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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浩淳：反思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三个理论传统
现代意义上城市社会实证研究的诞生，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学派”。随着社会学等学科在近代中国创立，尤其改革开放后学科快速成长和城市化经验材料催化，中国城市社会研究逐渐得到发展。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研究思路、趋向与三个理论传统有关，这些理论传统的形成和传入以及对研究带来的影响，值得研究者反思。第一，“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化理论”是一段时期国内外普遍流行、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至今仍在中国城市社会研究中广泛运用。“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西方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日深，并扩展到其他领域。“现代化理论”并非某个单一学科理论，而是不同领域学者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理论的集合，涉及从经济增长、政治变迁、社会心理等不同方面，解释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涵盖“结构—功能主义”等六大分支和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国内学者引介运用。受该理论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社会研究从重庆、上海、天津起步，并扩展到其他不同区域城市。部分学者借鉴“结构—功能主义”思路，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行政中心、工矿业、沿海沿江、资源交通等不同类型，研究它们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轨迹，分析其结构、规模、功能、发展动力等，总结影响城市转型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借鉴“系统学派”做法，将城市社会视为复杂综合系统，号召研究城市内部的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并扩展到沿海、内地等不同区域城市，乃至其内部不同分工、贸易联系、城乡关系、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与之同时，受芝加哥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国外主要研究思潮的影响，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眼光不断向下，深入城市底层和社会细部，研究经济和商业运作、居民日常生活、行业组织、民间社团、社会群体、交通与技术等，关注对象和内容愈加细化、研究题目越来越小，微观转向趋势十分显著，局限性也为更多人察觉。具言之，“现代化理论”隐含的发展论、进化论的单向内在逻辑，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解释框架等，不仅失之单一化、简单化、片面化，也容易造成重复性、碎片化研究。对相关理论的使用，虽有利于增强解释力和说服力，但不经分析思考的简单套用，亦有食洋不化、学术炒作之嫌。不仅如此，因适用理论而削足适履，也会有意无意地遮蔽其他有价值内容。第二，“区域比较理论传统”。比较研究是许多学科广泛运用的重要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理论，有学者认为区域比较理论的产生、广泛运用与经济学“区位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密切关联。然而，广泛运用于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区域比较理论，主要基于区域经济学发展理论、关系理论、运行理论以及社会学的类型比较。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区域比较理论包括区域内比较、跨区域比较（指不同区域内的对象比较）、区域间比较（以区域为整体进行比较）三类。具体到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区域比较涉及国外与中国的跨国比较，国内不同区域、类型城市社区乃至城乡社区的比较，尤以不同国家、区域类型城市在产生发展转型等方面最为瞩目。目前，城市间社会比较研究有两大类：一种为单体城市比较。除部分基于单体同类型城市，如将国内的上海、广州等与国外的横滨、新加坡等比较外，也有部分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外城市发展比较。另一种是不同区域城市比较，主要对不同城市发展做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区域城市发展潜力、特点、文化，涉及国内不同区域城市如北京、西安、南京、上海、广州等与香港、台北的比较，国内超大城市北京与上海的对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区域间城市比较、国内外城市群对比等。此外，城乡社会比较也成果颇丰，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涉及城乡贸易和经济联系、城乡身份转变和认同等多维度内容。中国城市、城乡社会比较研究，主要是对单体城市研究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纠偏补弊，是探索城市发展规律等早期目标的客观发展结果，反映出城市社会研究者从宏观方面推动学术发展的尝试。然而，“区域比较理论”中许多概念缺乏明确区分，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加之对通则性与具体性的强调不够，容易造成比较对象泛化，尤其强行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作简单对比分析，不免牵强，并且会导致区域比较方法在实践运用中缺乏强劲动力，影响也难以扩展持久。第三，“空间分析理论传统”。“空间分析理论”是基于地理学等学科形成、发展的理论，涉及空间概念、结构、特征等基本问题。城市是特殊地理空间，城市社会研究不可避免会运用到地理学知识和空间分析理论，这不仅体现在当下中外学者对中国城市社会研究上，即使早些时期，也已有学者结合地理学和历史学对我国个别城市做整体研究。整体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关注和运用较多的空间理论，主要有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空间网络理论、景观空间理论等。“中心地”“城市网络”理论被施坚雅等学者引入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后，在学界引发经久不息的讨论。景观理论也是一经引介，学者争相运用，尤其在城市经贸、城乡关系、区域城市发展、社会文化等领域较为流行。近年来，随着地理学等学科发展，尤其与其他学科交互影响，加之现代遥感、测绘等技术运用，城市社会研究对空间分析理论的利用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一，受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以及福柯对权力与空间解释等的影响出现的哲学化分析解释倾向，主要反映在城市意象、城市历史记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如道路、街头、公园、茶馆、纪念性和地标性建筑等研究中，更加关注空间生产的过程、表现形式等，更重视对空间背后权力运作的分析揭示。其二，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工程等学科理念作用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地学化趋势。受埃比尼泽·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理论、吴良镛“人居环境”理论等影响，学者对城市景观、城市规划和布局、人居环境、城市生态等内容更加关注，研究兴趣不断增加。其三，对现代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的运用产生的技术化路径。该做法因符合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思路而被提倡，并将遥感、GIS等软件和系统运用到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具体反映在地图制作、数据统计分析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可以说，“空间分析理论”推动城市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分析解释更加科学、更具说服力。然而，在给研究者带来新启迪的同时，其脱实就虚的“哲学化”和“技术化”倾向也需要警惕。具言之，建立在数据库和新技术运用基础上的城市社会研究，虽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创新印象，但倘若缺乏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内在驱动，一味追求数理逻辑的推导演绎、新模式模型的构建、纯粹技术的运用，最终不仅造成学者迷失在各种数据、技术中，而且还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偏狭、学术兴趣的减少、学科发展动力的枯竭。综言之，几十年来，在上述几种理论传统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深入、方法更加丰富多元，互有得失。另一方面，理论传统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制约也值得反思。我们要基于回应中国城市发展现实问题的宗旨，阐释理论传统的发展影响，反思其解释困境和存在问题，为未来研究摆脱既有局限，朝着更加开放、立体、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启示，为构建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添砖加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城市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研究”（20CZS062）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
张海鹏：一个中国：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家统一也纳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理由单纯而且具有崇高的正义感。这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了。 ...
