人才认可一张清单，并逐步扩大清单范围，充分激活并用好港湾融合发展的人才红利。建立高层次港湾合作协调机制。承担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综合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等职能。尽快签署琼粤港澳四地合作框架协议。【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

李萍 田世野：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强方能国强。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必须夯实农业基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要素、产业、生产关系、治理体系等相互联系、互补互促的多个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既遵循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国情，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必须从生产力构成要素着眼，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看，需要增加对土地的投资，大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新技术，提升土地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需要赋能种业发展。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实现种业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通过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干细胞育种等颠覆性技术，推动我国种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无人驾驶拖拉机、植保无人机等智能农机装备，以及智慧大棚、垂直植物工厂、养殖工厂等智慧农业基础设施。需要按照绿色低碳要求，运用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发展生物饲料、生物肥药、农业疫苗、可降解农膜等新农资，替代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影响较大的传统化肥农药、农膜、饲料。从劳动者看，传统的农业劳动者逐渐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必须加快培育一批掌握“新农具”、会干“新农活”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农业劳动者，如农业科技人员、农业职业经理人等。这些“新农人”颠覆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印象，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农业劳动者。为此，应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契机，以新质生产力为动力，推动更多优秀人才下乡，加快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农业劳动者。二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需要着眼农业全产业链，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更多元、更高效的新农业新业态。从纵向产业链来看，需要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发展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在农产品加工环节，通过工农业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在农产品流通环节，需要在农产品电商基础上，加快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VR/AR等数字技术，构建智慧物流，拓展直播带货、粉丝经济等数字化营销渠道，缩短流通链条，提高流通效率，加快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助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品牌化。从横向产业关联来看，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可再生能源等关联产业深度融合，能够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产业带动作用，促进相关产业群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展现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但也逐渐暴露出同质化严重、市场日趋饱和的问题，亟须拓展产品内容、创新发展动能。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具有良好的观赏性和科教意义，能够为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提供新的产品内容，新兴的“互联网+农业”催生出定制农业、认养农业、共享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型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能够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因此，加强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农业与医疗健康、可再生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新兴产业。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相互适应。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传统农业生产关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产业链看，我国农业生产在产前、产后已基本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企业化经营，但生产环节仍以分散的小农户为主体，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点，需要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生产环节存在的规模狭小、资金匮乏、技术和观念陈旧等问题，可能导致上下游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缺乏相应的应用场景和发展条件，从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构成阻碍。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改造这种农业生产关系。在产前产后环节，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并跑”甚至“领跑”能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在农业生产环节，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社会化程度。此外，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大，农业具有重要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能，这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定是多层次、多样化的，既要大力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农业，也要容纳承担就业和生存保障职能的传统农业、小农经济。因此，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应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保持足够耐心，为传统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留下应有的生存空间。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小农户的服务带动作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县域产业规划中，应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引导农业新质生产力向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集中，保留农户的小块土地和家庭副业，在村庄规划和土地流转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落实农民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利益。四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不仅需要技术经济层面的适应性变革，还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科学研判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提高新时代党领导“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应加大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力度，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和农技推广，大力开展农业新基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同时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既充分发挥资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又有效约束资本可能存在的失范行为，实现互利共赢。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需要利用城市中的先进生产要素赋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应保留乡村的独特性和特有功能，使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在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农业基础地位，不能脱离农业甚至损害农业，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处理好外来主体与本地农民的关系，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层治理体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能只靠本地农民，必须大量引进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新农人等各类外部主体。这就要求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基层治理体系，既充分发挥各类外来主体的积极性、保障其合法权益，也照顾本地农民的利益，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

赵燕菁：信用危机的管理

在金融危机时资本市场塌陷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常规状态，一旦危机出现，救市的速度就要尽量快。两种投资应当并举。相对而言，投资创造货币是慢变量，相当于锻炼健身，货币形成周期较长；在资本市场购买存量资产，相当于静脉注射，能快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

吴偕林：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体两翼，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新质生产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源泉，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与其相适应、相匹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我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抢占全球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至关重要。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强化创新驱动之本，着力培育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大动力。坚持“点面结合”，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绘就蓝图”纲举目张，点开面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平衡好点和面的关系，既要抓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按照战略导向、未来导向、发展导向、机会导向、问题导向统筹产业布局，明确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又要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各地实际，进行合理定位，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创造性推进工作，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长期性工程。新征程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突出“点面结合”。从“面”上讲要加强规划引领，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重点，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目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时，充分考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研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任务、基础性工程和政策举措，更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点”上讲要因地制宜推进，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合理确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和方向，支持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用好试点推进机制，分区域、分类型遴选设立一批新质生产力先行区和示范区，在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破解“卡脖子”难题、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等方面积累更多有益经验。坚持“研用并重”，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蓄势赋能”科技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力，新质生产力激发出的先进生产力效应，必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同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的“关口”，也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只有将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和发展。放眼世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科技创新已成为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必须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征程上，一方面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加速“从0到1”的原始突破，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激发各方面创新活力，聚焦重点领域加快研发攻关，集中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卡脖子”难题，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实现“从1到无穷大”的路径演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推动更多企业加快数智化转型，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以企业生产技术的突破跃升，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创新体系，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让更多创新链的“好技术”变成产业链的“新应用”，不断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创新产品和服务，培育出更坚实、更持续输出的新质生产力。坚持“新旧并进”，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固本兴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生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而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压舱石”，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托和“富矿”，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把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对立起来，也不是一味发展新兴产业而忽视甚至放弃传统产业，而是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挑战在当下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突出“新旧并进”。一手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企业“老树发新芽”、加快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形成一批创新型“企业矩阵”和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一手抓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新材料、前沿新兴氢能、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商业航天、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坚持“立破并举”，打造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生态，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基垒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生产力系统实现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演化进程，是新质生产力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我国科技体制仍存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科技创新资源“碎片化”“低效化”等短板，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根本破除，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性重塑。新征程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突出“立破并举”。在“立”的方面，要围绕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在“破”的方面，要围绕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作者系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财经办主任） ...

