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祖社:谁之“自由”?何种“共同体”?

——审视“社群共同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 

更新时间:2016-04-26 00:35:58
作者: 袁祖社  
它就被用来对近代政府观念进行批判。鲁索认为,共同体由“公意”来代表,而出于私人利益的“众意”则可能导致共同体的毁灭。[16]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将现代国家的实质界定为“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其所主张的“绝对精神”体现的政治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环节的扬弃。[17]社群主义不满意现代国家的膨胀,譬如麦金太尔就直接诉诸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吁求国家的古典社群意义,认为建立在启蒙基础上的现代国家把竞争的“市场价值提升到社会的中心位置”,不过是个人追求私利的竞技场所而已[18]。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的制度是以人性“恶”为理论预设的,社会对国家制度的依赖产生了某种形式的对“恶”的纵容。启蒙以来的近代社会高举理性大旗,宣传自由、平等的理想,实现了与古代社会一定意义的断裂,与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德性传统渐行渐远,转而迎合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的需要,建立起了与利伯维尔场经济相适应的一整套市民道德体系和价值结构。追寻历史传统,社群共同体主义呼吁重建共同体的公共空间,以参与、协商等对话和交流活动来恢复人们对共同体政治信仰和德性的认同。例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主张的“承认的政治”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特征,认为这是建立共同体的最起码的要求;麦金太尔意识到,社群共同体的构建有赖于(普遍性)道德规范的建立,必须构建共同体的“空间伦理”;戴维猠勒(David Miller)认为社群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信仰至关重要,这种信仰提供了积极行为的动力,使得共同体成员获得确定的生活的意义。[19]在上述意义上,使共同体的存在成为现实与可能的,绝对不是凭借任何制度形式,只能是道德伦理规范(在这个意义上,社群主义通常被视为伦理政治学)。

  

二、“社群共同体”之本位价值——公共善即是最大的正义

   “正义的社会”是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利益至上,还是强调共同体的存在目的和公共利益本位,历来是社会政治哲学论争的主题所在。当代社群共同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延续、深化、拓展了这一主题。

   从人类有制度共同体建制以来的历史着眼,对“社群共同体”的优先性及其本位价值意义的强调,对社群的公共善和崇高目的——“公共利益乃正义”的主张的坚持和实践,是文明人类固有的趋向进步的历史事实和价值逻辑,并非一种近代或者现代现象;同理,从近代算起,对现代性社会为“绝对自我”独立性张目的观点的反对,就思想传统和渊源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政治哲学理论。

   客观地讲,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态和表现形式在数百年里也不断发生变化。譬如,以“自然法”学说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在许多方面就有别于所谓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者鼓吹“天赋人权”,将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视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者则强调,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出发点(当然,在其理论中同样内含了尊重个人权利这一近代以来西方最重要的基本的正义价值观)。集大成者约翰•密尔(J. S. Mill,1806—1873)在所撰的《论自由》中反复阐明,其关注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0]。其根本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欢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21]密尔思想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个人的自由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只要不涉及社会或其他人的利害,便无须向社会交代;只有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个人纔应受到惩罚。这就涉及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完全适应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所要求的一种体系化、理论化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更加看重市民社会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内在价值,倚重于近代社会的政治理论家们所期望的“纯粹理性”和抽象的社会政治与伦理规则,主观上将个人的社会历史背景视之为微不足道的。麦金太尔注意到了这种企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作为从主旨上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目的论和德性论背道而驰,其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麦金太尔据此提出以“德性/美德伦理学”取代“规则支配的伦理学”(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以社群共同体主义取代自由—个人主义。当代社共同体群主义指出,作为“个人权利的正义”,其实并非自由主义者意欲实现的人类最高价值,充其量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共同体关系蜕变之后的有限“德性”信念(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关切)。一旦诉诸于共同体的形式,譬如家庭、朋友、祖国等中间,这一德性就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重要性。因此,社群共同体主义的忧虑在于:“我们”的“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即认识到我们是一群由共享的价值、传统、目标和义务约束的人——正在被“原子论”的自由主义(鼓吹为了个人权利可以牺牲社会凝聚力、同胞情谊及共同的善)所毁灭。为免于其更进一步的危害,社群主义者的救治方略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现代社会必须努力从当前公共舆论及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的“权利政治学”,转向以对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为本位关切(更强调友爱、能提升道德)的“公益政治学”(politics of the common good)。