杨国荣：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注重礼乐文明，构成了荀子儒学思想的重要趋向。这里的礼乐既关乎人禽之辨，也涉及文野之别。从内容看，礼与乐既相互关联，又有不同侧重。作为规范系统，礼以别异为指向；乐则首先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并以合同为特点。这一意义上的乐既具有价值的引导意义，又与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
高云松：神山的褶皱
一九九一年初的梅里雪山山难事件震惊了世界，十七名中日联合登山队成员不幸遇难，这被列为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然而，这场灾难并未吓退登山者们。一九九六年，中日重组联合登山队，再次向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发起冲击。但是此次登山行动遭到了当地村民们的公开反对和阻拦。当时日方登山队员小林尚礼作为先遣队的一员，提前到达德钦，感受到了当地不甚友好的氛围，并被反复叮嘱“务必注意照顾当地人民的感情”。事实上，反对登山的声音在当地一直存在，只是在一九九六年这一次表现得尤为激烈。登山队员们也渐渐了解到，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渴望征服的“梅里雪山”，就是藏族人心目中的神山——卡瓦格博。愤怒情绪的背后潜藏着恐惧。在当地人看来，登山活动激怒了卡瓦格博，一九九一年山难之后雨崩村、明永村等地所遭受的自然灾害就是山神降下的警示或惩罚。但是他们终究无法阻止合法的登山行动，只能寄希望于举行集体佛事活动，试图安抚山神的怒火。佛教的确曾经构成调和民众与山神之间关系的一支稳定性力量。在卡瓦格博地区，始终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卡瓦格博原是一个九头十八臂的煞神，当时这里深受灾害与瘟疫之苦，但途经此地的莲花生大师砍下了其八个头和十六条手臂，将其降伏教化，从此人们“终于从对火的恐惧、水的灾殃、毒的危害、敌对势力的侵害等苦难中解救出来了”（斯那都居、扎西邓珠编著：《圣地卡瓦格博秘籍》，云南民族出版社二〇0七年版，35 页）。在这一象征着“佛教化”的神话事件中，山神的性情由失控转为可控，当地的生活由灾难转为安定。然而，登山活动仿佛打破了当地人的安定生活，因为这激怒了山神，使其重新变得失控，由此带来了结构性的逆转。于是，人们再次寻求佛教的稳定性力量，以期重新调和他们与山神之间的关系。故事的结局值得玩味：当地人的祈告好像得到了回应，就在登山队抵达海拔六千二百五十米，距离峰顶仅四百九十米处时，接到了恶劣天气的预报，不得不终止登山计划，登山行动又一次失败了。但山神的愤怒好像并没有停止，灾祸又一次降临，据小林尚礼回忆：“登山队作为基地营使用了一个多月的牧屋，在我们下山后被大雪崩摧毁了。牧屋的周围长着很多大树，从这些被折断的大树年轮来看，它们的树龄多在百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至少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大的雪崩。继十七位队友的山难之后，再度挑战神山的我们也与全队遇难的厄运擦肩而过，只差毫厘。”（［日］小林尚礼：《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〇二一年版，46 页）讲述这段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明“神秘力量”的存在。无论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山神的怒火”，都不得不承认，围绕着这座卡瓦格博峰，一场真实的伦理交锋在此发生：是应当征服自然、挑战自我，还是应当敬畏神山、保卫生活？前者于我们而言，是相对熟悉、易于理解的价值；而后者则构成了人类学者更加关切的主题，标示着一条通往他者世界的道路。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这座神山的褶皱处，探索其中究竟折叠着怎样的生命经验，才使其包蕴着藏族人如此丰厚的情感。一、自然生命的褶皱：一种“生态观”登山事件发生以后，“梅里雪山”的名号愈发走进公众视野。一些环保组织开始来到德钦进行生态考察，人们这才慢慢了解到藏族的神山伦理，并从中識别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被当地藏族人称作“日卦”（r ibkag，意为封山）的传统习俗，即由活佛高僧将山神、保护神所居住的地界标记出来，定为封山线，并规定封山线以内不得进行伐木、开垦、打猎等活动，若不遵守就会遭到报应。“日卦”习俗开始被视作体现藏族环境保护意识的传统智慧，其生态价值得到强调。与此同时，民族文化研究者们也来到这里开展实地调查。他们发现，以“日卦”习俗为代表的神山文化，实际上凝聚着藏族人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久以来形成的独特联结。因此，有必要保护这座神山，这不仅关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在环保人士和文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二〇〇一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禁止任何登山队伍再攀登梅里雪山。不过，事件发生的动力并非仅仅来自外部。在文化关切与生态关切的纽结处，一系列当地行动得以展开。一九九九年，几名德钦藏族青年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忧虑，创办了以保护和传承藏族文化为目标的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其后，在与国内外环保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中，他们慢慢找到了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结合点。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合作，是在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共同完成的神山调查项目，考察了卡瓦格博区域内几乎所有神山（九十余座），详实地记录下了当地的神山文化及其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人开始运用生态保护观念和社会调查方法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由此获得了对于自身及其文化身份的别样体验。他们恍然意识到，藏族人划定“日卦”的区域，恰恰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方。进而，他们开始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方式，重新理解并向外界讲述他们的文化传统，以突出其独异性特征。于是，全新的陈述得以生成：不同于将自然与文化二分对立的西方观念，“我们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之间是不可分的”。藏族神山文化确乎呈现出一种独异的“生态观”。在现行生态环境保护的语境下，自然是脆弱的，人类应当对生态系统加以保护。具体而言，要以认知的方式通达自然，如此才能科学地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生态治理的对象是自然事物，要求以整体视角和计量手段治理诸自然生命，最终表现为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因而错失了对于生命本身的关切）。而在藏族神山文化中，山神是强大的，人类只能接受其馈赠。具体而言，要以伦理的方式对待山神，如此才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福气；更重要的是，神山伦理要求认真对待的并非自然事物，而是通过与神圣他者建立联系，以实现对于个体生命状态与集体性生命力的关切。通过将作为外部因素的自然生命观折叠进属于内部世界的文化传统之中，神山伦理的独异性得以显明。这种折叠所产生的效应恰恰说明，不能将藏族神山文化笼统地化约为某种“生态观”，因为其内涵显然溢出了自然与生态的框架，而是指涉着更为广阔的伦理领域和更为深厚的生命关切。就卡瓦格博而言，人们基于生态视角与其所建立的联结，仅仅构成了这座神山最年轻的一道褶皱。在这之下，则潜藏着丰厚的历史性。二、道德生命的褶皱：一种“修身法”公元十三世纪，噶玛拔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二世活佛）曾到达卡瓦格博地区。刚刚来到这里，他就在冥冥之中见到了无量静猛金刚菩萨坛城和诸金刚童子示现，无数天女环绕四周，众多地方神将其迎入由各种珍宝建造的无量宫中央。于是，他将卡瓦格博雪山视作一切出世间智慧神和世间神的圣殿，作《卡瓦格博圣地指南》，强调此圣地是成就各种事业的殊胜之地，由此开创了绕转这座雪山的朝圣传统，并开辟了朝圣路线。在雪山脚下的明永村，至今流传着关于噶玛拔希的传说。当地人认为，噶玛拔希当年就是在明永冰川附近禅定时，见到了胜乐金刚宫殿示现，于是在该处建造了如今的太子庙（德钦藏语称作“衮缅”），而这里也成为朝圣卡瓦格博内转经线路必经的一处圣迹。因此，在藏传佛教中，卡瓦格博神山的本质即胜乐金刚的坛城。正是由于噶玛拔希的到来，卡瓦格博的这一本质才被世人所知，因为是他第一次看到了大多数众生无缘得见的景观本体。有趣的是，就在噶玛拔希见证坛城示现的同时，旁边的众人看到的则是雪山上的云霞呈现出的各种瑞相。在此，神山的可见性展现出了巨大差异。乔凡尼·达·考（Giovanni Da Gol）曾记录下一位堪布对此做出的解释：大多数众生看到的是虚假的事物，是表象。他们看不到本质。卡瓦格博是胜乐金刚的宫殿。胜乐金刚是一位达到了无我之境的密宗本尊，可以看到事物的终极真理。卡瓦格博既是一座山，也是胜乐金刚所居之地。它们是同一时间里的两个不同的层面。但是，只有大的喇嘛、活佛或神可以看到胜乐金刚的宫殿；普通人和小孩则看不到。只有索南很高才可以看到隐藏于化身之后的真身〔［意］乔凡尼·达·考：《“某时”观念：云南藏族神山卡瓦格博的事件、身体与运势观》，沈海梅、贺佳乐、杨鑫磊译，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二〇一五年第二期〕。“索南”（bsodnams）在藏传佛教语境下代表一种道德化的运势，其含义接近于福报。它奠基于“业力”的观念，今生的“索南”取决于前世积累的道德资粮，所行善业越多，“索南”就会越高；相反，所作恶业越多，“索南”也会随之消耗。因此，它是一种可筹划的生命运势，其时间性并不局限于自然生命的跨度，而是涵盖六道之中的生死相续、世代轮转。不同于一时的运气，“索南”更具稳定性，或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免疫性。当一个人的“索南”足够高，即使在霉运或鬼魂到来之时，也不会受其所害，甚至能够将不幸扭转为运势。在这里，蕴含着藏族人对自身生命状态的关切。这种关切指向今生与来世的幸福，既关涉生老病死等人世之苦，也关系到来世往生的去处。要想达成这种幸福状态，就需要造作善业，积累道德资粮，为此则要引入一套“修身法”，作为可供人们加以实践的操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噶玛拔希恰恰为当地人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径—朝圣卡瓦格博神山。在卡瓦格博的转经路上，有着包括天然佛像经卷、灵物化身、高僧修行处等不同类型的圣地，还有许多能治病的药泉，以及象征着死亡与转生的中阴狭道（“中阴”在佛教中指轮回内从死亡之后到转生之前的过渡状态），这些圣地提供了祛病消灾、延年益寿、解除业障、造福来生等功德。只要一心一意地实践绕转神山的修行，便犹如完成十万善业。事实上，这项修身技术绝不仅仅是信仰符号的游戏。它并非通过对各种功德的陈述来为人们建构起美好生活的愿景，而是设置了一系列具身化的空间装置，让朝圣者切身体验肉体上的苦痛，甚至是切身体验死亡，以期实现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在这里，死亡体验的不可能性带来了扭转生命运势的可能性）。二〇〇三年，在明永村支教的青年诗人马骅经历了一次转山。这一年是藏历水羊年，亦即卡瓦格博的本命年，该年转山可获殊胜功德。在《转山——通往神迹的旅程》一文中，马骅记录下了他通过“中阴狭道”时的体验：“在这个狭小、犬错的洞口上，我被卡住了超过十分钟而进退不得。那十分钟可能是我在转山路上最难忘的十分钟。想放弃，却又不知如何后退；想坚持，却无力前行。大脑在一片错综纷杂的空白里茫茫然，身子却下意识地一点点地向上蹭着。最后，我总算从岩石顶上的洞口中把身体拔了出去。回到地面上，我第一次有了再世为人的感觉。在这块岩石顶上我一个人坐了很久，体会着刚才的艰辛，回味着冲出中阴之道的轻松與解脱。”作为佛教圣地的卡瓦格博承载着一整套激发人们关切道德生命的“修身法”，这构成神山的第二道褶皱。在其中，原本无法把捉的死亡被具身空间所折叠，进而被纳入真实的生命体验之中，以此引发主体性的某种转变。然而，这套修身逻辑仍未穷尽神山的意义，在佛教化的道德生命之下，还涌现着藏族人更为古老的生命经验。三、野性生命的褶皱：一种“生存论”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吐蕃赞普赤德松赞（七九八至八一五年在位）继位后不久，应工布小邦的请求，与其重申旧盟，再结新好，并颁诏勒石。在盟书誓文中，工布小邦一方再次强调了其与吐蕃王室同出一脉的亲缘关系。奏文以此开篇：初，天神六兄弟之子聂墀赞普来主人间，自降临江多神山以来，至止贡赞普之间，凡传七代，居于琼瓦达寨。止贡赞普之子长子略墀、幼子夏墀二人。幼夏墀为天赞普，长略墀者乃为工布噶波莽布支也（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中国藏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108页）。至少在这一时期，赞普天降神话构成了支撑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话语。直到公元十一世纪，随着佛教在西藏地位的巩固，赞普印度出身神话逐渐取代基于苯教文本的天降说，成为人们广泛认可的标准叙事。然而吊诡的是，印度出身说在今天几乎被人们遗忘，而赞普天降神话则备受重视（无论是藏族人还是藏学家，都更加重视这一神话）。根据《弟吴宗教源流》，居住于第十五重天宫殿中的神达恰雅尔约生有四个儿子，即雅拉德珠、恰瓦那章钦、吉拉仲朗和沃德贡吉。四兄弟为解决谁住天界、谁住人间的问题而掷骰子决胜，最终老大与老二获胜，留在了天界，两个弟弟败北离开。其中兄长雅拉德珠成为所有“恰”神之主，居住于第十三重天，其后代聂墀赞普开启了吐蕃王室的世系；而最小的弟弟沃德贡吉则在来到人间之后，做了人类的神，也成为创世九尊（山神）之父。这一神话叙事指示着山神与赞普之间的兄弟关系，暗示着山神系统与神圣王权之间的关联。一方面，赞普来源于“恰”神族，而“恰”（Phywa）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的运势概念，象征着赞普所具有的巫术性力量。另一方面，沃德贡吉拥有超乎寻常的生育能力，住在天界、住在虚空时都生下了浩繁的后代，因而象征着山神所具有的丰产性力量，这关联于藏族有关繁荣或兴旺的“央”（g.Yang）的观念。在苯教的语境下，“恰”与“央”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南喀诺布所言：在恰辛苯中，一切现象，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被解释为由“恰”所决定的……“恰”有时被当作“央”（财富或好运）的同义词，例如，“招福”被频繁出现的“招恰”（Phywa-vbod）所替代，所以，这两个词似乎词意相同。而另一方面，在恰辛苯修持者中十分盛行的圆光占卜中，常用“恰”的复合词来表示人们希望得到之答案的不同方面和环境……“央”一词可解释为“昌盛”“财富”“荣耀”等，但与“恰”一词有别，“恰”是“央”的基础或必要条件……“恰”意指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而“央”是其功能的示现（曲杰·南喀诺布：《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向红笳、才让太译，中国藏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122、124 页）。因此，“恰”意味着一种巫术性的原则或力量，而“央”作为“恰”之力的实际效果，指的正是丰产状态本身。如今，有关“恰”的陈述已经随着神圣王权一道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央”的观念则始终活跃于藏族社会，尽管未必完整保留了其宇宙论含义，也仍然构成了藏族基本的生存论经验。无论是婚礼、葬礼还是新年，在这些重要的时刻都有专门针对“央”的仪式，不但要通过祈福招来新的“央”，而且在家庭成员离去（出嫁、入赘或去世）或失去家畜（卖掉或宰杀）的情况下还要尽量留住其身上的“央”，以防福气的流失。山神祭祀是获取“央”最重要的方式。“央”总是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因而需要通过一支尾部朝向四方分叉的神箭（德钦藏语称作“央代”）承担起聚“央”的仪式功能，这也是祭祀山神时需要用到的重要器物。男性村民组成的祭山队伍在下山的过程中，要唱诵祈“央”的调子，祈求各方不同种类的“央”汇聚于此。女性村民则盛装迎接，共同将“央”带回村落，男女共跳祈福锅庄（德钦藏语称作“央卓”），赞颂山神，以求村落兴旺。在家户祭祀中，则会将“央”接至家屋内，渐次用糌粑面将其固定于大门、中柱、灶台及火塘处，以求家户兴旺。对于藏人来说，这种兴旺既关乎生产、人丁，更关乎生活中的運势。在这里，蕴含着藏族人对于集体性生命力的关切。“央”本身即是流动的，它是一种野性生命力，它的聚集意味着幸福，而它的流失则带来残酷。藏族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实现对这种力量的支配与操持，将来自陌生世界的生命力量折叠至亲熟的村落与家屋，为集体性生活带来兴旺。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藏族文化里神山与家屋之间存在一种象征性关系，不如说两者之所以建立起关联，正是由于藏族人的生存论就是在实践这样一种对野性生命的折叠，这构成了这座神山最原初的一道褶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践不单单是信仰或崇拜的仪式。在全村人一起跳祈福锅庄时，他们所做的不只是取悦山神以祈求兴旺，这种集体性欢腾本身就是在诠释和体验“兴旺”的涌现。神山的神圣性被包裹进世俗性经验之中，涂尔干意义上平面的二元结构在此被一种具有新型尺度容纳逻辑（大尺度的事物被压缩，进而被容纳进膨胀后的小尺度事物中）的拓扑结构所取代——在其中，神圣的本体论内涵被纳入由日常生活支配与操持的细微体验之中，并被后者标记意义。神山的历史性呈现给我们的是，生存论关切显然要比神圣王权更具生命力。 ...