黄茂兴：辩证认识经济发展质和量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一条规律性认识。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同时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要进一步辩证认识和科学统筹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把经济发展的质和量有机统一起来，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运用辩证思维把握内在逻辑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应运用辩证思维认识和理解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把握其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辩证统一。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推动新的量变，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催生出新的质变，如此循环往复将事物推向前进。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质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益，量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总量、速度。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握质和量的辩证统一，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方面，质的有效提升需要以量的合理增长为基础，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效益提升。另一方面，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带来一系列积极成效，能够持续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质的有效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单纯数量扩张没有出路。唯有依靠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还要看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质取胜。量的合理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并非只追求质的有效提升，同样追求量的合理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经历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目前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以更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为支撑。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高发展质量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把“蛋糕”不断做大。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实践要求实现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规模和效益相统一，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坚持系统观念，通过落实具体任务举措，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加快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不断改善消费环境和条件，全面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着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同时，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产业基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激发协同效应。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逐步破除区域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进一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产品。统筹开放和安全，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在更高层次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作者黄茂兴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许召元：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调“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总的来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整合资源、精准发力，瞄准提升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目标，统筹推进产业技术、治理、组织、布局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各产业的技术和管理现代化水平，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既包括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包括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我国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批专门为企业提供转型升级改造的服务商，产生了一批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功转型的标杆企业，但仍有大量企业面临着升级基础薄弱和资金投入能力不足的困难。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举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是我国发挥创新优势的重要领域，可以与发达国家实现共赢发展。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在利用产业体系完备、发展水平较高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在不少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成为提高产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向。此外，我国不少商务服务业如研发设计、管理咨询、检测认证等发展水平落后于制造业，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是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健全有利于产业不断升级发展的治理体系，激发经营主体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内在动力。完善的投融资体制机制能够保障产业持续投入和企业间良性竞争。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要通过改革和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保障经营主体在投资新项目时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可以增强企业内在创新动力。当前，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维护知识产权的支持力度，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增强创新积极性。全链条的质量监督机制可以激励企业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水平，促进优胜劣汰。应通过广泛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行动，加强全供应链、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严格监管、严厉处罚和严肃问责，保障商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此外，从技术升级到附加值升级转化的保障机制也很重要。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还要能够创造高水平的附加值，形成强大的社会购买力。要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和合理增长机制，使一线劳动者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税收都能够随产业升级而同步增长。形成良好产业组织结构良好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保障各类企业协同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少数行业垄断程度较高和一些行业企业数量多、市场集中度较低的问题并存，既导致一些企业滥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当利益，也导致一些行业存在低水平恶性竞争倾向。应根据不同的产业特征，坚持加强反垄断与促进兼并重组优化市场结构并重，避免过度竞争。同时，要着力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格局，促进产业价值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合理分配，防止产业链上的少数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不合理地侵占上下游企业的利益，推动形成上下游企业共同创造价值、协同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此外，继续坚持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提高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也是提升产业组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面。培育多层次产业集群现代化的产业布局既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配套效应，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差异化的产业布局，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大量产业布局于东部地区，中西部产业集群实力相对薄弱且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不强，各地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等。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不少产业正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较快。应抓住优化产业布局的有利时机，着力推动形成以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产业集群在各地合理分布、错位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布局。打破区域分割，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全国重点产业集聚区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基础，打造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以省、区、市为基础，打造合理分工、区域特色明显的区域级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强化改革攻坚，增强各层级产业集群规划的统筹协调和合理分工，既要防止产业规划层面的不配套、不衔接，又要提高产业规划的落实力度。此外，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应努力做到提高效率与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并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就业质量、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当前，生产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在各产业中应用加快，不少技术显示出就业替代效应。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能够充分利用最新技术成果，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同时还要能够保障充足、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智能制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就业规模适度缩减符合国际经验。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会越来越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作者许召元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

习近平：携手引领中匈关系驶入“黄金航道”

中国和匈牙利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相似、立场相近。我们要坚持团结协作，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

陈明：建构文明叙事 提升话语权力——关于大外宣的一点思考

“自我表达不够清晰，攻讦应对不够有力，认同争取不够有效”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外宣主流的理论话语或者自外引入，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述自己，或者只是基于现实需要提出的口号片段，尚未形成系统论述，根本原因则是内宣话语，亟待与时俱进。话语权提升，舍文明论叙事建构别无他途。 ...

