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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格瓦拉来到了新时期

——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

更新时间:2016-03-02 22:58:39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中,一直是比较得到关注的问题,而且《在社会的档案里》被判定为“在新中国的电影或电影文学剧本中,以一个流氓团伙中堕落的女青年作主人公,这恐怕还是第一个”[15],在这方面得到的批评多一些,完全可以想见。不过,座谈会上讨论“青少年犯罪”题材的社会影响,其实是将对于作品的社会影响的讨论,从敏感的“反特权、反官僚主义”转移到小偷、流氓、骗子这些主人公形象上,将作品的政治议题转化为道德议题。贺敬之的会议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这几部作品包含着两层主题:“题材内容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青少年犯罪现象;二是批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殊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的不正之风。”[16]这两层主题其实互相关联,比如李丽芳就是因为被“首长”玷污而走上堕落的道路,但将这两层主题分离,可以避免直接讨论比较棘手的第二层主题,围绕相第一层主题来限定这几部作品。诚如周扬的发言,“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要反对,问题是不能由此而同情盗窃犯、杀人犯和骗子。这是一个是非界限。不能说写的这些事情不是真实,至少有部分的真实,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真实的都要写”[17]。由“真实性”自然过渡到“典型性”,贺敬之发言强调:“某些表面的、片面的真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性。现实主义的真实是典型化的真实。只有典型化的真实性才可能具有客观真理性”[18]。何谓典型,何谓真实,受作家的立场决定,“如果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来揭露,那是人民需要的。如果站在另外的立场,那对人民就不一定有利了”[19],“不能说作家只要讲了真话,就算是尽了责任。还要看看这个真话,真实的程度如何,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的需要,真正对人民有利”[20]。

   在这个意义上,剧本创作座谈会从几个剧本的“题材”出发,经由对于“青少年犯罪”题材的社会效果的讨论,推衍到题材内容的真实性与典型性,上升到作家的写作立场,最后归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说题材问题,我想主要是指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表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如何正确地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21]。这是主流的消化《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的阐释框架,将文学的冲击力转化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时代总任务的动力,“这次剧本创作座谈会开得好,还在于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顾大局,识大体,引导他们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化的促进派。”[22]《人民戏剧》等戏剧界主流刊物随即发表文章,表态支持座谈会的精神,“为了履行我们的社会职责,要求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工作热情,努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23]

   在这个主流的阐释框架下,剧本创作座谈会也没有回避《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一面。理论上的反驳,其一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强调也要反对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比如说,对官僚主义、特殊化当然应该反对,坚决斗争,但是有些人却是采取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去反对”[24];其二,也是新时期起源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装置,是将“特权”转化为“封建特权”,比如陈荒煤的发言,“一个青年作者敢于选择、探索这样的题材,创作《档案》这样一个剧本,提出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思想的这样一个重大主题,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设想,并且有一些新的构思,应该肯定作者的勇气,应该给予积极的帮助和鼓励”[25];罗艺军的发言也提到,“《档案》在反封建,特别是猛烈地冲击封建特权上,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少数领导干部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谋求个人的私利,作威作福;还有一群‘衙内’们利用父母的权势胡作非为”[26];胡耀邦在讲话中也谈到了,“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免要沾染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习气”[27]。这种阐释框架,将结构性的、空间性的“特权”问题转化为时间性的“封建特权”,但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为体制改革确立了合法性。这种阐释框架被学界与政界所普遍地分享,“1979年初,《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黎澎写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率先公开打出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28]。也就在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的同时,中央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批判封建特权思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29]这显示出在新时期起源阶段,我们的党和政府正视这一问题,希望将对于这一问题的批判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这基本上也是剧本创作座谈会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的态度与底线。

  

2.《时代的报告》对于“格瓦拉主义”的批判

   和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同时,《时代的报告》在北京创刊,当年2月19日开印,3月15日出版。据徐庆全介绍,“《时代的报告》创刊于1980年,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报告文学刊物。部队的参与者主要是黄钢、魏巍、姚远方等人,地方上穆青、康濯、杜宣、梁斌等人,虽然开始名列主编,但大致是挂名的,不参与实际工作。1980年和1981年的实际工作,事实上是由黄钢具体负责的。”[30]黄钢是报告文学作家,1917年生于武汉,系革命烈士黄负生(湖北省委第一任宣传部长)之子,1938年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创作有《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1938)、《我看见了八路军》(1942)等著名报告文学作品。解放后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参与创作《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等电影剧本。“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文革”结束后,黄钢重新恢复报告文学创作,创作有《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作品,讴歌李四光为代表的科学家。1980年,黄钢担任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并组织全国十多所大学报告文学研究者筹建“(中国)国家报告文学研究会”,创办第一份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1期开始,黄钢不再担任《时代的报告》执行主编(当年执行主编是魏巍、梁斌、姚远方等),1983年离开《时代的报告》编辑部。1991年,74岁的黄钢在苏联解体当天突发心脏病,健康每况愈下。1993年9月9日在京去世。[31]值得补充的是,对于今天的读者,黄钢先生之子或许知名度更高,他就是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黄亚生,著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981年黄钢将两个儿子先后送到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留学,据黄亚生回忆,黄钢认为“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32]