彭建军：为什么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西方民族理论的全面超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反映了我国民族工作发展变化的趋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工作需要，反映了各民族的迫切愿望，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性和人民群众主观选择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实践的有机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拓展和丰富，也是对西方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超越。一、以“天下一家”超越西方种族歧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根子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于帝国殖民扩张与民族国家建构。从16世纪开始，西欧宗主国出于对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催生出民族学这个学科。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从一开始就以研究所谓的“野蛮人”为出发点，即非基督徒非白人的有色人种，以便控制少数族裔、维护殖民地宗主国的地位。他们建构了所谓的“普世文明”话语体系，在内部搞同质化的“民族大熔炉”，在外部则将殖民侵略美化为给“野蛮人”带去文明。二战后，种族主义声名狼藉，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把少数族裔视为“野蛮人”，而是将其美化成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桃花源”，开始高喊“多元文化主义”。可几十年下来，多元文化主义又陷入困境。因为白人至上是刻在骨子里的傲慢，族裔优越更有其或隐或显的制度屏障。以族划界，历史族裔化、身份族裔化和族裔政治化，是西方族裔政治关系及其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无论是大拼盘式、马赛克式、大熔炉制度、同化制度或多元文化主义，都受到普遍质疑和批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始终坚持不以人种、宗教和地域来区分人群，更强调文化认同、社会和谐；始终坚持“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协和万邦”的理念。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中西差异尤其显著。西方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少数族群的地位总体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在西方根深蒂固，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在阶层固化的社会中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资本逻辑和金钱选举的民主中更缺乏话语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治理从来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重视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西方选举民主使多数欺凌少数，中国协商民主使少数得到尊重；西方选举民主让少数永远是少数，中国协商民主强调“一个也不能少”；西方民族国家是“你归你、我归我”的大拼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二、以大一统观念超越西方冷战思维比较中西国家观念，其历史演化和政治走向殊异。西方重军事征服和王国分立；中国重文化浸润和国家统一。2300多年前，中国从百国林立的春秋战国逐渐走向秦朝大一统；同期的希腊从极盛走向裂变。秦汉王朝定型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促进了各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巨大历史作用。同期的罗马帝国虽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但只是完成了军事征服而没能实现政治文化统一。1600年前，中国经360多年的五胡入华与南北地方政权的据地而治，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仅发展本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更致力于主动承继中华道统，以问鼎中原、遵从儒学为正统，各民族相互影响、广泛交往，不断演进形成了多族群交融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同期的西罗马遭受蛮族入侵之后，被打散成一大堆封建小邦国，即使后来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大国，但终究没能再聚合。“大一统”政治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而在西方，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始终没孕育出“大一统”和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直至近代以来经历人类历史上血腥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反思教训，终于走上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道路。但限于政治上的冷战思维和假想敌情结，军事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同盟对外思路，使构建共同体的努力难免故步自封，难以主导人类发展方向。三、以包容性超越西方政教关系从历史上的政教关系来看，中华文明历来包容各外来宗教，强调在“天地君亲师”的尊从体系下，政主教从、各教并存。传统中国从未产生过像基督教会那样势力强大的教团组织，也几乎没发生过宗教战争，更没有因为宗教分歧而发生国土分裂。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能够在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民间社会的适应中得到发展。而在中世纪欧洲，各个封建邦国权力分散，罗马教廷凌驾在各国君主之上。东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一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之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基督教内部迅速分裂，不同教派信徒分裂成不同国家国民。民族国家的源头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背景就是天主教与新教的30年战争。天主教徒无法消灭新教徒，只能达成妥协，“在谁的土地，信谁的宗教”，把不同信仰的臣民送到其他国家去。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历史上西方民族国家是“一教一国”。在号称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允许自由发展，但在基督教一统天下、政治与宗教互为利用的历史背景下，其他宗教或教派、信仰团体难以被西方社会包容和接纳，基于宗教信仰中的服饰装扮、文化符号、习俗差异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歧视敌视心理一直存在。“我们是谁”，道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我们”与“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的差异，由此描绘的文明冲突版图，偏离了人类对宗教的理解和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功能，关于文化与文明冲突的“趋势理论”强化了人类的差异观念，加深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困难。四、以集体本位超越西方个体本位从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来看，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以家国情怀为纽带，强调责任伦理，家与国相连，忠与孝相通，社会与国家相融，个人与集体相伴，忠孝节义四字体现着无限责任伦理。西方民族国家和社会结构运行强调以个体为本位，形成了“原子式”相互对立的社会，强调个体权利高于一切，国家只是个体缔约的产物，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是市民社会的对立面，是扮演有限责任的“守夜人”。西方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交织着教权至上、王权至上、个体至上、白人至上的矛盾张力与冲突过程，为社会政治关系、族裔交往关系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埋下隐患。西方社会在白人右翼主义思潮影响下，即便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极端个人主义、盲目排外观念下，也能制造出针对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的重大血腥事件。五、以和平发展超越西方“丛林法则”西方民族国家对内以契约关系为主，对外以殖民征服为主，具有帝国殖民传统和基督教一元文明的排他性，或经济掠夺，或军事征服，建立起了奉行“丛林法则”的霸权逻辑和国际秩序。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即使在国力最强盛时，也没有对外进行过殖民扩张。即便是遭受列强入侵、战乱破坏、民族危亡，中国也没有像日本、德国那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只有国家观，或所谓的“同质性”的盟友圈，而不讲天下观。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西方更看重本国利益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冷战思维之所以阴魂不散，就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只懂党同伐异，不懂求同存异。当西方只以自己帝国崛起之路来揣度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就很难理解和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赢和全球发展倡议。六、以多元一体超越西方“一国一族”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建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的。西方民族国家鼓吹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但实际上，全球现有 2000 到 5000 个族群，国家却只有 190 多个。世界所有国家几乎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一族一国”，自己却从不这么搞；无论如何搞多元文化主义，也绝不会接受票决公投导致的国土分裂结果，这就是西方不承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公投结果的原因。在文明根性上，中西方属于两个不同赛道。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国家体系，凸显一个“分”字，对外武力征服和对内强制同化是其文明特性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追求一个“统”字，始终相信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我们没有种族主义痼疾而是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相互欣赏、美美与共；我们没有紧张的族群关系和族裔边界冲突，而是互助和谐的大家庭成员关系；我们没有民族划界和排斥歧视，而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际社会长期探索和呼吁的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歧视、追求种族民族平等的理想，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和实现。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代，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既重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制度和文化根基，不断凝聚最大公约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功走出一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伟大复兴道路；也顺应人类理性呼唤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求同存异，破解冲突，合作共赢，探索构建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广泛倡导和积极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把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搬到中国，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水土不服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基于历史视野、文明形态和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和智慧，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上，必将实现对西方民族理论和学术话语的全面超越。 ...