刘尚希：从风险权衡看债务风险

 怎么判断债务风险，是一个技术活，而且是一个高技术活。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债务经济，而怎么去识别风险、判断风险、管控风险，需要新的认知框架。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就是债务经济，不要试图拒绝债务。二是两个循环决定债务风险是扩散还是收敛。三是金融结构是宏观债务风险的关键变量。在具体展开之前，还要确立三点基本认识。第一，我们处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风险是守恒的。第二，风险可以被分散、转移，但不能消灭，宏观上转移风险也很难，除非转移到其他国家；有观点认为应该尝试消灭风险，甚至有些观点认为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事情上没有风险，其潜在含义是风险可以消灭，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人们可做的就是权衡风险，做出合适的选择。在微观、宏观等不同层面上，权衡风险所遵循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就是债务经济不要试图拒绝债务第一，小农经济的观念认为债务是坏东西。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很多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小农经济的观念认为债务是坏东西，“无债一身轻”。将债务本身等同于风险，债务增长等同于风险扩大。因此，我们经常根据债务规模大小、增长速度去判断风险的变化，这种判断风险的方式毫无疑问是片面的。在宏观层面上，至今仍有债务越小越好的认识倾向。但事实上，债务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而需要适度。怎么才能适度？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适度债务比率也是不同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存在债务无序扩张现象，但看待债务问题需要区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小农经济观念中，债务被当成一个坏东西，会不由自主地拒绝债务。尽管有时被迫形成很多债务，但在认知上总是觉得债务还是少点更好。然而，实际上拒绝债务也是有风险的。一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做出选择是有风险的。拒绝债务其实是一种选择，而它的风险就是存在机会成本。二是风险测度指标存在局限性。比如杠杆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等指标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风险测度上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误导我们。因为这些风险指标有顺周期特征，而且一些潜在假设，并且是静态指标，没有考虑分子分母相关性。有时候不但不能够根据指标所测验的结果控制风险，还可能适得其反，扩大风险。因此，将债务当成坏东西，不敢去有效使用债务，其实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反而会导致风险上升。发达国家普遍把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进行使用，这实际上是对债务的问题有了一种新的认知，不同于传统经济学、金融学的看法。当然其中也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对债务问题有新认知、能大胆使用债务，实际上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第二，市场经济的观点认为，债务是创造资产的金融工具，同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首先，债务是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处于叠加状态时的一种选择。债务隐含有带来收益的机会，但同时也隐含风险，结果未出现之前，收益和风险是叠加在一起的。债务融资决策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借债与否或者选择其他融资方式都是风险权衡的结果。其次，讨论债务问题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微观风险权衡角度上，债务是对冲市场风险的工具。企业融资有三种方式：依靠自有资金，股权融资或者债权融资。财务领域的MM定理讨论了最优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问题。其中，借债存在一个税盾收益，债务利息可在税前扣除，而股权融资没有这种收益。因此，企业借债要权衡税盾收益与风险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宏观风险权衡角度上，债务是对冲公共风险的工具。公共风险是宏观风险，包括经济风险、就业风险、货币风险、银行风险、财政风险以及外部风险等。站在政府视角上，主要进行两方面权衡。一是政府债务风险与公共风险的权衡。权衡时需要考虑诸多问题：要不要借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就业情况如何？如果经济风险等公共风险提高，那么就需要借债对冲风险。二是宏观金融风险与公共风险的权衡。例如，以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冲经济风险、就业风险，但是如果货币发多了，可能会带来高通胀、影响汇率稳定等金融风险。再如，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增加贷款，也会带来不良率可能上升的金融风险。事实上，任何类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组合都是风险权衡的产物。决定债务风险是扩散还是收敛的两个循环债务风险是扩散还是收敛呢？这其实取决于两个层次的循环：微观层面的债务与资产的循环与宏观层面的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循环。在微观层面上，债务创造资产，资产带来收益，收益偿还债务，形成循环。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即债务形成优质资产，条件是资产带来的现金流大于本息。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即债务形成劣质资产，条件是以债务偿还本息。一定条件下，两种循环可以反转，宏观不确定性是最大影响因素。例如，2024年一季度GDP实际增长率是5.3%，名义增长率是4%。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意味着资产贬值，这可能形成一种触发条件，使良性循环转向恶性循环。宏观不确定性不仅是经济波动的问题，还包括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层面上，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即债务促进经济增长，杠杆率趋势性下降，条件是金融深化。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即债务抑制经济增长，杠杆率趋势性上升，条件是金融抑制。因此，债务是双刃剑，如何实现良性循环、避免恶性循环，需要知道背后的条件。债务增长的风险是扩散还是收敛呢？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微观风险是否公共化、宏观化。企业、金融机构债务风险的外溢性非常关键，系统重要性企业的债务风险尤其要关注。在风险管控时，特别要重视这种蝴蝶效应，要看资产负债表关联性的强弱。例如，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关联性强，对其风险要特别小心。这要求提高预防性的风险监管能力，建立一个宏观风险管理框架，有效识别风险演化。二是宏观风险是否长期化、微观化。一旦形成系统性风险、宏观风险，能否及时、有效进行处置。有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浅层应对，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去处置风险、化解风险；另一种是深层应对，即结构性改革。这两者恐怕都需要。目前我们更倾向于前者，而通过结构性改革避免宏观风险长期化、微观化的难度更大，需要优化顶层设计。金融结构是宏观债务风险的关键变量第一，金融深化程度。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慢于商品的市场化。资金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不够。分别从城市和农村来看，城市金融实际上是以贷款替代资本市场。贷款占到社融的62%，而企业债券不到5%，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较弱。农村金融是以普惠替代市场化，农村财产的可抵押、可估值、可交易条件受限。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怎么改革，这还在探索之中，还没有明确路径，这涉及超过50%的人口的财富积累。目前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约47%，超过50%的人是农民，导致多数人口的需求潜能难以释放。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一是直接融资萎缩，间接融资扩大且占主导。间接融资扩大的趋势，进一步扭曲金融结构，降低金融效率。这与我们金融改革要扩大直接融资的目标不吻合。二是债务风险向银行集中。银行成为主要的金融资产创造者，也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在名义经济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情况下，抵押资产贬值虽然没有直接体现为银行资产贬值，但是成为了债务风险传导的主要渠道。第三，政府债务结构。政府债劵，尤其是国债是无风险资产，是金融结构的基础。目前政府债务结构有待优化，呈现出中央小、地方大特点，实际上不利于风险控制，债务风险不是靠行政管控就可遏制的。所以加快金融结构性改革，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是控制债务风险的关键。 本文为作者在2024·金融四十人年会暨闭门研讨会“迈向金融强国之路”平行论坛专场一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会“如何平衡债务增长与债务风险”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的新征程

