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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宪法上的尊严理论及其体系化

更新时间:2016-02-13 16:32:10
作者: 王旭  
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之谓贼,贼义者之谓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2]可见,民本思想认为,当公权力为一己之私而侵犯人之尊严,则被侵犯的人可以直接行使正当的抵抗权。

   (四)尊严是提出自我完善请求的资格

   最后,人反思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最终都是为了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因此这种属性还必然在逻辑上预设生活是由一些“人类实质的基本的善”所构成的,[23]这就可以推导出第三个最低共识——尊严的构成论主张,它是“一个人可以提出自我完善请求的资格”,构成了实现或满足其他基本善的重要条件,这里预设的价值是“人生的善”。

   这种“人生的善”的古典含义往往与神性相联系。例如,阿奎那将人的尊严界定为“根据其自身内在价值而指涉的善的事物”,而人的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来自于上帝根据自身形象对人的塑造(ImagoTrinitatis),[24]人性由于是神性的反映而值得尊重。

   在现代哲学里,对“人生的善”的追求则有了更多世俗的含义,且它就源自人内在的价值和属性。德沃金就认为“重要性原则”是一条基本的伦理准则,即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同等重要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来充分利用社会的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国家和法律则必须同样重视每一个人的人生,帮助他实现人生的价值。[25]这种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完善请求的资格即是现代社会人的基本尊严,它要求每一个人必须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基本的精神文化滋养和参与各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尊严概念的基础命题即在于它是一种人反思、评价和选择生活的属性。这样一种人的属性要充分实现必然在逻辑上预设多重具体要求。由此,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尊严”一词指称不同的含义,服务于不同的价值,这并非意味着它的缺陷,相反,这种多元根源于生活本身以及人类对生活理解的多样性、丰富性,它反而揭示出人类“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避免了一种绝对主义的价值专制。

   二、尊严在宪法上的形式体系

   20世纪尊严进入宪法,也就是这样三组基本价值通过实证化,发挥特定功能的过程。要回应尊严理论实证化与制度化的混乱,需要我们以一种“被宪法保护的方式”为标准,重构它的形式体系,即我们通过分析它在宪法秩序或宪法文本上的不同位置,来明确尊严被宪法保护的方式,从而实现一种规范形式上的体系化。

   (一)尊严进入宪法的历程

   宪法文本中承认并保护尊严始于20世纪前三十年。一些欧洲和美洲国家开始将“尊严”写入宪法,例如1917年墨西哥宪法,1919年魏玛宪法、芬兰宪法,1933年葡萄牙宪法,1937年爱尔兰宪法和1940年古巴西宪法。它们在序言、总纲或权利条款部分开始规定保护人的尊严。[26]

   1940年代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战后重新建立世界均势体制的需要,在联合国推动下,成员国开始建立人权的普遍标准,但“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基于不同的视角,很难找到作为人权共识的基础概念,于是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能接受的尊严概念,尽管比较原则,最终成为代表们的选择”。[27]

   尊严进入国际条约是促使更多的国家将尊严写入国内宪法的重要原因。随后,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基于战败国身份对自身的反思,都在本国宪法里写入了尊严条款。其中联邦德国《基本法》对人的尊严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规定,其在第1条即规定“人的尊严”,使得尊严成为“权利的权利”和“基本法价值的基础”,改变了很多国家仅仅将尊严作为一个具体权利来规定的模式。[28]

   (二)尊严之宪法保护的形式体系

   从尊严进入宪法文本的历程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通过制宪设定明确的尊严保护条款,即便写有尊严条款的,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否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尊严条款”,都不影响在宪法审查中通过解释来保护“尊严”,我们可以将尊严被宪法所保护的形式归结为如下模式:

   1.作为宪法解释的具体论证依据

   这种模式中尊严概念的实证化程度是最低的,几乎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宪法审查过程中会作为一种潜在的(underlying)解释工具而对结果发生影响,也可以说这种模式中,宪法并没有专门保护尊严。[29]这种模式以美国宪法为代表。

   美国宪法文本里面虽然没有规定“尊严条款”,但法官在诸如隐私权、持枪自由、种族平等、表达自由等领域中都经常通过以“尊严”作为论证依据以达到保护、认同尊严价值的效果。[30]但是没有如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发展出有关尊严的宪法教义学,更多是在不同的判例中基于不同的目的而利用尊严的概念。

   2.作为宪法解释的整体政治价值

   这种模式以加拿大和欧洲人权法院为代表。加拿大虽然在人权宪章中也没有写入“尊严”,但在最高法院判例中明确发展出将尊严作为整体的政治价值。[31]这奠基于1986年的一个案件,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人的尊严是构成一个民主自由社会本质的价值和原则之一”,[32]在另一个案件里,最高法院做了更权威和彻底的解释:“人的尊严的理念存在于人权宪章所保护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之中,因此宪章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基础之上”。[33]

