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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一种“唯物主义”

————一种基于随附式物理主义的解答

更新时间:2016-03-25 09:26:10
作者: 徐英瑾  
第一,“物理主义”在分析哲学圈子里之所以会变得时髦,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维也纳学圈的干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纽拉特(Otto Neurath)所赐。此二君所说的“物理主义”立场的实质,便是主张将所有的关于精神活动的描述语句(如“罗密欧很爱朱丽叶”)翻译为一些纯粹的物理语句(如“那个专名为‘罗密欧’的大脑,在形成关于专名‘朱丽叶’的特定神经激发状态之时,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等等)。也就是说,物理主义方案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翻译方案”进入20世纪哲学的,而这种鲜明的语言哲学意蕴却是近代的旧唯物主义所不具备的。第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包括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深受其影响的苏式马哲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物质”视为在空间中具有广延性的、并具有“不可入性”的对象。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定义是否适用于“力”“场”“电荷”“能量”之类的物理学概念,则颇为令人担心(尽管也未必一定不能)。考虑到未来基础物理学还有继续发展的巨大可能,所以用“物理物”(the physical)这个词来取代“物质”(matter),显然是一个更显明智的选择——因为“物理物”所指的,无非就是时下物理科学所能合法描述的一切对象(至于这些对象具体是什么,且具有怎样的物理性质,则不是哲学家关心的话题)⑤。相应地,“唯物主义”这个词也最好被更新为“物理主义”。

      除了用“物理主义”替换掉“唯物主义”之外,思多而里亚所给出的“物理主义”定义还在另一个关键方面和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同:他引入了“随附性”(supervenience)这个概念,而没有使用“第一性、第二性”之类的提法。之所以不使用这一旧提法,乃是因为旧提法在含义上过于模糊:所谓“第一性”,究竟是指物理物在时间上具有先在性,还是在逻辑上具有前提性,还是说其在价值上更具崇高性?与之作对比,关于“随附性”,分析哲学界是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的:

      B层面发生的事件随附于在A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当且仅当: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可能世界W1和W2而言,若W1和W2在A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乃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那么,它们在B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亦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⑥

      举个例子:假设在现实世界中,你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奥巴马的相片;而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你的桌子上照样有一张奥巴马的照片。现在,只要我们能够担保这两张相片的分子构成(即上述定义中的“A类事件”)是完全彼此一样的(即“不可被彼此分辨”),那么我们也就能够保证相片在宏观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视觉特征(即上述定义中的“B类事件”)也是一样的(比如都显现为“奥巴马在啃玉米棒子”的视觉形象)。如果有人竟然会认为两张分子构成完全一样的照片,会在宏观层面上各自涌现出不同的视觉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肯定不是一个“物理主义者”。

      再换个例子,以便帮助我们理解“随附性”这个概念是如何进入对于心-物之间关系的界定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心”,就是各种能够被我们意识到的精神状态(如感知、回忆、想象等),而“物”,则是可以被各种科学仪器所测量到的神经运动状态。假设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大脑都和特定的脑电探测以及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接驳,以便将自身的物理状态赤裸裸地展现在神经科学家眼前。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两人大脑的神经运动状态(即前述定义中的“A类事件”)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科学家知道朱丽叶的心理状态很痛苦(即前述定义中的“B类事件”),他们也就立即会推知,罗密欧在同时也感到了痛苦。而对于这一推论的有效性有所怀疑的论者,肯定就不是“物理主义”立场的支持者。

      初次接触物理主义论题的读者,或许会感到这是一种非常“粗俗”的哲学立场:它将震撼灵魂的伟大爱情、安抚心灵的绕梁余音、渗入舌尖的各地美味,全部都还原为冷冰冰的科学事件。这无疑是对丰富人性的无情褫夺,是科学主义者妄自尊大的自娱自乐。熟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者,甚至还会祭出马克思的原文来增强对于物理主义的攻击效果:

      费尔巴哈在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提到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够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了自己的材料。⑦

      ——只要稍加改动,这段文字就可以被直接用以对于随附性论题的攻击:

      当代英美的物理主义者在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提到只有通过脑电仪或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才能够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设备制造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撑,哪里会有神经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神经科学,也只是由于医学需求和其他的社会需求,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了自己的材料。

      面对上述这些看似义正词严的批评,物理主义者当然还有话要说:

      第一,否定随附性论题在理智上是疯狂的。你真的要感受震撼灵魂的伟大爱情吗?你真的要聆听安抚心灵的绕梁余音吗?你真的要品尝渗入舌尖的各地美味吗?那你首先得要有一个健全的神经系统,及所有与之配套的外围传感器。罹患自闭症的大脑很难感受爱情,听觉皮层受损的大脑几乎不可能享受音乐,味蕾受损的舌尖则承受不了中华饮食文化之重。意识活动对于相应的物质基础的依赖,其实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常识之一,而恰恰是对于这种常识的依赖,才能够防止我们做出很多蠢事。