要素成本上升与老龄化的挑战相互叠加，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能大幅提升效率，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甚至快速下滑。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都要大幅提升总要素生产率，重要手段是创新。 ...

王遥：绿色金融体系如何推动经济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体系可以从根本上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在顶层设计、产品和服务设计、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问题改善等新挑战新要求。未来，要通过发展转型金融，加强气候风险管理，连接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结合，利用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等有效途径，推动绿色金融更好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绿色环保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之一。2023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并提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当前，经济发展范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发展范式的变革延伸至金融体系，从根本上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在此背景下，本文阐释了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结合我国绿色金融取得的成效，分析了绿色金融体系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提出了发展转型金融、加强气候风险管理、连接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结合以及利用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等实现路径，以期为绿色金融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一、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由过去的关注数量和规模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关注质量和效益的整合型增长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必须将绿色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过于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这虽然能在短期内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及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今的全球生态系统恶化、极端天气频发等现象即为明证。以此言之，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可预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四大战略任务之间层层递进、紧密关联。在新的绿色发展范式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全面考虑生态承载力，推动生态财富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形成良性可循环的互相促进机制。同时，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升至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范式的新高度。金融体系“绿色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向好”是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绿色金融体系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方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包括绿色金融政策和标准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地方实践体系、国际合作体系和配套支持系统等。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其核心在于动员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通过金融手段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成为当务之急。在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中，金融体系的“绿色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一转变将为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不仅能够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竞争主动权。绿色金融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目标的有效手段，更是适应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通过引入绿色金融机制，我国有望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走在现代化发展的前沿。这一转型也将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助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经研究明确了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这三大功能的发挥将有助于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其一，绿色金融的发展将切实为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实现“降碳、减污、扩绿”的多重环境目标，我国制定了多项阶段性计划，为实现相关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然而，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变同样需要巨量的绿色投融资资金，由此引致的投资缺口仅仅依靠政府资金恐难以填补，通过适当方式引入社会资金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主体将逐渐多元化，绿色发展的优势也将进一步凸显，吸引更多资金进一步流入绿色领域。其二，绿色金融能够识别并管理气候风险。近些年来，极端天气及重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风险的高频率出现并非完全偶然，而是与近些年来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近年来，我国一直积极寻求经济与能源转型，尝试对消极影响环境的行业进行重新定价。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一方面引导市场将对气候环境的影响纳入管理范畴，对相关风险进行识别，开展气候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同时引导规避相关风险。另一方面，推进相关企业的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倒逼企业转变发展模式。其三，绿色金融将推动形成反映绿色发展的市场定价机制，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为绿色发展提供定价机制，充分反映绿色资产的真实价值。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对绿色企业或项目进行识别，给予其一定的利率优惠。随着全国性碳市场的建立，基于碳交易所形成的碳配额抵质押等手段成为新的融资渠道。二、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顶层设计持续完善。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标志着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正式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从早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等方面展开政策设计，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这一系统性构建使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拥有相对完善绿色金融政策的经济体。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逐渐完善，涵盖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国际合作以及风险防范等多个方面。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我国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其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当前，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代表的绿色金融产品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规模还是种类来看都发展迅猛。在国家绿色金融战略的规划下，我国银行业积极推行绿色信贷产品，逐渐形成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绿色信贷产品体系。根据信贷业务特点，我国绿色信贷产品主要围绕借贷主体、借贷用途、抵质押品、借贷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和ESG表现等方面进行创新。这些产品满足了绿色企业或项目在价格、期限、担保方式等方面的需求，精准聚焦绿色低碳项目，促进金融资源向低碳项目和企业配置倾斜。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8.58万亿元，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9.96万亿元和9.1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8%。绿色债券方面，2023年上半年，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新增发行规模约4692.57亿元，发行数量为207只。截至2023年上半年，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3.5万亿元。碳中和债方面，2023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新增发行碳中和债券79只，占中国境内普通绿色债券新增发行规模的35.75%，发行规模约792.47亿元。同时，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产品也有长足发展。为顺应绿色发展理念，我国还针对碳金融、转型金融等细化领域创新设计出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碳中和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产品，不断调整和满足市场对绿色转型适应性的增量需求。环境信息披露和气候风险管理加快推进。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在绿色金融标准等方面也取得了全面进展，为国内金融市场的气候风险管理实践奠定了良好基础。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涵盖治理结构、政策制度、风险管理、风险量化、环境影响等多个方面，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全面的环境信息披露建议。同年，人民银行引导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200多家金融机构完成了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试编制工作。