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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

更新时间:2016-04-06 22:09:55
作者: 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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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见解,对“公”的表达,也联系到“私”的话题,而且公私之界说还引起广泛关注。《浙江潮》刊登的《公私论》,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厉乎哉公私之界说之祸吾中国也。出一言焉,行一事焉,托于公则群称道之,邻于私则群非笑之,且不独非笑之,抑必排之斥之僇辱之。”因为士大夫常言“今其公天下”,此文却力图辩“公”与“私”之实质——“公之为愈乎,私之为愈乎”。32另一篇题为《公私辩》的文章,也试图辨析“公”、“私”之界限。在作者看来,公私二字,以中西文义而言,其分别界限,各有不同,如“中文之公私也,有不必缀以他名,而已为善恶之定词者。”同时还注意到,公事私事与公德私德,中西之间更有异同之处,“以中文之言公私也,专就其事之为一群为一己之原因言之,西文之言公私也,必兼就其事之为一群为一己之效果言之。”33

   这些论述,尤其是“公”、“私”界限的厘清,当使我们注意“公”的表达在近代中国显现的新格局。“公”与“私”,已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对“私”的辩护,也更多着眼于个人的独立自主性,甚至还明显希望摆脱“私”所搀杂的道德评判。这里的关键正在于,随着个人权利逐渐受到关注,个人所依托的“私”,也逐渐被纳入“个人权利”而得到肯定。如《说国民》一文就指出,“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因此, “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34《新湖南》一文也强调,欧美各国莫不公认政府与国家之分别,莫不公认人民之自由权,以为政府与国民共守之界线,“是故国家之土地,乃人民所根著之基址也,非政府之私产也;国家之政务,乃人民所共同之期向也,非政府之私职也。”而“公同社会”之特点,则表现在 “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35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因为立足于个人权利来确立“公共”,较之以“天下”来表达“公”,对于落实“公”的制度建制,将更有所本。

  

   二,报章媒介所催生的“公共论坛”

  

   如余英时所揭示的,士大夫的身份意义,是依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构成民间社会的基础。36显然,国家与社会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后知识分子的角色担当,也包容诸多环节,而“公共舆论”或 “公共论坛”的形成,则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身份意义最突出的环节。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其中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更造成特别的影响:一是构成20世纪文化发展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的启端,一是加快了舆论或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37只是,这里所说的制度性传播媒介,并非肇端于这个时期,因此也有必要考虑,“公共舆论”是如何催生出的。38依我之拙见,立足于社会力量的表达,并且进行制度建制,所谓的“公共舆论”,或许才能构成某种“权力”的彰显。

   事实上,舆论在中国之兴起,颇有曲折,晚清士人就并非皆是叫好之声。沈宝瑄(1874-1924)即曾表白说,“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原因在于,“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39关乎此,我们完全可以联系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稍加辨析。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通上下之情,因而主张以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浅近文宗”作为传播“现代思潮”的利器。40然而,此并未打破士大夫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屏障,也毋庸置疑。士大夫也许会降尊纡贵地用白话文教化细民,但对白话文本身的价值却是怀疑的,甚至是鄙视的。钱基博(1887-1957)就注意到,“梁启超创新民之文体,章士钊衷逻辑为论衡,斯亦我行我法,脱尽古人恒蹊者矣。然袭文言之体,或有明而未融之处。而士钊之逻辑文学,浅识尤苦索解。”41胡适(1891-1962)也指出,晚清以来白话文的推展,主要有不相关联的两幕:一幕是士大夫阶级努力用古文应付新时代的需要;一幕是士大夫中的明白人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教育“芸芸亿兆”的老百姓。42这里的意味是,整个社会被分作“他们”与“我们”:一边是应该使用白话文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43当然,正因为打破二者在语言上延续已久之畛域,也促成白话文运动在五四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44

   报章杂志在近代中国之旅程,也有相似的一幕。报章杂志,包括新式学校,都是传教士“援西入中”的产物,自不待多言。以吾人之“后见之明”,固然很清楚这些新事物新在何处,尤其是承载着怎样的社会职能,然当时的认知却不定如此。较早注意到西人报刊的王韬(1828-1897),曾有过这样的评述,泰西日报 “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 45所谓“庶人之清议”,紧扣的正是士大夫所熟悉的职能。王所主持的被誉为“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也体现的是这一精神,以报纸之功用在于“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贯,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46对学校的看法,也是如此。宋恕(1862-1910)《代陈侍御请广学校摺》即表示,“学校者,议论之本也;议论者,政事之本也。”故“欲振作政事,必先转移议论,而欲转移议论,必先开广学校。”47在别的地方则指出,“学校、议院、报馆三端,为无量世界微尘国土转否成泰之公大纲领。”因此“今宜诏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国议院、报馆详细章程,征海内通人斟酌妥善,与学校同时进行。”议院、报馆、学校既举,则“唐虞、三代之风渐将复见,英、德、法、美之盛渐将可希矣”。48不惟如此,这些本是朝野上下共同的主张,兼任官书局督办的礼部尚书孙家鼐(1827-1909)1896年所写《官书局开设缘由》就注意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各国富强之基,无非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只不过,此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始,动遭疑阻”。官书局最初的《汇报》就明确规定“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49但随后孙在《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摺》中就奏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论”。光绪(1871-1908)也批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50