严庆 郭雨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
【内容摘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体现学术自主、理论自信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是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践。观念反映事实，观念推动建设实践，实践推动本体的发展，从而形成本体——意识——实践的能动循环，助推本体的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对本体的反映，而是通过主动“铸牢”，能动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生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的责任与使命担当。【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意识；实践；理论体系【作者简介】严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郭雨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4年第2期。 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为基础，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规律，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振兴，构建以尊重客观事实为根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实质内容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重要任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学的缩影。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厘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提出的科学、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体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相关论述中。（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含的范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建设理论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的创新，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涉及多个领域、多项议题、多种学科，至少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深度结合。其一，从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发展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实体。正确地认识人的实践发展活动，坚持科学的历史观，是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认知与把握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与规律的深度结合。其二，从形成和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只有建立在交往联合的基础上，个人和民族才能得以发展，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开展建设。认知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流、构成与动力，需要深刻认知“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马克思关于民族团结联合、融合与民族发展进步的理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与态势的深度结合。其三，从统合和协调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凝聚与包容的品质，内含着系统的理念与实践辩证性。在一定历史时期，依托一定的社会条件、民族交往条件所产生的物质和意识生产的前提下，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得以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深度结合。其四，从民族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中华民族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两面，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统一原则。列宁指出：“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坚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原则，尊重民族的多样性；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结合我国自身民族事务治理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演进规律的深度结合。（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用“共同体”理念统领多民族国家建设和高质量推进民族工作的战略指导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将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宏大建设和治理层面，习近平总书记采用了“共同体”的视角与价值审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随后，总书记接连使用“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2014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寻求全球发展，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站位与考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要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定位与信念。秉持和贯彻“共同体”理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战略内容、顶层话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被写入党章，2019年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21年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实践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领性表现为它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各类建设都要紧紧围绕这条主线，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建设寻位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立场，与民族工作高度相关，对民族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具有更长的历史跨度和更宽的空间跨度关切（包括近现代国家前的历史，包括紧密团结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民族工作则属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范畴，主要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调处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要点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仅具有贡献自主性、科学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的理论价值，更具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实践意义。在此意义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旨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怎样的共同体，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与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规律。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自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科学”，就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各民族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所形成的伟大民族；就在于中华民族在自我发展和时代发展过程中所铸就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的要点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五个方面。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久性与整全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个论断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和睦共处、浑然一体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也不能少的整体。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共同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华文明铸就中华民族、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起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成长壮大、不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凝练而成、发扬光大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民族创造、传承着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成为铸就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滋养中不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规约中凝练而成、发扬光大的。一代代人秉承的共同理想信念发挥凝聚群体的持久作用。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与构成——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文化自信”，不仅在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还在于这个“统一性”本身蕴含着各民族的“多元性”和“一体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传承着家的温暖与道德感。“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即，一体中包含多元，部分离不开整体，这使得中华民族呈现辩证的多元一体格局。“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是富有哲理的总结，内含有机、辩证的理念，呈现着中华民族格局与结构的事实。其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途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人们共同体不会自然形成、天然决定，而是特定时空内客观要素决定与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条件与路径。在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创造了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铸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五，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斗，追求团结统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近代以后，各民族遭受磨难、奋起抗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上实现了西方国家两百多年的社会积累，使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的铸就作用与各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共同奋斗与追求团结统一等要素共同推动形成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并构成规范和引导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滋养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深厚底蕴”，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前提”。