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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更新时间:2016-03-28 23:50:12
作者: 楼劲  

   近年以来不少学者都对“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命题再作审视和讨论,其要是认为战国、秦汉法律已在不少方面体现和维护了儒家推崇的纲常伦理和等级差异,故就儒家学说对法律的影响或法律系统中的儒法相融进程而言,其起点当在战国时期,至秦汉而愈显露,再到汉武帝以来而大势已定。⑨

   这些讨论多少都含有质疑旧说的成份,且常利用新出简牍资料补正其中不足,在有些方面确可深化以往的认识。但也必须看到,无论把儒学对法律的影响提前至何时,其实都无碍于“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这个命题的成立与价值,因为即便是质疑者也无不承认,魏晋时期确是“儒家学说对法律渗透与改造”显著加速和深化的转折点,并突出地表现为《律》、《令》对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和有关法制理念的全面贯彻。有必要代瞿同祖先生三复斯言的是:这一转折本来就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政治和制度越益深受儒家学说化染的基础上发生的,命名之为“法律儒家化”,可以说深刻揭示了魏晋以来法律相较于秦汉时期转折变化的要害所在。⑩

   自春秋晚期儒家形成以来,至战国百家争鸣而儒分为八,各家学说异同纷呈而交光互摄,各国各时期政治和制度所受影响来源多端,也各渗透了基于自身社会基础的伦理准则和等级差异,这种前提下自然只会有“儒家的影响”,而谈不上有什么“儒家化”进程。故严格说来,所谓“儒家化”,只能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事情,只有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逐渐确立,才有各种政治过程和制度设置陆续被其整合和化染的进程,而其具体进度,自然又会因各时期儒学和各领域状况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循此再加观察,较之官学、察举等先行的领域,法律在这方面显然是相对滞后的。《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末载有班固关于汉刑狱滋繁之弊的长论,一再强调其时“礼教不立,刑法不明”;“疾未尽除,刑本不正”;亦即前文已着力陈说的“大议不立,遂以至今”之所指(11),故其提出的解决之方,便是要“清原正本,删定《律》、《令》”。

   与之呼应的观念和实践,如《晋书》卷三○《刑法志》载东汉章帝时尚书陈宠以儒经为范请定刑政,“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至和帝时宠为廷尉,又奏请删定《律》、《令》有曰: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臻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此奏虽因陈宠不久得罪而未施行,其所阐释的礼、法关系准则和以“应经合义”来删定《律》、《令》的要求,正与班固所述同出一辙。

   这类议论,应当代表了东汉以来士大夫对汉兴二百余年法律体系所作的反思,其看起来针对的是汉初以来法律滋繁之弊,实则显然是要求进一步确立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影响渐大的“德主刑辅”原则,集中通过删定《律》、《令》来明确礼、法关系及法律体、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据此即可断定,汉武帝以来儒学影响法律的程度,直至东汉仍很有限而不宜高估。特别是《律》、《令》的状态,在独尊儒术以来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士大夫们看来,总体上是不合格的,亟待重新删定以全面体现和贯彻儒学推崇的统治原则和法制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统治过程和法制领域积重难返的种种问题。

   甚值注意的是,东汉以来士大夫们的这类立法主张,不仅要按儒家推崇的基本统治方略和礼、法关系框架来界定法律体、用,而且要以儒经所述法制为范来改造法律,特别是把那些象征着圣王之治的理念、范畴,也尽可能落实于《律》、《令》之中。

   像上引班固之论,即曾着力阐释了《周礼》中的“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之为刑事立法应当取仿的准则,这也就是曹魏终于把“八议”修入《新律》的因缘,由此不难联想“五听”之类当时亦被修入《新律》的可能。至于《泰始律》的“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则不仅切实体现了班固强调的“刑本”,也应是对“八议”体现的礼制身份等级的进一步贯彻(12)。又如班固、陈宠皆要求删定《律》、《令》为三千章,减大辟为二百章,其意是要合乎《尚书·吕刑》所述之数(13),同时也是要使之“与礼相合”,即与《礼记·中庸》的“威仪三千”相配来体现礼法合一之义(14)。而泰始所定《律》、《令》合共二千九百二十六条,举其大数仍为“三千”,恐怕也是受到了上引班、陈所述观念的影响。

   因此,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法律领域越益被认为“大议不立”、“刑本不正”的滞后态势,以及东汉以来这类高举“清原正本”、“应经合义”旗帜,要求准此来通盘“删定《律》、《令》”的立法主张,奠定了魏晋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指导思想,规定了其方向、主题和内容特色,使之构成了儒家推崇的理念、准则全面贯彻和真正落实为《律》、《令》条文的明确起点。《晋书·刑法志》所述魏晋立法背景,之所以特别接续了《汉书·刑法志》关于法律体、用问题的论述,也正是晋唐间人确认魏晋立法和法律围绕班固所述立法主题和任务而转折发展的体现。(15)

   故历史地看,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显然要较“儒学对法制的影响”更进一步,指的实际上是按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来系统地改造法律,本就不能脱离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法制领域形成的问题及其解决过程来加以讨论,而是一个有其特定内涵和时间起迄点的完整历史进程。瞿同祖先生之所以把法律儒家化进程的起迄点定在魏晋至隋唐,即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综据其间立法和法律体系的总体状态而作出的判断。(16)

