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鹏程:《剑桥中国文学史》“1841—1949”部分疵议

更新时间:2016-03-27 19:30:54
作者: 王鹏程  
(516)

  

   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严复虽为桐城派,但信达雅是否成为桐城派的共识颇值怀疑。另,严复《天演论》之后的译作摒弃了意译而以直译为主,刻意模仿先秦文体,愈来愈为艰涩难懂,说其“中和了繁琐复杂的‘时文’,因此为新写作方式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并不符合史实。

  

   (十五)研究者常常把五四运动视作中国迈向现代化途中的一大转折点。这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文化政治运动,始于1919年5月4日,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让畏缩的国际政策,呼吁自力更生。(462)

  

   爱国抗议活动迅速席卷所有主要城市,并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强烈呼吁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文学一向被视为思想改革的关键因素,文学革命于是成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目标。(517)

  

   关于五四运动的传统叙述,一般始于1915年。当时,康奈尔大学的一群中国学生,就文学改革中语言活力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辩论。在辩论的高潮阶段,当时主修哲学专业的胡适抛出了“文学革命”的观点。(518)

  

   众所周知,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所谓的“大五四”),即1915年开始的思想革命,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1919年开始的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也谓之“小五四”)。学界很少有人将1919年发生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起点,倒是《剑桥史》一会说是1919年,一会说是1915年。其甚至认为,学生爱国抗议活动引发了“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文学革命于是成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目标”,这与史实不符。“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早在学生爱国运动之前开始。

  

   1915年夏,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赵元任等在康奈尔大学就白话文与文言文展开争论,彼时胡适为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学生。同年9月,胡适进入哥伦毕业大学哲学系学习。《剑桥史》所述让人误以为胡适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时已主修哲学。

  

   (十六)1916年,在写给陈独秀(1879-1942)的信件中,胡适提到建立新文学的基本步骤需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求文法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519)

  

   胡适在1916年8月19日致朱经农的信中完整提出了“八事”主张。同年,8月21日,胡适将“八事”内容重抄寄给陈独秀,言“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陈将信函直接刊载在当年10月1日的《新青年》2卷2号上通信栏目上。《剑桥史》所引“八事”,即出此处,但不完整,第三条应为“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第四条应为“不避俗字俗语(不妨以白话做诗词)”。胡适说,前五条“为形式的方面”,后三条“为精神(内容)的方面”。胡在致陈独秀信一月后,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份刊于《留美学生季报》,一份刊于《新青年》。《文学改良刍议》中言:“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我们可以看到,“从‘欲言文学革命’的八事,到文学改良的八事,对排列顺序做了较大的更改。从形式和精神两方面分而列之,变成现今留给文学史的有些散乱而看似无逻辑的‘八事’,且把‘精神上之革命’的内容和陈独秀提出异议的内容全部提前。”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致陈独秀信的基础上作了重大调整和删改,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果引内容差异甚大、尚未修改且反响不大的致陈独秀信函,并不妥当,也无人以胡适致陈独秀信函中所提的“八事”作为文学革命的立论基础。

  

   (十七) 激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接续胡适之说,在 1919 年 2 月号的《新青年》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个原则: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百姓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519)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刊载在《新青年》1917 年 2 月的2卷6号上,而非1919年。他提出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而非“百姓文学”。

  

   (十八)与此同时,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宣扬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宗旨。在此文中,他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两个目标,即语言俗语化和文学俗语化。1921 年,教育部确立白话文为初级教育的官方语言,文学革命实现了它的第一个目标。(519)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主张言、文一致的国语,即以白话文作为国语文学的载体,替代以往言、文脱节的历史状况。《剑桥史》所谓的“即语言俗语化和文学俗语化”不知何谓也。1920年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以公文下令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废止原来的文言教科书,而非《剑桥史》中的1921年。

  

   (十九)1921年,以梅光迪(1890-1945)、吴宓(1894-1978)、胡先骕(1894-1968)为首的南京学者创办了《学衡》杂志。…他们的杂志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这些观点不过是晚清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复苏。(522)