（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反映，并因循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规律，使各族人民通过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属、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实质内容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要点包括：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根本的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核心在于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以“四个与共”塑造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从而增强各族人民群众的“五个认同”。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决断。在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之际，维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能够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地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党中央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工作中的主线地位。为了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地位，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中应当在解决民族问题、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要求。其四，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论从史出，读懂中华民族史，才会深刻懂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哪里走来，也才能够真正懂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引导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体，在历史中读懂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与伟大祖国的关系。以中国历史突出的统一性为逻辑，深度挖掘各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深度阐释“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四个共同”就是正确中华民族史观的概括，既是事实，又是价值观。在读懂中华民族史的同时，还需要自觉运用中华民族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借鉴中华民族史中的治疆治藏、建疆建藏经验，反对民族分裂要从历史中寻找规律，进而确立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合法性。“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良好的文化基础是治理边疆的前提，治理边疆合法性的确立还需要相关的教育活动。有效的教育能够让受众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信念、培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运用中华民族史寻找治理边疆合法性的同时，还要让文物和文化遗产“说话”，让它们“告知”何以中华、何以中国的答案。其五，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决条件。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其核心要义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变化的、动态的，辩证地统一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为了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正确把握“四个关系”，有助于厘清和纠正当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性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为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处理好“四个关系”，需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尺，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这就要求各族干部群众充分理解并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将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将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予以坚决抵制。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坚决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到文化宣传的相关工作中。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将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做实做细，这样才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其次，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虑。各级人大及各级政府在出台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职能时，要明确各级单位的相关职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做实做细做深。在具体工作中，要把能够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不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做实做细做深的判断标准。再次，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机制，开展“五观”“三个意识”“五个认同”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通过开展有形有感有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干部群众、青少年、社会等层面开展，以期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五观”，增强“三个意识”，坚定“五个认同”。最后，加强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理论源自实践，又服务于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落实，不仅需要做实做细做深的实践，更需要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构建以自主性、科学性为标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仅需要优化学科配置，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激发广大学者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关键在于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核心在于正确地把握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深刻地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还需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鲜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也是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动作用的必然导向；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反过来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辩证统一，相互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某些工作中、某些领域中是一并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不仅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团结合而为一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而且把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国式现代化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密地融为一体。因此，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需要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重要任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要点包括：其一，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业已存在，还需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程中，深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主动承担历史责任，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这些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确证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二，中华文明铸就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要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夯实共建的中华民族精神基础。“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夯实共建的时代精神，必须使各族人民群众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和党史学习、教育、探索史。只有对党史有充分的理解，才能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这就要求加强在各族人民中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宣传教育，让各族人民群众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增强，培育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了弘扬共建的民族精神，需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实施红色基因工程。为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还要夯实共享的中华文化基础。各族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为了发扬这一突出优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方面需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进而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需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三，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进程，也是不断扩展、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需要解决各民族的发展问题，更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发展层面，可以通过完善区域化差别政策、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等措施，通过推动各民族团结奋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交往层面，可以通过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措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四，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现代共同体建设不仅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更需要处理对外的民族交往。因此，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重要使命，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重要任务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体系，需要承担两个重要任务：第一，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发展和时代发展脉络，展现中华民族同世界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切期望；第二，把握数字时代的特征，创新宣传方式，积极推动中外交流，利用数字媒体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展现中国气象。构建以尊重客观事实为根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实质内容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重要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懈努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这就要求构建以自主性、科学性为标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在哲学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予以明确。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一）三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是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观念或意识建设的自觉，是执政党的积极、主动作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对本体的反映，而是通过主动“铸牢”，以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担当。