2021年，人民银行组织全国23家主要银行开展第一阶段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为有效管理气候风险，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组织”共同发起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这也是同时满足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出的信息披露建议，以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强化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的有益实践，旨在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加强机构对绿色产业的资金配置，减少对污染和高碳企业的投资，从而降低金融机构对于气候风险的敞口。2023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一般披露要求》（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两项标准，就信息披露的频次、要求、指标、内容、参考标准与应用范畴作出要求，旨在增强机构对企业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评估能力。这一发布将有助于推动市场资本更为有效的配置和管理决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稳步发展。自2017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截至2023年末，国家先后确定浙江湖州市和衢州市，江西赣江新区，广东广州花都区，贵州贵安新区，新疆哈密市、昌克回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甘肃兰州新区，重庆市等七省十地开展绿色金融先行探索。经过数年的探索实践，各地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线，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特色，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自2018年开始持续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的地方绿色金融水平的跟踪评估显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无论在政策规划还是市场落地方面均表现出更高水平，并长期保持在全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第一梯队。各个试点地区资源禀赋、区域分布、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试点区有不同的代表性和发展侧重点。具体而言，广东充分发挥活跃的金融市场优势，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方面先行探索并创新推出“家鱼贷”“绿色政府专项债”“巨灾指数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对产业形成有力支撑，同时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绿色金融跨境交流与资金流通；浙江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江西与贵州着力推进生态资源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新疆、甘肃积极探索绿色产融结合的有效路径，为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积累了有益经验。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日益深化。我国积极利用各类平台推动绿色金融合作和国际交流，从国家和地方两条主线，标准互认、业务互助和学术互助三个维度深化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产品和市场的认可，国际话语权逐渐提升。在标准互认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共同完成《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减缓气候变化》，就中欧双方绿色金融分类目录开展比较与分析，为推动中欧绿色分类标准协同作出重要贡献，相关国际标准的融合推进在带动资金互通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在业务互助方面，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及企业类组织先后加入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SFWG）、财政部长气候行动联盟（CFMCA）、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等数十个国际合作平台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截至2022年末，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结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命运共同体”，共建可持续、高质量的绿色“一带一路”。在学术互动方面，我国与新加坡等国达成合作，连续举办多次中新金融峰会，共商“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全球绿色金融合作机遇与挑战等核心议题。国际可持续金融研究联盟（GRASFI）包括牛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全球研究型大学，旨在推进绿色、可持续金融的跨学科、高质量研究，促进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培养年轻学术人才。三、新发展阶段绿色金融体系面临新要求新挑战新发展阶段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新的局面。一方面，新发展阶段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21年10月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继发布，构成了我国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总纲领和顶层设计，并对碳达峰阶段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同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我国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同步增长的同时，要实现净零排放，意味着我国需大幅改变现有经济增长路径下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结构。但由于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结构中高碳行业占比大，能源转型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要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兼顾社会问题的改善。我国地域辽阔、资源禀赋差异大，各地经济结构多样，且存在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面临艰巨挑战，绿色金融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协调多方面要求。绿色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资金筹集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已通过多个文件明确了能耗、碳排、化石能源等方面的阶段性目标，制定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为我国在全球低碳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各行各业都将面临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压力和机遇，也催生了巨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然而，单靠政府力量难以填补“双碳”目标的资金缺口，私人和社会资金的筹措将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引入金融资源不仅为资金提供了具体方向，同时也为绿色低碳领域的人力、科技、数据等要素的集聚提供了清晰的信号，为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持。随着我国绿色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逐渐显现，未来金融将更加倾向于投资绿色领域。同时，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将有效限制资金流入高碳和高能耗等污染型产业，挤出效应将使绿色发展的比较优势更加显著。这一发展趋势有望推动绿色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应对气候环境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性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绿天鹅”事件频繁发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威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气候风险的普遍关切。这些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物理风险包括由山火、洪涝等极端自然灾害引发的经济损失以及对经济稳定的其他不利影响。转型风险涉及法规和政策约束力日益趋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等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例如国家在经济与能源转型过程中，传统制造业和化石能源业等行业在市场上面临信任危机，进而导致金融机构在持有高碳企业金融资产方面的风险敞口增大，这与非理性认知有关。绿色金融旨在引导市场主体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将环境气候风险纳入管理范畴。首先，通过研发环境风险度量工具，准确辨识和量化风险，进而在风险防范的同时鼓励市场主体采取积极的规避手段。其次，通过促进信息披露，有效提高投融资方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推动企业更多地关注自身转型发展，还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实施投融资风险判断的可靠依据。绿色金融的应用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引导各方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气候风险的复杂挑战。绿色金融与多种金融生态融合发展的路径有待进一步创新。“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需要将绿色金融的触角延伸至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我国金融业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五篇大文章中，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绿色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的连接，不仅能有效缓解绿色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能加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提升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发展理念、服务主体以及推进经济低碳发展方面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都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从微观层面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服务的主体与领域也存在一定交叉。农业和小微企业是重要的碳排放源，特别是小微企业数量多、分布分散、覆盖行业面广，推进绿色减排的规模可观。但是目前绿色资金投放仍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和项目，对于普惠主体的扶持力度相对有限。