   在西方现代性文化价值观念自我确立的历程中,近代市场经济实践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市场社会造成了市民个人与共同体的严重疏离,并使两者之间直接对立的矛盾日益错综复杂——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独立个人地位日渐确立,而社会集体日渐消失。在体系化、建制化了的市场社会现实生活中,市民个体在处理自己与共同体的关系时,天经地义地要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共同体的利益之上。作为对这种看似合理、正当,实则有深刻价值偏见弊端的系统性反思,功利主义试图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新原则,对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理想进行矫正和纠偏。功利主义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其一,人的利益优先于人的权利,权利是达到利益的手段;其二,个体之间的利益具有可比性。显而易见,第一条假设旨在否定人的权利(个人自由)的至上性,试图将权利(自由)概念包含在“利益”概念之中;第二条假设则更进一步,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自由—个人主义所谓个人利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主张现实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共同体利益之间完全具有可比性(可以根据“社会利益总额”的大小决定优先选择集体的利益)。以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权利论”为代表的现代新自由(个人)主义对上述两种主张所持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驳,认为其并非牢不可破,并试图另辟蹊径。罗尔斯针对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平等的“自由原则” 的强调为立足点展开了批评:一方面,并非个人的“利益”优先于其“权利”,相反,是“权利的概念优先于善”;另一方面,“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的区别” [22],因为,个人利益的不同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罗尔斯坚决反对功利主义视个体的权利为政治交易和社群利益的牺牲品的观念,主张把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确立为建构正义社会的首要原则。[23]诺齐克走得更远,不仅恢复了个人权利的首要地位,而且致力于将这一新的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反对国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的干预作用,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强权,严重损害了个人权利。

   社群共同体主义不同意自由主义者视个人为权利的负荷者和现代社会政治分析的中心,指出,公民个人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和政治背景,后者对其同一性(身份)起着关键性的建构作用。社群共同体主义者这一批判的思想来源和灵感,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24]。他们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把政治性社会设想为“某种共同体,其最重要的联结纽带乃是共享对于个人之善和社会之善的理解”;对黑格尔思想继承的结果,使他们坚持认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连篇累牍地论述的“自由——理性、[与自治的]人”纯粹是哲学上的虚构而已。[25]

   那么,当代“社群共同体主义”者所强调的“共同体”与先前共同体的意义有何不同——是老调重谈,还是增加了新的理论内容构成?这里试从社群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入手,着重分析其方法论的创新和规范论意义。

   (一)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的理论假设前提——“德性之后”之现代社会的公共秩序何以可能?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开辟并重新划定了英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论题框架,即使后来诺齐克发表了论战性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这一有分量的论著,情形也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不仅如此,从研究范式的转换来看,英美政治哲学的发展,更是因罗尔斯《正义论》重新确立起的“义务论伦理学”步入一个新时代。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传统自由主义开始告别“功利主义”转而关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当代自由主义新话语。

   罗尔斯的“正义论”直指以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新社会契约论”,将古典社会契约论者所谓“自然状态”改造为“原初状态”,认为人们对正义原则的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比方说:在洛克、鲁索、康德那里发现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26]显然,以罗尔斯之见,古典契约论之优长,在于它将社会正义原则看作是具有理性的人们所选择的原则。从霍布斯、洛克时就坚信,人们选择什么,取决于其在何种处境中做出选择。无法想象,一个共同体中,如果充满了各种利益冲突和偏见,人们仍能够选择出正义的社会安排。反之亦然。为此,罗尔斯悉心研究并辩证吸收了康德(I. Kant 1724—1804)的“自律”思想——人为自己立法并自己遵守。依康德之见,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社会伦理原则是自由个体理性选择的产物,个体以及“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指导,摈弃了作为道德行为产生的基础不确定的感性利益。受此启发,罗尔斯认识到:社会个体普遍认可的平等正义原则确立的前提,在于排除任何有关个人特殊性干扰的“自然状态”。如此,“自律”的人方可无偏私地选择并自觉地履行正义原则所规定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罗尔斯不满意自由主义的正义将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和信念等方面,二是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前者不能以任何名义牺牲,后者则可以奉行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原则(这意味着会侵损某个团体或个体在经济利益和财富分配方面的权利)。正是基于这一见解,罗尔斯确立了正义伦理学的两个著名的基本原则;一是个人基本自由优先和基本权利平等的“第一自由正义原则”,二是机会均等和改善最少数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差别原则”。[27]由于第二个原则的表达缺乏明晰性,罗尔斯又将其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8]

尽管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自提出之日起便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产生很大影响,但诺齐克很快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认为“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什么事情的问题”[29],随之在挖掘蕴涵于17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个人权利至上”理论中有关个人和个人权利之正当性乃是先定的道德假设的真意基础上,于1974年提出了旨在挑战罗尔斯的基于并捍卫自由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有三方面贡献:一是现代公民社会个体所拥有的权利只能是以赛亚•伯林((I.(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030.html
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