从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也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发展。（二）三个理论的要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包括五个要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久性与整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与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五个要点可以作出如下基本判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类共同体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下，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各民族实现了共命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包括五个要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四个必然要求”的意义，因而被确定为“两条主线”；要正确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鉴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自发形成，而且要克服来自其他共同体的认同挑战，因而要主动“铸牢”，积极“铸牢”；需要从多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包括四个要点：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执政党的责任，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铸就、决定作用；需要继续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进程，也是不断深化、扩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需要通过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内外部舆论环境、社会氛围。（三）三个理论的要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三个理论的要点之间存在依托、因循、促进等逻辑关系。例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包括的五个要点可以得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中“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四个与共”可以通过中华民族历史观反映出来，也进一步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和地位提供了机理、学理、道理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五个要点中的文明决定论、生成途径论进而成为通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依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中的“四个与共”内涵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中的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四、结语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论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构建以自主性、科学性为标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的使命，并使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这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主旨与朝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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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成本上升与老龄化的挑战相互叠加，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能大幅提升效率，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甚至快速下滑。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都要大幅提升总要素生产率，重要手段是创新。 ...
蔡昉：老龄化时代的居民消费潜力
以下观点整理自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蔡昉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4期）上的发言。一、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制约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负增长和中度老龄化。从2022年开始，人口进入负增长并将成为相当长期的一个常态。与此同时，在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意味着我国进入到了中度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到203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1%，意味着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那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到世界全部65岁以上人口的27%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也是一个庞大市场。因此，研究银发经济要看到人口趋势的变化，才能把握潜在人力资源和消费者市场。在老龄化时代，经济增长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一方面，三驾马车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出口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将逐步被消费替代；另一方面，老龄化本身又带来一些不利于消费的因素。从时间趋势上看，老龄化导致消费意愿、消费能力的下降。世界老龄化程度一直在加速提高；而世界平均消费率，也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老龄化和消费的关系却不尽相同。用跨国数据来看，老年化率和消费率的关系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即老龄化率高的国家未必就是消费率低的国家。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之后逐年减速；与此同时，我国 “三驾马车”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相对下降，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在疫情发生之前，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已经有明显的调整。但是在受到疫情的冲击之后，未来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把消费率发掘出来。二、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人口变化趋势会产生一个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变化，在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人口逐渐向金字塔顶端移动，大龄人口的总规模在扩大，占比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大龄人群的消费并不占优势。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我们的年龄结构、年龄人群以及消费人群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从人口占比和消费占比两方面来看：首先，儿童消费偏高，5-9岁儿童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人口占比，许多一孩家庭更愿意为孩子消费。其次，年轻人消费也普遍偏高。20岁以上至30岁以下人群的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比他们的人口占比要高，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是偏高的。但是未来这个人群人口占比将越来越低，而且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情况下，他们的就业困难会更大一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分人的高消费能力和高消费意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的消费需要。此外，老年人人口占比远远超过他们的消费占比，因为老年人没有了劳动收入，养老保障还不够充分、不够均等，因此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在下降。而从正在就业的中年人来看，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不强，可以称为“城市中年人或大龄就业者的现收现付难题”。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的背景下，这部分人面临三重负担：养老保险的缴纳、家中老人的赡养、预防性储蓄，这些负担显著降低了中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从农村来看，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更低。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农村常住老年人用养老金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占比只有10%，大部分还要靠自己继续劳动，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叫做“家庭养老”。这是我国面临的现实约束，打破这个约束，才能有银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靠银发经济的发展。三、消费需求侧改革红利从消费需求侧改革来看银发经济发展如何打破经济中现实的短板和瓶颈制约。首先要创新理论范式和改变政策模式。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从以投资者和企业为主要对象转向家庭本位，探索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层面，确保居民消费能够在发展方式中发挥基础性的需求贡献，促进“三驾马车”实现新的平衡；三是福利国家建设层面，建设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福利体系，促进社会流动，释放生育潜力；四是赢得改革红利层面，所有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制度建设都要靠改革，因此改革也应该放在我们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里。其次要解除后顾之忧以提高消费意愿。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已有1.7亿多，但他们在城里没有户口，将他们现在的人均消费水平和他们有户口后的人均消费水平相比，将有巨大的差别。假设1.72亿农民工都得到了城镇居民的户口，仅仅消费意愿的提高，还不算消费能力的提高，就可以增加1.2万亿元的总消费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现在的户籍制度导致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不在本乡镇街道人的比重相当高，剔除市区内人户分离之后还高达37%；特别是就业人群，从20多岁到30多岁、到40岁的人群，没有本地户籍的比例更高。因此，户籍本身也是阻碍他们获得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制度障碍。打破这个障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类人群的消费能力。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例如基尼系数或者帕尔马指数，在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是有所改善的。但是整体改善速度比较慢，而且近年来有一些徘徊的趋势。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差距造成的，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相应也会缩小整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缩小就意味着，让那些消费倾向更强的人群得到更高的收入，很显然这是具有巨大消费扩张效应的改革。四、发展银发经济的着力点未富先老决定了年龄结构和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之间的不平衡。我国老龄化率(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在我国人均GDP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未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仅要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银发经济有以下三个着力点：一是填补经济增长缺口要以银发经济产业为抓手。银发经济是一个朝阳产业，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因此必须从新质生产力培育入手和起步。从需求侧来看，未来3亿老年人口作为市场需求主体，是我们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二是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紧密结合。银发经济和涉老产业发展，首先要借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供求、激发活力；应对人口的变化、老龄化的外部性现象，是一种多重的、跨代的社会收益和外部性，是我们实施产业政策补贴的重要依据。三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的应用场景。一方面以高质量供给消除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另一方面，有好的供给才能创造出充足可持续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供给创造需求这个命题，在中国未富先老这个特定的场景下才可以达到。因此，供需两侧的同步改革可以实现银发经济的产业大推动。 ...