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适配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金融体系，也能更直接地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而以金融科技手段为核心的数字金融能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仍面临信息不对称、绿色识别能力差、绿色项目和绿色企业融资难、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难等障碍，数字技术则为克服这些障碍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四、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经济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发展转型金融，实现实体经济有序转型。转型金融重点服务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产业和项目，能够为高排放或难以减排领域的低碳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总体来看，转型金融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支持以经济和社会福祉为目标的可持续增长，是高碳经济活动走向绿色升级转型的必经之路。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及利益相关方等角度来看，完善转型金融的具体实践可从以下角度展开。其一，优化转型金融顶层设计。围绕国务院关于碳密集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规划部署，以《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为行动指引，借鉴《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相关经验，构建帮助市场主体以更低的成本识别转型活动和投资的转型金融标准、统计、考核、监管等政策框架。同时，由于转型活动自身的复杂性，要加快制定行业和企业层面低碳转型的政策路径指引，细化行业碳排放限额或碳排放预算。其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逐步扩大环境信息披露主体范围，完善信息披露要求。在披露主体上，将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企业、上市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主体有序、分阶段地纳入强制环境信息披露范围。在披露信息上，除碳排放、碳强度、碳足迹等信息外，逐步推进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多样化和格式规范化。其三，扩大转型金融产品工具箱，纳入多种类的融资工具和风险缓释工具。细化市场工具，建立多层次转型金融产品体系，支持碳密集行业低碳转型活动，满足高碳行业转型融资需求。在绿色贷款、转型债券等金融产品的基础上，根据高碳产业特性，创新开发可持续发展挂钩信贷和债券、碳资产抵质押、转型股权基金、转型信托、转型保险等金融产品。探索转型主体可转换债券、资本补充债券以及转型债券相关风险缓释工具。其四，构建政策激励机制。提升转型活动的商业可行性与融资可获得性。进一步利用如煤炭清洁利用再贷款、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土地等支持工具，提升金融机构为高碳行业提供融资的积极性。同时，通过财税补贴、一次性奖励、考核激励等鼓励措施吸引金融机构参与；通过专项再贷款等工具优化总量目标，实现特定领域的精准扶持。第五，关注公正转型。近年来，低碳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受到相关利益方的关注，“公正转型”成为国际气候议题的关键焦点。将公正转型贯穿投资策略和相关政策，需要各主体的协同合作。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公正转型要求纳入转型金融指引，建立包含公正转型要求的转型金融政策框架。转型金融参与市场主体需要从了解公正转型的理念和树立公正转型的意识出发，将公正转型要素融入转型金融产品中，同时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公正转型方面的信息披露。加强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确保经济金融体系稳定。其一，发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货币政策为低碳经济转型提供支持，同时采用监管激励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关注并重视气候风险。通过绿色再贷款和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扩大绿色资金投放，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提升气候友好型行业贷款比重。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框架和微观监管，推动开发环境压力测试等创新工具进行风险评估，通过设定监管目标、实施强制信息披露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纳入整体战略与风险管理。其二，推进气候适应投融资标准化建设，建立气候风险防范化解和风险损失分担补偿机制。以适应气候变化效果为导向，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逐步推进气候适应投融资产品业务、基础设施、统计监管和风险防控的标准化建设。做好气候适应投融资标准与产业政策的衔接配套，及时发布和定期更新气候适应领域重点支持项目和技术标准。研究制定气候适应行业的统计分类，加快制定气候适应投融资项目、主体和资金的信息披露标准，建立气候适应投融资统计监测平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投融资数据统计。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客户重大气候风险的内部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投资准入的碳排放标准。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气候高风险领域的贷款和资产风险敞口进行评估，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加强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融合，推动绿色技术广泛应用。科技金融广义上指金融机构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为企业提供的各类金融业务。在绿色科技创新领域，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往往难以依赖自身积累开展规模化的绿色技术研发。通过发展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可以有效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加快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和绿色科技生产力的提升。其一，持续完善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体系。银行类金融机构需要系统规划更适应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发展的组织机构、网点布局、人才队伍、产品服务、授信审查、风险管控等机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依托大数据等新技术，结合绿色企业个性化特点，探索开展以绿色科技企业专利等知识产权为抵押物、租赁物，为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租赁等服务。其二，提高资本市场服务绿色科技企业的能级。持续完善“绿色通道”机制，确保绿色科技型企业在上市融资、债券发行和并购重组等方面更加顺畅地获取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轻资产科技型企业重组估值的包容性。同时，发挥绿色创业投资基金作用，努力完善科创投资产业链，为绿色科创企业提供更为灵活、长期的资本支持。其三，围绕绿色创新集群、绿色创新产业链探索金融支持模式。绿色创新集群体现了科技的规模经济效应，绿色创新产业链为各类企业提供了相互补充的机会，同一集群或产业链上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共性。要积极探索符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着力实现科技创新链、成果转化链、金融资本链的协同创新。连接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绿色金融”和“增强金融普惠性”既是金融行业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进行系统和技术创新，推动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有机融合。其一，建立更完善的绿色普惠金融目录，通过对主体特征的梳理和标准的完善，清晰定义绿色和普惠金融，并明确其识别和认定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中，整合绿色金融理念、标准和规则，为普惠群体的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其二，健全政策激励机制。综合运用财税和金融政策，通过引导金融资源投向绿色普惠领域、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绿色普惠金融市场。其三，鼓励金融机构在绿色普惠领域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根据地区特色，为不同规模和融资需求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第四，建立绿色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基金，构建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根据各地财政实力，加快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并推广各类金融保险，以发挥其在风险转移、社会互助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数字金融作为重要的赋能工具，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金融科技技术，结合相关绿色标准，为绿色金融项目筛选、产品创新、风险控制等提供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服务，并通过不断深化与绿色金融体系的结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发展，需要进一步凝聚力量、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其一，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拓宽绿色金融服务场景。支持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对绿色企业和项目的定量定性分析，更准确地评估绿色企业的环保效益，加强对碳足迹的计量和核算，提升企业的环保水平。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借助智能识别技术，对绿色企业和项目进行智能识别，从而更精准地为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企业绿色需求。其二，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监管水平。落实监管信息和数据统计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应用程序接口等技术手段，提升绿色金融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数字化水平。更及时、精准地监测绿色金融市场的动态，有效防范潜在的风险。这种数字化监管手段可以在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预防潜在的违约风险，从而维护整个绿色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其三，强化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针对青年大学生，积极引导其树立绿色金融科技思维，培养一批绿色金融科技复合型本土人才。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绿色金融科技人才引进政策。针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环保、节能等领域急需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建立全面的人才激励机制和引进模式，优化完善人才培育政策，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 ...