      第二,核磁共振成像仪当然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仪器所揭示的神经活动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这就好比说,福尔摩斯所发现的某桩凶杀案的真相,固然是通过近代侦破技术的协助才得以被揭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凶杀事件自身的发生乃是近代侦破技术的产物。更为一般地来看,任何人倘若想将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还原为催生相关科学理论的社会条件的话,那么,他就迟早会因为如下这个归谬论证而颜面扫地:

      (1)假设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自身,也就是这些社会条件的产物(归谬法前提)。

      (2)我们知道,任何条件所催生的后果,在时间上都不可能先于条件的实现而出现(这是常识对于因果关系的最一般规定)。

      (3)结合(1)和(2),我们马上可以推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能够描述那些在使得该科学理论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出现之前发生的事件。

      (4)按照(3),演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不是合格的科学理论,因为二者都描述了远在近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早已发生的事件。

      (5)但我们都知道,演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是值得尊敬的科学理论。

      (6)(5)与(4)矛盾。由于(5)的正确性不容辩驳,所以错的肯定是(4)。

      (7)而(4)又是从(1)中导出的。所以,我们无法认同(1)所给出的假定: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自身,也就是这些社会条件的产物。

      第三,对于物理主义的攻击者们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上误解了物理主义:物理主义者并不想说非物理事件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事件,而只是想说,所有的非物理事件都随附于物理事件。为了说明这两个讲法之间的不同,我们需要对“还原”(reduction)的含义作出更为确切的定义。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词汇表中,“理论间还原”(intertheoretic reduction)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A理论的解释范围覆盖B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说“B理论可以被还原为A理论”。套用到身-心关系上去,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界定“还原”:如果你认为人类的精神状态都可以被还原为神经状态的话,那么你就无疑是说,神经科学的解释范围可以完全涵盖心理学。

      但这恰恰不是物理主义者试图通过“随附性”所要表达的意思。具体而言,如果此类还原必定是可行的话,那么只要我们知道了罗密欧的心理状态,我们在原则上就一定能够知道其所处的神经状态是什么——这就好比说,你如果知道了如何用罗马数字系统记录一个数字,那么你就肯定能知道如何用阿拉伯数字记录之。但这一点显然又预设了在各类人类心理状态和神经状态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映射关系,就像在各个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之间亦存在着系统性的映射关系一样。但事实却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映射关系。举例来说,对于一个算术心算能力超强的人来说,其解出一道复杂运算题的耗时会很少,其大脑所消耗的生物学资源也会相对较少——而执行同样运算任务的一个算术呆子的大脑,则会消耗比前例多得多的生物学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你仅仅知道一个大脑所进行的运算任务的内容的话,你是无法知道具体有哪些神经活动会被牵涉于其中的。在心理层面上出现的同一个运算任务,可能会对应着种种彼此不同的底层神经活动——因此,对于这一层面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是无法担保我们获得关于后一层面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的。

      对于“物理主义”和“还原论”之间非等同关系的这种认识,最后催生了一种叫“非还原式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的哲学立场。该立场的核心命意便是:承认精神事件是随附于神经事件的,但是不承认精神事件是可以被系统地还原为神经事件的。⑧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但只要大家仔细再想想,就会发现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个论题的前半部分(即对“随附性”的肯定)涉及的是特定的精神事件个例(token)和特定的神经事件个例之间的关系,而该论题的后半部分,谈论的则是精神事件的类型(type)和神经事件的类型之间的关系。很显然,承诺每一个别的意识活动都有其神经活动的基础,的确并不意味着每一类意识活动都可以被映射为一类神经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随附”和“还原”之间所作出的这种概念性区分,绝非是无关痛痒的术语游戏。非还原的随附性物理主义的存在,实际上是同时满足了我们对于两个理论追求的需求:第一,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充分保证自然科学尊严的物理主义理论,因为一种蔑视科学发现的物理主义立场很难说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我们也需要一种适当照顾人类精神活动之自主性的物理主义理论,否则这样的理论将难以被直接用于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描述。

      很显然,非还原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于“随附性”的强调,满足了上述第一个需求,而其对于“非还原性”的强调,则在大体上保护了人类个体的特异性——或者说“人类的尊严”(如果我们将所谓“人类个体的尊严”维系在其特异性之上的话)。更妙的是,此论对于这两个要点的强调,在逻辑上并未产生任何不自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所亟需的理论模板吗?

      三、按照“随附式物理主义”的模板来重塑“历史唯物主义”

   在第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即对于经济学活动的阐述,构成了对于意识形态活动的最根本的解释资源;第二种则是掺杂现象学因素的“新派”解释,即对于现象学层面上的感性意识的把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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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4年9期第1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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