  

   《学衡》杂志正式出版于1922年1月,而非1921年(第612页也写成1921年)。这倒其次,对其评价更是简单臆断。其认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及“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不过是晚清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复苏。”这何其简单也。“中学为体”主张以中国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基,“西学为用”主张采用西方国家的近代科技,效仿其在军事、工业、教育、法律、税赋等方面的做法。“学衡派”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并不拒绝吸纳西方在道德、伦理、文学方面的成就。他们主张依靠伦理道德凝聚中国,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的启蒙理性的反拨,对新文化运动偏激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中肯的批评,是一种相对稳健的文化选择。这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的历史语境和主张内容完全不同。紧接着,《剑桥史》又说学衡派成员“身为启蒙知识分子”,前后矛盾,令人不知所云。

  

   (二十)批评家们指出,鲁迅或许受到了果戈理同题小说及其它国外作品的启发。同样重要的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也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血缘,他的形象可以追溯至屈原的《离骚》、庄子笔下的孤僻隐士,以及六朝时期放荡不羁的名士狂人。(524)

  

   无论鲁迅在国民性这一问题中如何雄辩滔滔,他仍对一个人生领域态度暧昧,即解放中的爱情和情色。当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传统社会中对于性的压制所造成的后果,他本人就是一桩传统包办婚姻的牺牲品。(524—525)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公开承认自己与果戈理在艺术上的关联,并非批评家的发现。至于说狂人的形象“可以追溯至屈原的《离骚》、庄子笔下的孤僻隐士,以及六朝时期放荡不羁的名士狂人”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无论鲁迅在国民性这一问题中如何雄辩滔滔,他仍对一个人生领域态度暧昧,即解放中的爱情和情色”这句,颇有揭鲁迅短之意,但也是纯属臆断。鲁迅的传统婚姻和新式爱情并不意味着他对爱情和情色“态度暧昧”,他的《我之节烈观》、《娜娜走后怎样》、《我们怎样做父亲》、《男人的进化》等杂文,小说《伤逝》,以及书信、日记都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对爱情和情色的看法。

  

   (二一)《死水》的前两节写道: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云霞。

  

   对于熟知古诗格律的读者而言,闻一多的九言诗行造成了音节上的灵活和结构上的变化。(533)

  

   最后一句原文是“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少了一个字,就成了八个字,不工整了。即使“熟知古诗格律的读者”,恐怕也难以体悟到这首诗所实践的“新格律诗”主张。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几句成功地实现了音节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三美”主张,非“音节上的灵活和结构上的变化”所能涵盖。

  

   (二二)较之其他鸳蝴派小说作者,向恺然和李寿民受到革命思想批评家更为猛烈的批评。(542)

  

   在此节所论的“鸳鸯蝴蝶派”中( 537—542),鸳鸯蝴蝶派几乎包括了清末民初的所有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学流派,一般认为,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因常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得名。其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一些学者为避免“鸳鸯蝴蝶派”扩大化,张恨水等人社会言情小说,被归入通俗文学来论述。至于向恺然和李寿民的武侠小说,学界几乎无人将其纳入鸳鸯蝴蝶一派,此点深值商榷。另外,《剑桥史》不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向恺然和李寿民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也极为不妥。这两位武侠小说家以笔名发表作品,读者接受和熟知的也是笔名,《剑桥史》从头到尾未提两人笔名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令读者如坠云雾。

  

   (二三)茅盾(1896——1981)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写下了《大转变何时来呢》(1925)一文,批评社会现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地步。(543)

  

   茅盾的《“大转变”何时来呢?》发表于1923年12月31日《文学》周报第103期,而非1925年。

  

   (二四) 戏剧方面,年轻剧作家曹禺(1910—1996)的作品《雷雨》(1933)1934年在山东济南上演,引发轰动。接下来的两年中,此剧在上海、南京甚至东京频繁演出。(556)

  

关于《雷雨》的演出,学术界通常认为,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为首演。当时,日本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读过剧本后深为感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816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