张来明：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有活力、牵引力、竞争力的部分。只有做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

董昀：建设与金融强国相匹配的高质量资本市场

 为了实现建成与金融强国相匹配的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宏伟目标，我们需要正确处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按照新“国九条”提出的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抓牢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这一重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汇聚成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九条”）。这既是国务院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质量而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继2004年和2014年两个“国九条”之后，以资本市场发展为主题的第三个“国九条”，为新时代新征程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份导向明确、路径清晰、系统全面的行动指南。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 绘制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金融是“国之大者”，国家兴衰，金融有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金融强国必须以一个强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支撑。在具备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当中，资本市场具有不可或缺、不容低估的重要地位，它是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和枢纽。环顾世界，无论是早期的荷兰，之后的英国，还是当今的美国，任何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强国均拥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可见，建设一个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增强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为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从而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系更加深入地参与乃至影响全球信用配置、资产定价与资源动员，从而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新“国九条”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锚定这一长远战略目标，新“国九条”从投资者保护、上市公司质量、行业机构发展、监管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勾画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了未来五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资本市场的“三步走”发展目标。未来5年是打基础阶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为我国资本市场今后数十年的发展打好根基，形成一套适合国情的制度框架。再经过几年的攻坚，到2035年，我国资本市场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应当有大幅度提升，能够比较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资本要素、资本市场和资本治理的多元化需要。从2036到2050年，在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前提下，我们将围绕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来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并提高资本市场治理能力，使之更加契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形成共促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合力为了实现建成与金融强国相匹配的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宏伟目标，我们需要正确处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按照新“国九条”提出的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抓牢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这一重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汇聚成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首先，改革的关键是强监管。要抓住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这个“牛鼻子”，严字当头，深化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新“国九条”提出要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监管力度，同时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加强交易监管，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第二，稳定的重点是防风险、稳预期、稳信心。新“国九条”提出，要从维护市场平稳运行、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统筹开放与安全等方面着手，切实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这是增强金融韧性，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的治本之策。第三，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以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新“国九条”提出，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重点是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促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形成，从而提升金融服务创新发展的能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形成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众多、运行机理复杂。要通过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着力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特别是要落实新“国九条”提出的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深化央地、部际协调联动，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监管铁军等举措，培育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资本市场有效治理。全面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新“国九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一是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体现资本市场的政治性。这突出表现为把政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的资本市场干部人才队伍。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资本市场的人民性。强调要健全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赔偿救济机制，对重大违法退市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等要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更加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三是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新“国九条”的政策强调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守正创新，更加有力服务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四是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把防风险作为新“国九条”的主题之一，从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机制安排和政策举措，确保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五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六是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要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从供给侧入手，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适应性、包容性，促进资本形成，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七是坚持统筹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安全。拓展优化资本市场跨境互联互通机制；拓宽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渠道，提升境外上市备案管理质效；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深化国际证券监管合作。八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是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进”的重点是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以资本市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原文载于《深圳特区报》2024年4月30日 ...