张来明：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有活力、牵引力、竞争力的部分。只有做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
习近平：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
习近平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中法两国同属亚欧大陆，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一个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有着灿烂文化的彼此吸引，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
张晓溪：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知识创新的根本原则和方向。以此为指引，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围绕中国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索。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关注知识生成的特定历史情境、社会生活和体验认知，具体到方法论上，主张立足社会生活实践设身处地开展调查和深描，而不是依据抽象的一般原理去分析诠释问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制度体系，积淀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蔚为大观的地方性知识。自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诸多社会学研究者就以地方性知识为媒介，连接起中国社会生活与中国社会学知识系统之两端，推进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在新时代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应重视地方性知识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首先，地方性知识能够为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基本素材。地方性知识是对特定社会场景、生活实践及其体验认知的概括和表达，是知识系统的原初生长点，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素材来源和问题来源。从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这一角度看，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首先是一种文明形态和知识样态，地方性知识在被发现和整理、研究之前，实际上就作为自然朴素的文明形态而存在，这些素材及蕴含其中的相关问题，正是知识创新的起点。甚至可以说，离开地方性知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将成为空中楼阁。具体而言，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形式、乡土社会的关系协调形式、宗族庙宇的组织形态，以及农场、牧区、城市单位社区等的社会生活仪典，各民族的节日庆典，城乡融合、社会流动等模式样态，都能够为中国社会学的独立叙事和表达提供广泛素材，并塑造知识话语下的问题意识。对这些素材及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是树立自主话语权、创造本土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和支点，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社会并表达自我、彰显自我的重要载体和智识资源。我们应重视和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素材的收集和整理，不断发掘这些原始的、鲜活的素材，激发创新意识，激活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巨大潜能。其次，地方性知识能够为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独特概念。概念是知识的细胞和基本分析单位，概念、概念体系和知识系统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核心组成部分，每种独特的知识体系都是由独特的概念不断推演建构而成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原创性的概念将中国经验总结、提升为中国理论。同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也要重视提炼和总结能够精准体现中国社会特点的概念、范畴，进而建构起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例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就是一个准确表达中国传统社会特点的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概念。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这个网络关系以个人为中心向外逐级推演，愈推愈远，就像一颗石子丢入湖中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的波纹一样，他将这种关系状态概括为“差序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序格局”状态，与在西方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团体格局”状态具有显著差异。类似“差序格局”这样的标志性概念，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特有的解释和理论范式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社会位育、家文化、乡土社会、礼俗社会、村社共同体以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社会转型、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概念，都极大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知识的概念体系。最后，地方性知识能够为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场景。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建构提供广阔空间。只有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充分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民情、道德风尚、区域社会发展模式及发展动力等各个维度，才能全方位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区依据自身特点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样态。例如，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地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在数字乡村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以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寿光实践等，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主题，孕育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内发理论”。陆学艺倡导的“百村调查”，关注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乡村发展，丰富了新时期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当前，蓬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还在不断提出大量亟待进一步解答的问题，给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出了新要求。社会学者应善于从地方性传统中挖掘主题元素、从地方性实践中开辟研究场域，立足体现特殊性、差异性、情境性的地方性知识，建构能够解释中国现象、表达中国逻辑、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中国风格的独立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为更好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征，更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奠定坚实基础。（作者：张晓溪，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副教授） ...
张杰：如何科学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与改革突破口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机制究竟是依靠消费驱动还是依靠投资驱动，这不仅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政策制定者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研究问题。 ...
王海锋 乔新越：从哲学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基石。在新时代夯实“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学理基础，我们需要在思想史和现实境遇的双重维度中，探寻马克思的“社会”概念。首先，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改变世界”的、追求“实现人的解放”“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社会”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近代哲学确立“理性”的优先性的结果，即超越宗教神学的基本预设，将现实的生活世界即社会视为拥有理性之人类自身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的哲学反思中，世界的本体论问题和上帝存在的合法性论证问题才是哲学的问题。而近代以来哲学的发展实则是要变革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哲学传统，即哲学追问应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何以可能”，从而确认人的理性的至上性，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并在此一维度中让人重享自由的荣光。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近代以来理性哲学张扬人的主体性并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以及彰显人的自由的思想传统。但是，当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所倡导的是“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的时候，他猛然醒悟：“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于是，马克思不再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从纯粹的哲学问题出发，而是从人类社会现实或现实的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物质利益的难事”出发：在欧洲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为何“文明”时代的人们并未享有应有的尊严和自由，反倒处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关系之中？对此，马克思的做法是，从有生命的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现实社会中发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对这一可能性的揭示就集中体现为对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之“社会”的哲学追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社会发展形态的判定，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追求，等等。其次，作为“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概念具有丰富内涵。一是追问“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及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社会”的考察，不是根源于“存在”抑或思想的思辨，而是植根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洞察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应该说，这是事关马克思“社会”追问的存在论变革的重大命题。“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意味着，人们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劳动逻辑和生产逻辑中，历史性地从事构建“社会”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特别是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构建了一个蕴含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类社会。更为关键的是，在此一存在论的追问中，马克思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规律。由此，在“社会”的存在论追问中，马克思拓展性地展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讨论，并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作为现代社会之具体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二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揭示其内在的基本社会矛盾，呈现超越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的现代形态和具体样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在高度赞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人类社会巨大变迁和整体发展的同时，给予其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即通过这一批判，揭露资产阶级企图用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恒久性”来论证资产阶级社会的“永恒性”的阴谋，由此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非永恒性”。为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主导逻辑、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内在矛盾等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在对“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批判中，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有力地论证得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建立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三是反思瓦解并驾驭资本逻辑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对“社会”概念作出具象化阐释的重要维度，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把对作为现代社会之代表的、资本逻辑主导的资产阶级的批判提升为对“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性的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私有财产批判的维度中提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并将其理解为“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社会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交往的逻辑中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即“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进而把人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依据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把现实的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三个主要的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由此，在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嬗变中，从作为“一般”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拓展为对作为“具体”之人类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并达至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论证和最终实现。这才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的真实旨归。最后，“社会”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是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质。马克思创建了一种基于超越“存在何以可能”的“解释世界”的哲学的新哲学，即追问“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改变世界”的“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这一哲学不是抽象地反思头脑中的现实，而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出发点，要将现实的理想变革为理想的现实，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确立中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在破解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中实现哲学理论的创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最终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科学的哲学理论。二是彰显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导向。我们应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为指导，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及社会形态更迭的基本规律，一方面继续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等，关注资本主义内在运演的基本机制及其新形态的本质特征等；另一方面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紧密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驾驭资本，以人民为中心，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三是弘扬马克思哲学的人类性品格。马克思对“社会”及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探索，始终关注的不是一国或一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其未来发展，而是整个人类的未来走向和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