  

三、法律儒家化与制定法运动的关联

   法律儒家化既然是“按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来系统地改造法律”,则其与制定法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关联,也就易于理解了。

   从立法过程来看,要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全面贯彻于《律》、《令》,也就首先要结合本朝实际,明确各种儒经、注疏中有所出入的这类关系、准则和理念,将其要义统一起来并形成标准解释,再将之系统地贯彻于《律》、《令》之中。而这显然并非随事随时所下敕例及对之简单编辑所能做到,也非对法律条文作些局部的改动、补充可以达成。为之就只能通盘讨论斟酌,重新起草和安排其条文、篇章,才能使整部法律前所未有地围绕礼法关系而获得全新的中心思想,呈现相应的纲目结构、条文关系及其各项规定内涵的周延性。应当指出,这种围绕特定观念和范畴体系,来全面制订其条文、篇章,使之相对于所取材的现行法律具有空前系统性、普适性和稳定性的编纂过程和目标,体现的正是制定法的根本立法特征,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之所以产生的必由之途。

   即就魏晋《律》的制定而言,《刑名》篇的创设,无疑是曹魏《新律》得以改造《律》体和完成其法典化的重要一步,可以视为制定法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而现在看来,《新律》之所以“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固然在方法论上受到了名理学的某种影响,但其内在的和直接的原因,还是其先就确立了“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的总纲(17)。确立这个显属取本或附会儒经的刑名总纲,既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典型表现,又有力地推动了《律》典体例和内容的进化,其在当时即已统领了《新律》其余各篇条文的规定和安排,更为此后各朝立法继续按儒经所示来讨论、调整“五刑”体系,包括历代聚讼纷纭的“肉刑”存废问题提供了基础。由此不难体会,法律儒家化进程自开始阶段以来,即已持续影响和推进了制定法运动不断展开。

   再看“八议”入《律》,“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个原出《周礼》的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人们的各种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故其一旦明确成为有罪必须议请和据以量刑与夺的法律身份,也就宣告了儒经所示的礼制身份等级内容向《律》文的全面渗透。其具体影响《律》文规定的状态,则如《晋书·刑法志》所存《新律序》节文所示:

   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瀦,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得异财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作为对《新律》条文要义的概括,上引文提到的“家属”及“祖父母、孙”、“三族”、“子弟”、“继母”及“亲母”、“父子”、“兄姊”,固然都是长期以来影响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亲属关系范畴,《新律》却在这方面突出地呈现了新的倾向,即在各种定罪量刑规定中,一一对此作了精细的亲疏辨别,足见其背后存在着一个重新界定过的亲属关系序列。故其至少可以反映“八议”中的“议亲”入《律》之际,必据儒经所示而对各种亲属关系进行过通盘梳理和界定,又深切地指导了有关《律》条的制定过程。也正像“五刑”成为刑名纲要所发生的影响那样,“八议”入《律》同样开启了此后各朝定《律》之时,结合儒经中的相关范畴和当时礼制等各项制度的情况,来重新梳理和界定这八种法律身份,以此规范相关《律》条内容的进程,也就持续以此推进了制定法运动的延伸和发展。

   由此看来,《泰始律》的“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正应是对“八议”入《律》所含法理的继续发挥。从大逆无道从坐“不及祖父母、孙”及“夷其三族,不在《律》、《令》”,可以看出《新律》区别对待的亲属关系范围要小于“三族”(18),父子关系确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泰始律》则明确了亲属关系至“五服”而止,故当时立法必据《仪礼·丧服》等篇所述,对《律》文涉及的亲属关系重新进行了界定和调整;至于“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更表明《丧服》等篇所示的五服范畴及其内涵,已被全面转化为特定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就反映了《泰始律》在贯彻儒经所示“亲亲”和“尊尊”的礼制内核时,所已达到的空前程度(19),也就构成了其在儒家化程度上要比《新律》更为全面和彻底的重要标志。

   其余如《晋书·刑法志》述《泰始律》较之《新律》调整的有关规定:

   ……除谋反嫡、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从父母弃市……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

   上述条文,即可视为泰始定《律》重新梳理儒经所示“五服”和婚姻关系范畴,将之转化、落实为具体条文的结果。至于《泰始律》新创的《诸侯》篇,《晋书·刑法志》述其直接取本“周官”的有关阐述制定而成(20),近年甘肃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残文,其中属于“诸侯律注第廿一”的,即存有下列两行文字:(21)

   贡赋□废王职不[

   擅□土田□□□[

   这种关于诸侯王国“贡赋”和“土田”等事的违法惩处规定(22),即应体现了《尚书·周官》篇和《周礼·地官司徒》篇相关内容对之的影响。凡此之类,都可归为法律儒家化在西晋的新进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泰始律》以礼入法和取本儒经定其条文的要旨,不少都是与今存《泰始令》佚文相辅相成的。如张鹏一辑存、徐清廉校补的《晋令辑存》卷三《复除令第十一》辑有一条《晋令》:

   庶人遭三年丧者,复除徭役。

此条究竟是否《晋令》佚文尚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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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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