   用不着多加说明,报章、学校等新事物,皆是因为与“西方”,尤其是与富强的密切相关性,才为士人所重,皆可统归于学习西方的各种举措。而将报章定位于“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只是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晚清以来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早已为学术圈关注,因此,援据“清议” 传统想像报章乃“清议”之代表,或者以学校为“议论”之本,也属自然。不过,在此过程中,角色定位也在发生转变。以报刊来说,就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监督政府的功能,直至成为某种“权力”的表达。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舆论界的“急先锋”,就提供了颇具意味的例证,显示出对报刊的认识,与其自身所处位置密切相关。1896年办《时务报》时,梁正纵横于权势集团周遭,所以将报馆定位于“去塞求通”。他以西人报纸为例说,“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报章,如蚁附膻。阅报章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梁为中国报章所定下的,也同样是开风气之功能,包括“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案”,“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51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起了《清议报》,而该报刊载文字,可以说脱不开所定宗旨——“主持清议、开启民智”。52不能说这样的定位有什么问题,其他报刊差不多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说这还只是就报章的内容立说,进一步的,还需要为报馆本身寻求恰当的定位。

   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100册时所写下的文字,就有这样的用心。这篇文字首先阐明了报馆的作用,“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因此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诚慧眼,确立一最高宗旨以守之,“若为报者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梁也清楚,就报纸来说,本有区别,“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今日之《清议报》尚处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但其理想却是“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53这一点,梁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得更明确,“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54这明显是在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的基础上,渐渐逼出“公意”、“公言”等观念,而报馆作为“公共事务”表达者的角色,也呼之欲出。事实上,这方面的例证并不缺乏。当《时务报》陷入经营管理上的纷争,黄遵宪(1848-1905)在给汪康年(1860-1911)信中,就反复说明这样的意思,报馆 “既为公众所鸠之赀,即为公众所设之馆。非有一定章,不足以垂久远昭耳目。”既为公众所设,“当如合众国政体,将议政(于馆中为董事)、行政(于馆中为理事)分为二事,方可持久。”55不管黄的建议是否另有隐情,但将报馆定位于为“公众”所设,却是不易之论。谭嗣同也有“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的认识,还对比学堂、学会,指出报纸特出的地位,“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而“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且影响“不徒一省”,还可以“风气浸灌于他省”,使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56

   上述对报纸作用的定位,于讨论中国之“公”与“公共”,不无裨益。因为国家与社会对应关系的形成,也为社会留下可供拓展的空间,只有注意到这个环节,也才可能导出“公共舆论”。事实上,所谓“舆论”之权,正由此确立。以《苏报》为例,“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是该报自我的角色定位,也以此来探索报纸之作用。1903年发表的论说《论湖南官报之腐败》即指出,“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之起,缘自民之不平,与官场万不相容,故报馆之天职即是“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57稍后的论说《论报界》,甚至指出报馆之为物,自文明之眼窥之,“当视如国会议院之一部分”。58以报馆比之于国会议院,固属误导,但以报馆代表某种权力的意识,却甚为分明,只不过还不能清楚“舆论”之权究竟应该怎样命名。

   可以看出,随着报章杂志的流行,对“公共”的表达逐渐逼近“舆论”这一环节,并且“舆论”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言者,也被揭示出来。当“苏报案”发生,舆论方面就颇为关切此现象的象征意义,不只追问“章炳麟、邹容之罪,在文明之国又果何罪也耶?”关键是这样的言说方式,“压力重则公论难伸,报馆之公论难伸则国民之前途必碍,是此案之关系于国民前途者又乌可以道理计耶!”59显然,将报馆与“公论”联系起来,实际构成催生“公共舆论”的重要环节。而且“舆论”之重要性,逐渐成为共识。1906年,名义上接受君主立宪思想的清政府,也表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故当“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60

什么时候,近代中国之报章杂志,可以称之为“公共舆论”呢?在我看来,这仍是需要多加斟酌的问题。就“公共舆论”的形成来说,不可或缺的还包括“阅读公众”这一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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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92-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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