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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格瓦拉来到了新时期

——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

更新时间:2016-03-02 22:58:39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先后在建材公司、检察院工作。1968年前后,写有“三寄”(寄往事、寄广阔天地、寄国际红卫兵)、“三别”(少年别、父兄别、从军别)等旧体诗,及流传甚广的地下诗作《决裂·前进》。1978年写有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长诗《祭》。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编剧。(采访自王靖)”[62]。此外,在更早的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一文中,和《中国知青文学史》相比,关于王靖的介绍多了一句话:“父母是革命干部”[63]。

   杨健介绍了王靖作为“老红卫兵”的“典型经历”:“王靖的经历在老红卫兵中比较典型,他在1966年5月和樊小吾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反对旧的教育制度》,与工作组作斗争。1966年8月,参加南下兵团‘16纵’到上海串联,并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讲演。1967年秋,王靖组织‘红红红’理论班子写出《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二致中央文革》,执笔人李园园被抓入公安部后,王靖和清华附中反‘中央文革’的匡涛生一同到昆明避难。王靖后来作为‘69名少年狂热分子’被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监狱。”[64]杨健在书中注明,这段经历来自他对王靖本人的采访。

   作家老鬼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王靖,他当年是王靖47中学的校友,应该比王靖高两个年级。老鬼回忆起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的争论:“拥护对联的还有个叫‘红红红’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初中的,革军子弟居多,头头是彭忆东。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他写了一个《在社会的档案里》,从文革初的极左变成了批判现实的先锋,因为这个,北京市检察分院不要他了,调到全总文工团搞创作。”[65]通过老鬼的回忆,我们知道王靖在创作《在社会的档案里》期间的工作情况,同时也了解到王靖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十分活跃。上海史专家金大陆梳理过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串联经过,从他引述的一份历史材料《市委接待站翁某某同志接见北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十六纵队彭忆东等三人的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可见,王靖当时还是串联代表之一。

   可以整理出王靖的初步史料,真名彭忆东的他较早地参加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期间就走上舞台。运动开始时一度持有“血统论”立场,体现出老红卫兵群体的阶级倾向。查“文革”史料可知,老红卫兵大约在1966年秋“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开始后逐步失势,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日趋紧张。“11月25日至12月2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66] 彭忆东在1967年重复《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之类举动,自然难逃牢狱之灾。尽管彭忆东入狱到参军这段经历不详,但可以推断,他在这一期间和那些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开始经历思想的动摇与幻灭。目前所知,在1970年他开始以王靖为笔名发表诗歌作品,如《满江红·寄国际红卫兵》,抒发着类似《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之类的国际革命的狂想。70年代初期,王靖的长诗《决裂·前进》流行一时,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这首诗以对话体的方式,表现一位坚守“革命”的红卫兵与“颓废”的红卫兵的对话,表达各自的价值立场[67]。

   彭忆东在70年代中后期的生活经历与思想转变缺乏资料,怎么从老红卫兵的立场转向对于特权的批判,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估计堪为理解当代史的一个范本。就残缺的资料而言,目前所能知的是,彭忆东在“文革”结束后再次以王靖这个笔名开始写作。1979年4月2日,民刊《沃土》特刊刊出王靖长诗《祭》[68];1979年5月16日,《北京之春》1979年第5期的《西单民主墙诗抄》,再次刊出王靖的长诗《祭》和郭路生(食指)的诗《相信生命》、《这是一颗心》[69]。遗憾的是,关于这首长诗《祭》,笔者没有找到原文。倘或依照该诗题目与王靖的经历予以推测,该诗有可能是对于“文革”一代人或相关历史与思想问题祭奠性的回顾。有意味的是,在红卫兵诗歌运动中王靖多次与食指并列,但历史选择了更为个体化的、更抒情的食指予以经典化,王靖那种“社会”与“思想”互相激荡的“政治诗”,被后来的历史叙述所淹没与遗忘。

   长诗《祭》之后,就是同一年发表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由于彭忆东比较敏感的红卫兵身份,他回避了在聚光灯下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曝光。作家的红卫兵经历在新时期文学创作时对很多作家都有困扰,一个参照性的例子是与彭忆东同龄的路遥,尽管路遥仅仅是较为偏僻的陕北小城的红卫兵领袖,影响远逊于彭忆东,但这段历史的纠缠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夕[70]。彭忆东当时可能是军队复员转业去的北京市检察院,不知道是老鬼所谓的由于《在社会的档案里》北京市检察院不要他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彭忆东1980年考入全总文工团任编剧。在《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中,还可以找到彭忆东的词条:

   词条“彭忆东”:(1949—)笔名王靖。辽宁省丹东人。戏剧编剧。1980年考入全总文工团任编剧。1978年开始文艺创作,先后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今日黄花》,评剧(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话剧)剧本《行星启事》、《路上雨蒙蒙》,电视剧本《北方素描》、《正午阳光》等。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会会员。[71]

   在彭忆东80年代的创作中,比较重要的是他创作于1988年的《行星启事》(无场次话剧),该剧作者署名一东,刊于《剧本》杂志1988年5月号,依然延续着《在社会的档案里》的反官僚主义立场。剧本套用双层的科幻、神话结构,讲述未来一万年之后的地球人告别家园,远赴太空定居,未来人老者对未来人少女回顾地球往事,在帝王将相历史名流的谱系中,出现了管道工所代表的“劳动者”的不和谐图像,未来飞船因此出现故障,管道工的生活在老者与少女前展开。管道工的生活大致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北京(剧中对于时间、地点处理的比较模糊),剧本的核心矛盾,是“头儿”与下水道管道工之间的冲突,每年汛期到来时,“头儿”就哄骗着管道工潜到水下去疏通危险的南门涵道,管道工们的老师傅就葬身于此。新一年汛期到来,南门涵道再次进水,城市危在旦夕,而在生活中饱受歧视、心灰意冷的管道工们打算袖手旁观。“天使”与“鬼妹”来临,双方挥剑厮杀,争夺这座城市的命运。在危急时刻,管道工的班长挺身而出,在下水之前班长有一段演讲:

