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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更新时间:2016-02-06 01:01:10
作者: 苏光恩  
或是在真相尚未揭开之前,向公众解释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朱特十分清楚,在这个大众传媒愈益发达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如果他们还想对公众施加影响的话,他们必须在文字表达中学会“把握简洁之魂 ”,必须让自己的观点清晰易懂,否则智识上的模糊只会自掘坟墓。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得承认,今天已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任何一致性的影响。深知自身影响的有限性而仍能恪守真诚,而不取媚于权力或公众,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操守。

  

   四

   朱特喜欢把自己界定为一名局外人,他很少长时间地属于某一派别,或对某一种主义抱有绝对的忠诚,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他总会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自己曾投身其中的东西。但在其多变的政治身份中,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热忱大概是唯一一以贯之的。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人正是英国战后福利体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当时的教育改革,像他这样出身中下层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剑桥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当然,朱特对英国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实行的全面教育颇多微词,在他看来,这一用意良好的举措实际上导致的,是只有有钱人才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学校)。而且无论是在对话录中,还是在他同一时期写就的《记忆小屋》中,朱特都对当时由政府来运营的绿线巴士充满了怀恋之情,他很享受年少时坐绿线巴士在伦敦城里游荡的日子。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公共汽车为他界定了这座城市的地理,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伦敦人。可惜自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这些公共交通都被私有化了,再也不会有穿越整个伦敦的公交路线了,有的只是衔接孤立的社区与大型商场之间的线路。

   朱特之所以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原因,是他既无法接受革命那横扫一切的必然性,也无法接受市场的铁律。后两者不管如何对立,它们那种冷酷的现实主义是相似的,即牺牲都是必要的,差别仅在于是为革命牺牲,还是为效率牺牲。而对朱特来说,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也不仅仅在于它是防范社会撕裂的有效手段,更在于这样的社会是道德的。对朱特来说,政府是超越于公民与经济之外的第三部门,始终存在一些需要由它来提供的公共益品。将一切都私有化意味着人为地制造阶级间的区隔,而且也意味着很多穷人被排斥在这些益品甚至是社会之外。在朱特看来,私有化“去除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能力和责任;它也将同样的责任感从同胞们的良知中剔除,他们再也感觉不到一种对共同困境的共有责任”。国家从社会中撤出,整个社会必将瓦解为一座座孤岛。

   在朱特看来,今天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政府扮演着极为不光彩甚至恶劣的角色,他们已有的经费很难维持一些公共服务,但他们又不敢提高税收,于是他们便打着福利彩票的幌子将赌博合法化。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利用穷人渴望一夜暴富的那种卑下的本能,来维持那些他们终其一生也未踏进过的剧院的运营,而同时减轻了那一小部分文化精英的负担。朱特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不道德,他承认嗜赌的癖性是无法禁绝的,但“承认人类的不完美是一回事,无情地利用它来作为社会政策的替代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很自然,哈耶克在这部对话录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是撒切尔夫人的激进改革的精神导师,而且在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不少追随者。在朱特看来,哈耶克的核心主张事实上是,经济自由的丧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因此,一旦你开启任何形式的福利政策,必会以希特勒告终。但朱特认为,哈耶克对福利国家政策提出的警告从历史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实行福利政策的国家最终堕入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将经济作为一切政治和伦理的渊源的理解并不像哈耶克所自认为的那样,是对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念的辩护和捍卫。因为对斯密而言,经济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领域,而非其全部,而市场得以运行的诸多价值(比如对契约的遵守)本身便来自市场之外。以经济来统摄一切,所造成的必然是社会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撒切尔所说的“家庭和个人”,以及他们在经济学上所定义的自利。

   朱特当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很清楚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说,为了效率而抛弃以往的一切成就,所换来的很可能是“沉疴遍地”。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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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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