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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曼华: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更新时间:2016-06-01 15:59:15
作者: 魏曼华  
全国已有高等学校千所以上,在校学生比1957 年增长三分之二以上;……许多省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等高等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份决定在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同日该报发表社论,题为“全民办学,全民上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说“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出现于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14]在一年的时间里,新办八百余所高等学校,不要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在今天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除非把翟泉红专大学这类的农民业余学校硬拔高为大学。大跃进期间就是靠这样的学校打造出高等学校的所谓“巨大发展”。因此,这是虚假的、极不正常的,它只能发生在浮夸、吹牛、造假的大跃进年代。果不其然,大跃进一结束,这种一哄而起的所谓高等学校,在瞬间就纷纷解散、消失。

   在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跃进声中,唯一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产儿———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个案。在大跃进中,中共江西省委和政府“为了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富强的共产主义新山区”,于1958年8月,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共大)。共大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校长,由副省长汪东兴兼任党委书记,规格非常高。共大一出现,就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注和来自农业部、江西省农垦局的大力支持。或许正是因此,它才能在众多昙花一现的所谓高等学校中留存下来。建校之初,共大由总校和附设在全省30个垦殖场的30所分校组成,仅仅半年以后,就扩展到总校1所,分校77所,劳动技术学校38所,学生共有4万余人。这些学校,与江西省的各国营垦殖场“密切结合在一起”,分布在全省各个主要山区,分校校长由各个垦殖场厂长和党委书记兼任。

   确切地说,共大尤其是它的各个分校,既是农场又是学校,实为农场学校一体。因为是亦场亦校,所以文化要求不高,据共大副校长汪东兴报告说,学生的文化程度是:“高中以上程度的约占4%;初中程度的占27%;高小及高小以下程度的占69%。”[15]41实际上是挂着大学牌子的职业中学。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同时进行从初中到大学的各种层次的教学。共大设农业系、林业系、畜牧兽医系、工业系等,本科四年,专科两年。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在1958—1962年间,学生花在学习和劳动上的时间各为60%和40%。共大副校长汪东兴说:“对于教学和劳动的安排……可以边上课、边劳动,雨天上课、晴天劳动,生产忙的时间劳动、生产闲的时间上课,上课与劳动轮换进行的办法。”[15]57学生劳动的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看,学生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无法和正规大学相比。更由于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只有小学程度,因而,与上面提到的翟泉红专大学一样,共大被称之为大学完全是名不副实。遗憾的是,这却被认为是在“加速普及高等教育”。其实,这种以降低要求来获得所谓的普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1979年,共大总校成为全日制正规大学,与各分校脱钩,1980年10月,正式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校半工半读方向所造就的学生,将不再为中国重新标准化起来的高等教育制度所承认。”[16]

   这段话,或许使我们对共大的性质有了新的理解。学校经费以自给为主,即靠学生的劳动和学校的生产企业所得,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教育大跃进所特别强调的革新是办学经费的自给,这是在大跃进及其以后被反复张扬的特征,如上面提到的河南省。大跃进的浪潮一过,这些所谓“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学校纷纷垮台,唯独共大是个例外。1961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信,祝贺该校建校三周年,肯定了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很好的”;并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地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6]296

   可以想象,如若没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支持,如划拨未垦的荒地、分配到能赚钱的项目、以及在保证供应、运输、成品销售等方面的扶持与支持,共大决不会比那些在大跃进中一轰而起又迅速垮台的众多学校好到哪里去。同时,必须指出,这些财、物方面的支持也并非是“不要国家一文钱”。因此,作为教育大跃进的产物,共大在大跃进之后留了下来,靠的并非是“全民办教育”。

(二)教学方式的大跃进———劳动代替教学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号角和旗帜。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被当作教条,变成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简单相加。尤有甚者,将此提到阶级斗争高度,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否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区别。于是劳动、而且是大量的高强度的劳动,就成为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突出特征,劳动严重冲击了教学,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195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两个好榜样》,推荐了河南长葛县第三中学等实施勤工俭学的经验,认为“值得大力提倡”。1月22日,该报又发表西安一所技工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经费自给的做法,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办学原则”。这两篇报道都为毛泽东所注意,并据此提出,大、中、小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校可以试办工厂、农场。接着,团中央和教育部都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6]