   和新时期其它的文艺刊物相比,黄钢主持的《时代的报告》体现出很不一样的特点与风格。在创刊号的发刊词《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中,《时代的报告》体现出一种战争状态下的峻急与紧迫,开篇就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例,强调“本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创刊的”。发刊词随即大段引用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段落,特谓用黑体字标示出两个地方:“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33]。强调“一部分”,是将文学重新从属于政治;强调“哪一个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无疑与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时期政治、正式废除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的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相抵牾。发刊词在结尾特意强调,衷心拥护第四次文代会,但在表态后又加了一段,“我们完全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不久前召开的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所提示的:‘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34]。

   《时代的报告》在刊发报告文学作品之外,最后一个栏目设定为“思想评论”,批判与论战的锋芒主要集中于此。在创刊号,《时代的报告》很有眼光地选择向《在社会的档案里》开炮,共刊发两篇文章:本刊评论员《〈在社会的档案里〉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刘一民、杨帆《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社会档案”》(群众来信)。和同时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对作品整体性的讨论不同,《时代的报告》就《在社会的档案里》的具体情节展开批判,聚焦于王海南带着《格瓦拉日记》越境打游击这个情节:

   从王海南在剧中第一次出场开始,他就随手不离《格瓦拉日记》,甚至剧本中表现王海南要求把“热血洒给祖国的边疆”时,他在北部边疆前线宿营地战友的枕畔,还有意于攻读《格瓦拉日记》;王海南自称“我的痛苦而空虚的心灵,又被一个新的发现的理想所吸引(按:这里指《格瓦拉日记》),我要离开这里(按:这里指他的祖国)去追逐另一种生活……”这新的“生活”、“新发现的理想”,用王海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几次越境,准备参加一个外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直到王海南临死前,据护士讲,“他还反复叫一个名字”,“叫格瓦拉,其它,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档案》的作者反复写明:走格瓦拉的道路,这就是《档案》剧本里以同情的笔调来描绘的正面人物的最高理想。[35]

   “本刊评论员”认为,“这不是在宣传叛国无罪吗?”《在社会的档案里》,“主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这种分析的框架,在剧本创作座谈会的发言中也零星出现过,比如张庚的发言,“《档案》之所以给人很大的压抑,是因为它没有给人以出路,似乎一切都是绝望的。如果要革命,也只有学格瓦拉的办法,到外国去革去,在国内是没有希望的”[36];以及类似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剧本中写的王海南,揣着《格瓦拉日记》三次往国外跑,似乎中国没有救了”[37]。但是《时代的报告》真正点题:“剧本给我的印象是:《格瓦拉日记》是王海南的思想行动指南”[38]。和剧本创作座谈会将李丽芳视为《在社会的的档案里》的主人公不同,《时代的报告》将思想型的王海南而不是“堕落”的李丽芳视为主人公,正视《在社会的档案里》中反复浮现的“格瓦拉思想”,展开正面的思想交锋。

   《时代的报告》批判的关键,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将王海南那种超越国境的格瓦拉式的游击战视为叛国的行为;而由于在《时代的报告》的框架中“国家”意味着“制度”的实体,王海南出走的行为被视为对于社会制度的怀疑。这种怀疑无疑是错误的,在“现象/本质”的辩证法里,王海南只是发现了个别现象,但没有认清社会的本质,就像《时代的报告》所刊发的“群众来信”所言:“他们(笔者注:指《在社会的档案中》所批判的满脑子特权思想的“首长”)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的本质”[39]。

对于《时代的报告》这种论调,《文艺报》毫不客气地展开回击,这种“同仁刊物”式的彼此之间的笔仗,在建国之后极为罕见,可以见出当时思想分化之剧烈。“在一些基本的文艺观点以及对文艺形势的估价上,《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代表两种文学观、并屡屡公开对阵的刊物”[40]。周介人《它在哪里失足——关于“本质论”的商讨》、马德波《矛头、焦点和倾向——关于〈在社会的档案里〉及其讨论》、丹晨《“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三篇文章都集中批判《时代的报告》所秉持的“本质论”。马德波在文章中将《时代的报告》这类批判思路总结为:“近来的一部分评论文章中,把真实性、典型性、本质、主流搅在一起,对于文艺的创作过程,写什么和怎么写等理论问题搞的混乱不堪。一部分评论者的推论逻辑往往是这样的,一、某某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是存在的,‘类似的丑行,我也听到过’,但它又是‘不真实的’;二、其所以不真实,因为不典型;三、其所以不典型,因为没有反映本质;四、说它不是本质,因为这些事物并非生活中的主流。”[41]周介人认为这种“本质论”,在世界观、常识、政治与文艺四个层面都是既可笑又可怕,最后只能导出一种公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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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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