习近平：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
2024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点。我此时来到法国，带来来自中国的三个信息。中方愿同法方传承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合作。中方愿同法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
陈筠淘：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方身份政治困境及其出路
身份政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自由主义公民政治不仅不理解身份政治之所以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更企图以形式平等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因而难以突破身份政治的困境。唯有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身份政治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
彭森：坚持解放思想，直面中国发展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
必须要用市场化改革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道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是一个发展的命题，也是一个改革的命题。真想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坚定不移的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因为新质生产力本身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必须要变革与它不相适应的市场关系，就是用市场化的改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
胡泳：知识生产的“再启蒙”时刻：人工智能对科学三元结构的冲击
人工智能推动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的兴起，改变了人文研究的理念，为我们提供看待过去和现在文化的新方式。然而，在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彼此需要之际，人工智能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联系却在逐年减弱。我们迫切需要一场双向运动：人工智能必须更加关注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家也必须更加关注人工智能。 ...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世界上是否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本报告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
贺雪峰：村级治理现代化与治理有效
村级治理的特殊性在于，作为最基层行政建制，村级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且基层治理事务细小琐碎、不规范不标准。正规化和规范化的村级治理体系片面追求治理精细化，过度强调精准治理，往往缺少面对群众和基层治理事务所需要的灵活性，出现了普遍的形式主义，导致基层治理无效。 ...
姚大力：民族概念的历史考察：阅读与感想散记
近现代民族概念在英国最初生成时，是由国家疆域来界定的国民民族。随着19世纪末民族主义主流的族裔化，族裔民族或“民族国家”曾长时期被视为民族或现代国家的典型样态。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政治羞耻”。可是只要国家存在，人类社会就无法规避国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
李贵：文助江山：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文学塑造
“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只要苏轼到达、书写过某地，该地随即千古扬名，江山何其有幸！此联语已隐约提出了“苏轼文学助江山”之说。研究苏轼某地书写的成果已然不少，但从“文助江山”角度综合讨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塑造的论著仍不多见。今以苏轼为例，详细论证其地理书写如何塑造了宋朝各地，并探索文学对地理的反向影响。 ...
陈兴良：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
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是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奋斗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我国立法任务十分紧迫，既要创设新法，又要更新旧法。刑法属于后者，肩负着内容更新和体例完善的使命。本文以刑法的再法典化为主题，拟就刑法立法中的重大争议问题进行论述。 ...
瞿林东：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思考
第一，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立足新时代，提出新认识；第二，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第三，“两个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第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 ...
林毅夫：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发展中国家过去在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普遍不成功，是因为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把西方的宪政民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上层建筑作为追求目标，但没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所以普遍失败。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也不是很成功，原因是我们要建立的产业违反了我们的要素禀赋的物质基础。 ...
吕新雨：列宁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今天的中国如何立足和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打破冷战/后冷战/新冷战的霸权逻辑，重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如何在危机四伏的世界地缘政治冲突中成为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内涵如何为全球南方提供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机会和选择，并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学术/政治统一战线的基础？ ...
陈铭彬：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文化的繁荣兴盛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准确预判把握思想文化发展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以及新论断，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我国文化繁荣与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为党的第二个百年的文化实践与创造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使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守正创新，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国与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以文化自信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牢固树立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在世界瞬息万变的文化浪潮中保持坚定，站稳脚跟。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中国人民有理由，也应该为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感到自豪。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历经忧患又不断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明的有力支撑。中华文明在演变、传承和发展中不断壮大，不仅丰富了自身内涵，也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汇聚地。可以说，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成就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源自对民族文化传承性和独特性的深刻思索，是更深层面的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内核的深度把握，也是对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辩证思考。文化自信激发出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促使各族人民敞开心扉，积极向其他民族分享本民族的文明成果。这既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也能够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各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合。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对核心价值观的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定位、主要内容和功能效用，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问题。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联结点，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推动形成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要在实践中促使各民族形成紧密交往的共同价值基础，构建中华文明繁荣发展与各民族和谐互助的美好局面。以开放包容涵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养分“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开放包容程度是衡量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华文明历经重重挫折却能涅槃重生，以精彩纷呈之姿态向世人展示其博大精深，得益于其包容性的特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深化文化认同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坚实基础，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增强民族自信、增进情感认同的思想元素，蕴含着“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与信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助于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应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在实践中顺应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汲取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力量，引导各民族将中华文化内化为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孕育出亲仁善邻与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和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与文化特质。各民族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从历史脉络上看，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道。中华文明在开放包容的心态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与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华智慧和力量。在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开放包容”仍旧是处理民族关系所秉持的态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减少误解和矛盾。以文化多样性为目标，积极推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各民族文化展示与交流提供优质的环境与发展平台，深化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依托民族传统节日等载体，推动各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传播。以守正创新汇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动力“守正”是立根，“创新”是求进，守正创新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体现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构成各民族紧密联结的情感纽带，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持守正创新，让中华文化基因焕发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促进各民族情深、守望相助，不断凝聚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共同书写国家繁荣富强的壮美篇章。中华民族具有独特又深邃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守正，就是要守住文化之“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华文明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展现出突出的创新性。创新，就是要以时代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发展出根深叶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尊重，更是对深厚文化底蕴的珍视。坚持在继承中发展，能够赋予各民族交往形式、交流内容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对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正确认识和传承爱国主义这一民族心、民族魂，做好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沃土，蕴含着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强大力量，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不倒，历经劫难而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共同应对危险和挑战、抗击外敌入侵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伟大祖国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家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建设要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现代表达形式，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使各民族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文化传承“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守好文化，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正确方向。创新文化，以中华民族之历史底蕴为根基，创造各民族话语表达的新思路、新机制、新形式，以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文化理解，实现共同繁荣、共建美好未来。坚持守正创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固的感情纽带，构建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美好局面。“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巩固和壮大的基石，维护民族团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历史上，即使处于最危急时刻，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没有分崩离析，这得益于民族团结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益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历史表明，我国各民族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应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