   于是,“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各级各类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并且很快地就变成了规模宏大的“下厂下乡”运动。在此期间,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分批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58年8月,分管教育的副总理陆定一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屡次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实现了”。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工作的主要错误和缺点是“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勤工俭学的运动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领导的好,参加生产劳动对于学生来说,不论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11]3-4。指示发布之后,教育界立即掀起学习指示的“热潮”,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社论,大量刊登有关文章,开展了教育方针的大讨论。

   1.大、中、小学普遍停课,大炼钢铁首先是席卷大、中、小学师生的普遍停课大炼钢铁。大跃进期间,最为荒唐的莫过于土法炼钢、大炼钢铁了。几千万人齐上阵,到处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钢。人海战术也被发挥到了极致,9 000万人被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占当时大陆人口的近六分之一,可谓是世界上最大的炼钢队伍。不但工厂、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一时间,汇成“钢铁洪流”,处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战场。下面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秘书逄先知的回忆:我们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冲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作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在这种情况下,自1958年9月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校教职工和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普遍停课,“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动”。同时,国务院抽调二万七千多名地质、化工、化学专业的高等、中等院校的师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为期四个月。

   下面是一位当事人的回忆:

   1958年9月28日:“下午和王际岩同志到郑州三高、一高、郑师,看他们炼铁。学校里都已停了课,在突击钢铁,准备国庆前‘放卫星’。教室里、操场里都成了堆积原料和炼钢的场所。校长、教师、学生都在为钢铁而战。”1958年10月初,我到禹县调研,10月5日在禹县第四中学,我在日记中记道:“禹县四中是一所戴帽中学,现有中学8班,小学14班。中学集中食宿。最近一个月学校未上课,学生分做三个战区在炼铁。一个战区是采矿,一个战区是炼焦,一个战区是炼铁、运输。初中学生全部在山上,实行三八制,即学习8小时,生产8小时,休息8小时。但学习8小时实际不能做到。这样安排,只是一种想法。(王锡璋:《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据统计,全国2万多所学校“共建起小炼铁炉、小炼钢炉86 000多座。”[6]233 每校平均四座以上,这么多所学校同时建起如此之多的钢铁厂、师生都同时成为钢铁工人,学校里钢花飞溅,铁流滚滚……如此壮观的景象可谓是空前绝后,创造了教育史上之“奇迹”。

   除大炼钢铁之外,学生参加的其他劳动同样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在城市,中小学生的劳动是木工、电工的绕线、焊接、缝纫、洗衣等,在农村是种粮、种菜、养鱼、施肥、锄草、饲养动物、翻地等。大学中有些劳动与专业有关,如工科院校、农学院校的劳动,诸如制造汽车、拖拉机、机床、织布、种试验田等。但大量的是与专业无关、旨在“改造思想”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诸如种菜、养猪、挑粪积肥、挖河开渠等,文科学生尤甚。

   下面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在工地劳动的片段:

   来到了工地,同学们成了多面手……工人要学文化,你就得做扫盲教师;工人要做总结,你就得当秘书;工人要学唱歌,你也要挥动生硬的手臂,担起指挥来。就这样,边干边学,许多同学都学到了多方面的才能……有的学生“已经完全顶得上一个工人的劳动”。(《工地办学是中文系教育改革的良好途径》,载《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日。)不仅在工地劳动,甚至在大学的教室里都“堆满”了劳动工具,对大学生而言,劳动工具变成了和“纸、笔一样,需要随用随有”[17]。教室后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有铁锹,锄头,有装土、捡粪的箩筐,有挑重物用的扁担,还有大扫帚、灰斗、挑粪的大桶……一应俱全。刚开始,一进教室感觉怪怪的,有点儿不习惯,后来班班如此,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我们的大学课堂居然可以是这样。(王炳照,周慧梅著:《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60—61页。)

   可以看出,大跃进期间的劳动主要为体力劳动,这些体力劳动多是在很低的水平上进行的,在大跃进教育革命中喊的震天价响的基本上就是这一类体力劳动。正如中国青年报社论所说:“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中的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因为生产劳动是最根本的社会实践,不参加体力劳动,生产劳动就难于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18]应当说,大跃进中的学校劳动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致的。

按照成有信教授的理解,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的“劳动”的原意,应为工业化大生产劳动,而非简单、小农性质的体力劳动。然而,在大跃进的情况下,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等原因,学校劳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实际上演变为了“改造思想”。因此,诸如“磨破了手掌改变了立场”;“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炉边上课,炼钢炼人”这一类话语往往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成为一种明确而又清晰的思想控制与价值导向。北京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坚决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到农村去与农民共同劳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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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学报》2013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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