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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江东:1948-1949年初斯大林对华政策调整再探讨

更新时间:2016-03-07 10:47:06
作者: 郝江东  
“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24]4月20日,斯大林针对此封电报做出回复,表示:“我们同意毛泽东在此封信件中的所有结论,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25]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毛泽东认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27]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共未来政权问题进行的一次相互试探。

   在此前后,毛泽东重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4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并非列宁在该书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同“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28]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经超过反动力量”,未来中共的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9]应当说,在围绕未来政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力图谋求斯大林的信任,以打消后者对中共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怀疑。与此同时,此时期欧洲的两大事件,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一是,1948年6月,发轫于此年2月的苏南冲突达到高潮。在6月间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逐出教门”。中共中央迅速对此做出表态。7月10日,中共中央表示同意情报局会议这一决议,认为南共执行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30]在此期间,中共的报纸陆续刊登了针对南斯拉夫的批判性报道。11月,刘少奇公开发表“论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专文,系统批判了南共的民族主义错误。11月7日,毛泽东为共产党情报局专刊撰写文章,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党,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31]11月27日,新华社刊文称,“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著作,对中国党的建设和制订各个不同革命阶段的策略,起了重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斯大林对中共立场的怀疑。[32]

   二是,1948年6月,柏林危机爆发。苏联的“柏林封锁”策略未能迫使美英法让步,反而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联合。愤怒的斯大林公开指责美英两国现任领导人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发动新战争的政策”。[33]然而,苏联人还有更深的忧虑。11月6日,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大会上讲到,战后“美英统治集团所执行的政策已有所改变,这实际上含有这样的意味,即废弃与苏联共同缔结的以在战后建立稳固的民主的以和平为目的的各种协定”[34]。显然,在欧洲局势与中国内战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当是雅尔塔秘密协定及1945年中苏条约可能被废止。毕竟,这不仅关乎苏联在华权益,也关系到蒙古的独立,以及苏联占有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法理基础。

   11月22日,在中共已经完全控制东北地区以后,《真理报》刊出专门的评论文章,称“斯大林同志的理论著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制订党的纲领及革命运动中各个不同阶段的策略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著作给中国人民的领袖们,在为中国人民大众从帝国主义的束缚及国内卖国分子的压迫下争取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悠长岁月中,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武器”。[35]从整体上看,在亲自掌管对华政策后,应当说,斯大林并没有很快明确对华政策立场,而是采取了观望与试探的态度。除了对中共与中国革命之外,斯大林更重要的意图,则是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即将遭受重大冲击的前夜,努力降低这种冲击,并试探美英接受这种冲击的“底线”。然而,当中共已经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并决心要在全国范围内“革命到底”的时候,斯大林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试图控制这一革命进程,尽量降低苏联在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下的现实利益可能遭受的威胁。

   为此,他所进行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督促中国共产党迅速成立联合政府并允诺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在1948年11月11日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后,毛泽东即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指示,称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36]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大约明年夏天,我们将召开有不同民主党派、团体与人民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组建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急需建立这样的政府,所有的条件均已成熟”。[37]然而,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回电中,虽同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不断紧迫”的看法,但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这样的政府,将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推动中国民主力量的新的、更为激烈的发展潮流”,认为毛泽东“关于在夏季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日期,使我们感到困惑”。他建议中共“最好不要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间推迟到夏季,而应在攻占北平之后立即进行。这将打乱国民党人与美国人蓄谋已久的、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38]

   然而,如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南京政权崩溃之前成立中共的新政府,极可能会出现中共政权与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局面。对此,毛泽东在次日同捷列宾(Теребин)[39]的谈话中数次强调,成立政府的工作最好是“在占领南京、武汉、上海以及其他一系列大城市之后进行”,可能“在夏天”,也可能在“下一个冬天”,“届时,国民党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被迫逃跑,首都将会是我们的。那时所有人将看到,在中国只有我们一个政府,那么,苏联将会非常便利地第一个在外交方面承认我们的政府。但是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将在莫斯科进行商谈”。[40]1月10日,捷列宾将此谈话报告给了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 Ф.)[41]。