   朋友,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像一群合唱队员,使劲地唱着,却从来听不见自己的歌声。可是,共和国在你们的手里和在我们的背上,分量难道不一样吗?或者说,你们在共和国的手心里和我们在共和国的裤兜里,分量会有什么不同吗?可为什么一个人获得了成功,就使一百个人失去了机会;太阳一升起来,星星就得关灯呢?……世界该怎么办?从来没人问过我们,我们也不太上心。但请你们相信一点,那就是我们也会哭,哭出来的泪水和你们一样,也是咸的,就像海水一样。[72]

   最终,班长牺牲自己拯救了城市,未来的人类感动于班长的壮举,使用科技手段使其复活。班长向即将飞离地球的未来人提出一个请求:在那些以帝王、神仙和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星星之外,命名一个管道工星座,纪念这些普通人。未来人满足了他的要求,飞船驶向了茫茫宇宙,剧本到此结束。该剧在1988年3月15日-20日于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改革题材新作研讨会上,曾经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话剧团的同学搬上舞台,也是会议上重点讨论的九部话剧新作之一[73]。但是该剧很快沉寂下去,被视为“形式革新”的失败之作,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该剧“没有对人物生命活动和情感世界的深人,没有将深入所得融铸在精美的戏剧形式当中以感染观众”[74]。在“向内转”的审美趣味下,《行星启事》之类的作品,恐怕也包括《在社会的档案里》在内,这种表现思想冲突的戏剧,显得过分地粗糙与概念化,渐渐地不被视为“艺术”了。彭忆东后来写了一些电视剧本,但是电视剧在90年代也是由“渴望”式的故事所主导,他的那些作品不知所踪,是否拍成电视剧也成疑。他的时代结束了。

  

结语

   创刊三年来,《时代的报告》连续掀起三场恶仗:1980年批判《在社会的档案里》,1981年批判《苦恋》,1982年保卫“十六年”(1966-1982),最终在1983年第1期迎来落幕。当期《时代的报告》刊发检讨性的《致读者》,“由于刊物编辑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涉及全党全国性的方针政策性的一些问题,例如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和所谓‘十六年’的提法发表一些错误的论点,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批评。编辑部不仅没有虚心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错误,影响是不好的。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不久前调整和加强了编辑部,以便使它能够正确地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成为真正是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问题的刊物”[75]。1983年1-12期出版后,《时代的报告》彻底终刊,结束了它短暂的历程,同时以其迥然不同的立场,成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代表,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此外,领导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文化界同仁,渐渐暴露出内部的分裂。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乃至于第四次文代会之前,文化界的高层领导之间就因观念的不同多次发生争论。张光年曾将当年的日记结集出版予以披露,在1979年7、8月间,张光年就与林默涵恳谈,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见,同时陈荒煤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林默涵。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1980年5月25日,林默涵向周扬提出,希望周扬邀请他和刘白羽、陈荒煤等一起谈谈。1980年10月23日,周扬在安儿胡同自己家里召开“老同志谈心会”,夏衍、林默涵、冯牧、陈荒煤、贺敬之、赵寻与病中的刘白羽都到了,周扬试图弥合双方的分裂,该会不定期召开多次。然而时逢赵丹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事件再次加深双方的分裂,刘白羽在谈心会上批评陈荒煤为赵丹写的悼文。1981《苦恋》事件爆发后,在对待《苦恋》、对待《时代的报告》向中纪委告状的事情上,双方再次爆发争执。谈心会几乎变成辩论会。[76]周扬一直以自己的威望勉力维持,但1983年“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的轩然大波,也将周扬卷到漩涡之中。

   聊可补记的,还有《在社会的档案里》发表后,随即在1981年被台湾拍成电影《上海社会档案:少女初夜权》(王菊金导演,陆小芬、崔守平等主演)。在当时两岸的冷战格局下,台湾先后翻拍了《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苦恋》等电影,渲染大陆的“悲惨”处境,携带着一望可知的政治性。同一年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王童导演,谭咏麟等主编)还获得了第十八届金马奖。如同大陆媒体的批评,这批电影“成为台湾戒严时代政宣片最后的疯狂,它充满了急不可耐的焦虑,和对对岸政治的虚妄想象”[77]。有意味的是,在《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版中,王海南偷渡越南被改成偷渡香港。对于该片的制作团队而言,似乎只有逃往更富裕、更发达的地方,才符合基本的“人性”。

不能不提的,还有世纪之交的话语《切·格瓦拉》(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不了解新时期文学的读者,会以为这是格瓦拉第一次来到“改革”时代。其实不必说《在社会的档案里》,仅仅就《切·格瓦拉》这部剧的艺术风格而言,和彭忆东的《行星启事》就很相似,只是更为“诗化”,更为纯粹,同时更为斩钉截铁。相似的思想主题,大概总需要相似的艺术结构来呈现。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化改革,格瓦拉的出现,更像是对于“革命”的怀念与怀旧,格瓦拉与“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尽管主创人员有所反思,但在《切·格瓦拉》的舞台上几乎消失掉了。有的学者为格瓦拉的重临欢呼,有的学者如洪子诚在演出现场提前离席[78]。切·格瓦拉不应该是道路的终点,而应该是道路的起点,提醒着任何化约地思考“革命”、思考“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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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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