   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尊严的理解也是这个思路。虽然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并没有明确尊严条款,但在早期的判例中法院已经开始使用尊严的概念,它在1990年代被正式通过判例明确为人权保障的基础:“人权公约的重要本质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34]在近几年的案件中,人权法院已经将尊严与其他基本权利(例如第3条)相联系,[35]尊严成为证明、解释、发展基本权利的基础。

   3.作为宪法解释中有宪法效力的原则

   虽然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尊严条款,权威的宪法审查机构明确其成为具有宪法效力的原则,这种模式以法国为代表。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并没有提及尊严,1946年、1958年宪法草案及1993年修改中都曾提出明确表述尊严概念,但最终皆没有实现。[36]

   然而,在1994年的“基因案”中,宪法委员会指出“1958年宪法的序言承认每一个人内在的权利”,因此“人的尊严是具有宪法地位与宪法效力的原则”,并将这个原则的效力同时及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随后在死刑、生物基因、公共健康等领域都广泛运用尊严的宪法原则来进行合宪性审查。[37]这里,尊严实际已经成为有宪法约束力的原则而内化于实证宪法秩序中。

   4.作为有宪法文本依据的规范

   包括中国在内,当代许多成文宪法的国家都有尊严条款,也就是说尊严从一种价值转化为了必须遵守的客观规范,获得了实证的概念表达。但是,尊严条款在宪法结构上的位置和功能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可以在体系上分为两个模式:

   (1)具体基本权利模式

   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宪法将尊严条款理解为一项有明确保护范围,可受到限制的基本权利或者成为某一个基本权利的构成性要素。

   例如,在南非宪法文本里,除了第1条宣示尊严的基础价值地位,在第10条又规定了“获得尊严的权利”(therighttohavetheirdignityrespectedandprotected),并在第35条具体规定“逮捕和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维护人的尊严”,第36条又将尊严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依据:“在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社会里,建立在尊严、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考虑,可以成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依据”。

   当代宪法上也存在着独立的尊严权。例如在印度,1981最高法院就通过判例从生命权中发展出一种独立的“(有)尊严的生存权”,[38]实际上是多种更具体保护对象的集合:“我们认为生命权包含了有尊严生存的权利。所有的人的基本需要,例如充足的营养,居住,受教育,表达自由等,都与之相关,尽管这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依赖于现实社会经济条件”。

   从上述比较宪法学知识来看,具体基本权利模式又可分为四种功能:

   第一,独立功能,中国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即属此类。这是一项具有独立保护客体与保护范围的尊严权,不同国家制宪者在不同生活文化与背景里可以侧重规定尊严的某一个具体方面。

   第二,构成功能,即尊严作为一个可分解的构成要素成为另一个权利的部分,例如前述南非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必须以含有尊严的方式对待;又如1919年魏玛宪法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也要求将尊严作为权利满足的一个要件。

   第三,请求功能,即有请求获得国家和他人的尊重和承认、排除特定妨碍的效果。[39]中国宪法第38条也带有此种性质。

   第四,限制功能,即尊严可以成为对其他基本权利外在限制的正当理由。

   具体基本权利模式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因为尊严是和特定基本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是可以权衡和限制的,而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在宪法学上可以有多种限制方式,例如通过解释限制尊严的保障范围;通过基本权利的宪法或法律保留给予其限制等。[40]

   (2)概括基本权利模式

   将人的尊严处理为一项概括的基本权利,且赋予其绝对不可侵犯、不可限制的地位,这是联邦德国的创举,它既融合了尊严作为一项宪法价值的功能,又直接推导出其作为一项具体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即防御和保护功能),背后是一种哲学上的价值客观主义作为支撑(即将尊严作为一项最高的客观价值加以维护)。《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机关的义务。”

   巴拉克认为这种概括基本权利模式具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论证各项基本权利的正当性;第二,成为限制某种基本权利以及决定限制方式的基础;第三,吸收、发展宪法文本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保持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第四,构成一项具体的尊严权利条款,直接拘束立法、司法、行政国家机关。[41]

   但与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不同,尊严条款在《基本法》中具有非常特殊地位:[42]第一,德国宪法通说认为人的尊严可以被事实上侵犯,但不会被剥夺,它是根植于人之为人最基本属性中的,尊严先于国家和宪法而存在;第二,德国宪法,尤其是联邦宪法法院不认为“人之属性”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相反它是从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属性,而非个体,来理解尊严的。1953年的“投资援助计划违宪审查案”中,联邦宪法法院第一次从“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人”这个角度来理解尊严:“《基本法》对人的想象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主权者,相反从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必然的关系出发来理解和塑造人的尊严”;第三,尊严作为一项具体基本权利,它的保护范围不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之中,这一点只有第2条一般人格权和第3条平等权可堪比拟,但后两者的范围仍然较尊严容易确定;第四,尊严条款不可限制与权衡,任何进入到该保护领域的干预都构成侵犯。

   以上四种理论模式构成了尊严理论的形式-功能体系,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尊严在宪法规范上的存在样态以及具体被保护的方式。

   三、尊严在宪法上的内容体系

尊严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范形态,有不同的宪法保护方式,但在具体内容上,究竟何为尊严?这就是尊严理论体系化的第二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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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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