   在此之前的1月9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明确表示“我准备到您那里去”。[42]1月10日,收到斯大林1月6日电报的毛泽东回电称,“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因此,他们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即便是他们有意成立联合政府,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我们自己的联合政府可能会在夏天成立,或者更早一些,也就是春天,这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向斯大林叙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形势,同时再次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请求,强调“现在我们必须到您那里去以向联共布大老板同志汇报,以及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得到指示。这已经刻不容缓”。[43]

   值得注意的是,在1月31日毛泽东与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Микоян)会谈时,苏联方面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谈话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共“还需要大约3周时间来清除北平的敌对分子,以便在此之后把北平作为首都,组建联合政府”。但米高扬却主动提出“是否在南京组建联合政府更好一些”。对此,毛泽东予以了否定,强调“不清楚这将带来的好处”,并且“90%的活动家认为北京是比南京更好的首都”。他还特别强调自己这种想法是受斯大林来信的影响,即“此事不能推延,在解放后的北平成立政府”。然而,米高扬却表示自己了解斯大林那封信的意思,强调斯大林此时的想法已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联合政府最好是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他强调“当解放两个首都之后组建的话,联合政府的道德威望会高一些。这并不影响选择北平而非南京作为常设首都”。[44]

   可以看到,此时斯大林在中共成立政府问题上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45]当米高扬请求毛泽东说出“自己的实际看法”时,毛泽东表示认同米高扬的看法,即“最好将组建联合政府的时间推迟到南京解放后,即6-7月间”。对于斯大林电报中表达出的担忧,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人即便组建联合政府,也不会损害中共组建以自己为首的联合政府。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慎重,米高扬当天即致电斯大林请求指示。[46]2月2日斯大林急电米高扬,指出“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此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前沿阵地”。至于成立时间,斯大林强调“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47]需要注意到,米高扬在同毛泽东谈话中提出新建议的理由是,可能会出现两个首都并存。由此推断,斯大林在1月6日的电报中就成立联合政府对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应当是考虑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形。

   结合1949年1月前后发生的“调停风波”,可以推断,在中共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斯大林确曾尝试控制中国革命的进程。然而,至1949年2月,斯大林最终放弃了这一尝试,开始接受中共“革命到底”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可能对远东雅尔塔体系造成的冲击。中共“倒”向苏联的积极与主动,对苏南冲突问题迅速、明确的表态,以及欧洲冷战形势的加剧,都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的特性,是斯大林由“试图控制”转向“准备接受”中共“革命到底”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斯大林调整对中共革命政策的另一不容忽视的重要背景是,战后苏联同中共在东北地方层面的互动与中共基本控制中国东北的形势对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影响。

   角色转变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

   在此期间,随着中共逐渐控制东北全境,苏联方面开始思考在该地区获得的各种利益问题。[48]经过1947-1948年间夏、秋、冬三次攻势,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3月18日,《东北日报》刊发了“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的社论。[49]3月15日,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斯大林,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敌人很消极,受到我们几乎在中国所有战线上的打击”,在东北地区,中共即将对“长春或者北宁铁路沿线的其他战略要地发动进攻,然后进攻沈阳”。[50]4月20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我们同意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的所有结论”。[51]1948年3月19日的莫斯科广播中,即有“国民党军队在满洲已面临完全被歼的危机”之语。[52]

   在中共控制东北的局面形成之前,苏联对东北地区的中共政权与部队提供援助的基本目的,是牵制与防范美蒋独占东北,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冷战与内战都爆发之后,出于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日益增强的忧惧,苏联对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援助也变得愈发积极。如果说,在1947年底之前这种援助主要体现为地区色彩的话,那么到1948年,随着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军事优势日益明显,苏联人就必须从长期的战略层面思考对东北的政策,特别是,作为苏联在该地区可能的主要交涉对象中共,会如何对待苏联在东北地区获得的来自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现实利益,比如中长铁路的管理与经营问题、大连港的行政以及旅顺军港的租借等问题。[53]

1948年2月,曾于1945年担任驻东北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的斯拉德科夫斯基(Сладковский)向米高扬提交报告,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报告提出了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的问题,建议苏联政府关注与增加这种培训项目,包括在苏联远东地区和莫斯科的高等院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这些被研究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扩大莫斯科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恢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研究所”、“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做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等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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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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