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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康德论改革与服从

更新时间:2016-05-24 00:13:37
作者: 何怀宏 (进入专栏)  
而不论它的来源是什么。”臣民对违背了平等法则分配政治负担的不公正作法可以提出申诉和反对意见,但不能够积极反抗。

   另外,对政治机构历史渊源的探究也是徒劳的,因为要找到文明社会开始出现的时间是不可能的。野蛮人不可能写下一份文件,记下他们是如何遵守法律的,考虑到野蛮人的天性,人们倒可以合理地猜测他们是从一种暴力状态开始的。如果想从原始的暴力去寻找借口,想用过去的暴力来为现在的暴力辩护以推翻现在的政体,这样一种尝试不亚于刑事犯罪。因为,不由合乎宪法的立法方式来达致改变,而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宪法(政体)造反,就无异于是推翻所有文明的和法律的关系,并且一般来说是推翻一切权利(法律)。因此,这不仅仅是对公民宪法的更改,而是要废除它。

   宪法中不可能规定一种对最高权力的反抗权,否则的话,就是还有一种比最高权力更高的权力了,这是自相矛盾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抗拒国家最高立法权力都不是合法的。因为谁有服从普遍的立法意志,才能有一个法律的和有秩序的状态。因此,对人民来说,不存在暴动的权利,更无叛乱权,最不应该的是当最高权力化为一个君主时,借口他滥用权力而把他抓起来或处死他,哪怕是最轻微的试图这样做,也是重大的叛逆罪。人们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理由是对最高立法权的任何反抗都与法理相悖,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企图毁灭整个法治的社会组织。简言之,弑君可被认为是一种不易改变,并且永远不能赎罪的罪行。

   每当想到一个国王被他的人民正式处死时就感到恐怖的理由是:任何这种谋杀行为都必须被认为是构成了一种行为准则规律的例外。这种处死事件,必须被认为是对那些应该用来调整统治者和他的人民间关系原则的一次彻底的堕落。本来,人们得以合乎宪法规定的存在,就归功于公布法律的统治者,而现在这种堕落就使单纯的暴力竟然高过最神圣的权利了。

   当然,有时候更改有缺陷的国家宪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一切这样的变更都应该只由统治权力以改良的方式进行,而不能由人民用革命的方式去完成。不过,如果革命成功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只是这部新宪法开始时的非法性以及制定它的非法性,并不能免除臣民设法使自己作为好公民去适应事物的新程序的责任;他们也没有资格拒绝忠诚地服从在此国家中已经取得权力的新统治者。

   由此可见,在康德那里,压倒一切的是法律、法治以及体现在其中的普遍原则和理性。在他看来,只有它们才能为权利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有效的保障。一切行为都必须服从法律,都必须守法、合法,一切异议和不满都必须保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服从法律,甚至忍受它们可能带来的损害,就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当它们在具体的历史形式中,与某个君主乃至一般是受到谴责的革命结合在一起时也是如此。对“全盘打破”亦不能够“全盘打破”。这样,这样一种颇类似于今天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就可能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和接受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所要求的对法律的严格服从,就可能是我们在争取一种合权利的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康德无疑又有其超越于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他始终坚持在服从中保有一种自由和改革的精神。他的这种态度,只须将他推崇的那位普鲁士君主由从上对下的地位所发的话,稍稍改换颠倒一下就可表达出来的(这也是符合一种由下对上的身份的):“我可以服从,但是必须争辩!”

   最后引一段康德的话作结:

   “在每个共同体中,都必须既有根据(针对全体的)强制法律对于国家体制机械作用的服从,同时又有自由的精神,因为在有关普遍的人类义务问题上,每一个人都渴望通过理性而信服这一强制是合权利的,从而不致限于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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