习近平：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

习近平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中法两国同属亚欧大陆，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一个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有着灿烂文化的彼此吸引，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

周佑勇：以高水平法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引领。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共识，以更高水平法治建设护航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以法治赋能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联动工程，必须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协同推进。无论是全面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还是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都离不开法治的强有力保障。应进一步完善激励创新法律制度，着力构建支持创新、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法律体系，以良法善治塑造和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持续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法律制度建设，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应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统筹立改废释纂，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协同性，完善中国特色科技法律体系。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伦理、道德、安全等重要问题，加强对这些新兴领域的前瞻性专门立法和科技伦理治理，促进和规范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有效应对新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挑战。加强数字经济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交易、确权、共享等方面的制度规则，加快完善网络平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网络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全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保护生产力。顺应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应加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及时修订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商业秘密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方面的专项立法，进一步丰富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拓展权利客体范畴，激发相关新领域新业态创新创造活力。在执法司法保障方面，重点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技术、数字孪生、高端芯片等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有效保护，加大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监管与司法审判力度，全力消除市场封锁。同时，要依法严厉打击侵犯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交易失范、失信行为，从严惩治侵权假冒，积极运用诉讼保全、惩罚性赔偿等救济手段，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更加有效保护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切实依法保护科创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加强对科创企业和科技人员合法权益的执法司法保护力度，保证科创企业和科技人员平等获取科技创新资源、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以法治方式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依法保护科研人员的经费使用权和技术研发决定权，准确界定职务发明创造权利归属，对以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侵害他人商誉和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追责。加大对采用盗窃、利诱、胁迫等非法手段侵犯科技创新主体商业秘密犯罪的打击力度，合理划分科研成果转化风险和收益，积极通过行为保全、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方式，提高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有效性，保障企业和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和合法权益。以法治保障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改革与法治关系密切，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法律制度。市场的本质是基于契约的交易，必须通过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和契约交易法律规则，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各类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应严格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购买、企业倾斜政策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防止操纵市场的垄断行为，构建统一开放、畅通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更好发挥政府有效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通过建立完善的政府监管法律制度，对扰乱市场秩序、有损公平竞争、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惩治，依法维护诚信守约，防止滥用交易自由，推动形成稳定良好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安全的交易环境，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以法治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各种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更好发挥法治助推体制机制改革的作用，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健全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制，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等，切实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着力发挥好政府在政策法规制定、人才宏观管理、监督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对科技评价体系、科技奖励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的成果导向性改革，建立适应新时代人才发展要求的法治化治理框架和运行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公共服务体系，以制度改革带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深化人才工作机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根据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涉外法律制度日益健全，外商投资法、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涉外法律的出台，为涉外执法司法提供了坚实法律依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可靠法治保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夯实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或主导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进一步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反干涉、反单边制裁、反长臂管辖，阻断、反制外国法律或举措对我国的不利影响，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稳定。加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积极参与并争取引领新兴领域中国际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动多边新型经济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让法治成为最好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能够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让有恒产者有恒心，确保市场公平、透明，从而最大限度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吸引集聚生产要素，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效保障。为此，应进一步采取有力法治措施，扎实推进营商环境领域相关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激发市场活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必须坚持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对待，依法平等保护，保障其合理预期，提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强市场主体平等保护、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立法规划，完善立法内容，扩大立法范围，突出立法重点，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规范市场运行及政府行为，不断增强营商环境规则和标准的明确性、稳定性、透明性，对扰乱市场秩序、有损公平竞争、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惩治。尤其是要更好发挥立法激励鼓励、正面评价、引导奖赏等功能，尽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促进型”立法，深化企业行政合规监管和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建构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法治环境。扎实推进营商环境领域政府依法行政。政府作为营商环境的制度供给者、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公平的维护者，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权益保护等方面全面履行职能，通过法治保障市场有效，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切实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切实解决好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杜绝“一刀切”“运动式”执法，避免因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随意执法等问题阻碍企业良性竞争与发展创新，为市场主体在法治框架内创造最大限度的自由交易空间。着力加强营商环境司法保障。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全面落实产权保护司法政策、坚持严格保护司法理念，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通过审判执行活动依法制裁各类侵犯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进一步加强对数据权利、社会信用、公平竞争环境的有效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交易失范、失信、损害公平竞争的行为，不断强化司法裁判对市场规则的引领作用。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通过发布检察建议、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等方式，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证企业健康发展、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作者：周佑勇，系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专职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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