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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几个难忘的人

更新时间:2016-05-31 22:11:29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

   战国派雷海宗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着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何炳棣回忆录里说陈寅恪看不起雷先生,曾说:“有人还教中国通史。”意思好像中国通史不能教。雷先生不但教中国通史,还教西洋史和史学方法,什么都能教,这和汤用彤先生有些相似。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讲印度哲学,讲佛教,也讲魏晋玄学、讲西方哲学,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有人能中、印、西三种哲学都讲。汤先生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而雷先生则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了。

   雷先生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而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列国时期、战国时期、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文明灭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莫不如此,现在,西方的文明已经快要到了它的没落时期。这种学说被称为文化形态学,雷先生基本接受这一学说的论点,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雷先生又把这种理论发展了,认为中国的文明经历了两个周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北方蛮族打进来,汉族退到江南,从此开始南北朝的时期,这是第一个周期的结束,也是第二个周期的开始。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不过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而且文化形态学的理论我也觉得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有人说,斯宾格勒并不希望西方文明没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按照他的理论,西方文明非得没落不可,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必然,所以我年轻时就不太能接受这种论点。文明毕竟是人类共同的创造,是不是能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硬搬到人类的历史文化上来,这一点很难肯定。比如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简化字,这是几千年积累演化而来的结果,也许有一天它会消失,不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期。

   雷先生和林同济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比作新的战国时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讲得确实动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总有个两百人的样子,我也去听了。记得有个同学提问:“马克思讲过,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是不是这样?”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作“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英美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个月把整个远东都席卷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占领的,这次又把缅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宾一网打尽,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上每周都请名人写文章,这时公孙震发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文章写得确实大气磅礴,据说“公孙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责备英美对中国仅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关头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当时颇为轰动,而且博得了很多赞美。不过按我现在的理解,战国派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即它并没有真正能从人文的高度,而仅仅是技术的层面看问题,这一点倒是吻合了“战国策”的名字,完全是从战争的策略上去考虑。二战以后,雷先生写过几篇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空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旧大陆、新大陆之间应以走北极为捷径,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兹贝尔根(Spitzbergen)建立空军基地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考虑,不过其中总欠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底蕴。而且,因为他们是右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派,我最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还曾向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说:不要这样攻击战国派,毕竟他们还是抗日的,还在同一个战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一次讲演,雷先生又去专门讲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我也去听了。讲完以后,林先生赞美说:“这真是theromanceofa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极好,本来是政治学教授,解放后资产阶级政治学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国文学,教莎士比亚,前些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去世。

   吴晗印象

   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当时任教云南大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中国通史课人手不足,就把他请来教中国通史。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他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输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第三件事情。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力学,据说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大家也吃他这一套。可是当时吴晗辈分很低,还是个青年教师,这种做法难免给人一种妄自为大的感觉。同学们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表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还有人不会遗忘这段插曲。解放后我看吴晗写的检讨,总觉得他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om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文革后,清华给吴晗立了像。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不给别人立?比如赵九章,气象专家,两弹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杀了,可是没给赵九章立像。再比如叶企孙,物理学的元老,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死得很凄凉,但也没给他立像(按:清华大学现已为叶企孙立像)。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

   冯友兰先生

   前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就我的记忆,国民党当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仅举行过这么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洪谦先生随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评冯先生的哲学,几乎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解放后,冯先生对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检讨,张君劢在海外看到之后大为生气,又把冯先生骂得狗血淋头,即此可见,张君劢之人品恐怕也是很成问题的。)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距离就拉开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付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语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涂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编《三松堂全集》,我问他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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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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