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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6-01-25 10:28:33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但采用的却是中西二元截然对立的概念框架。在他关于梁启超的第一本研究中,其基本论点是这样一个公式:梁在思想上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则仍然与其纠结(“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from his tradition,but still emotionally tied to it”),而其思想的主线是要试图“埋没历史与价值间的冲突”(“smother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tory and value”)(Levenson 1959 [1953]:1-2, 34-51)。在其后来的《儒家思想与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他试图把这个公式从思想vs. 感情,改为主观意义vs.客观意义(“subjective significance”vs.“objective significance”):即由于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解体,儒家思想已经不再具有客观意义,只具有主观意义。(Levenson 1972 [1958、1964、1965]: x-xii)

   列文森的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不是扎根于经验证据的研究所反映的其实是,西方长期以来把西方和非西方截然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这是个贯穿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基本框架(下面还要讨论)。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反映了儒家思想之从历史舞台完全退出:从此“价值”将隶属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传统。如果史华慈关于严复的研究展示的是试图超越简单的中西、以及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列文森的研究显示的则是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强大和深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和第三代的研究中将更为明显。当时,列文森的研究似乎比史华慈的影响要大也更为广泛地被阅读,但实际上则远远没有后者那样持久的学术价值。

   这些著作也说明,高度政治化的“中国问题”已在逐步淡出。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终结了之前西方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实际的意识形态化否认。继之而来的是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以及1979年的正式建交。那些历史事件标记着美国战后第一代中国研究的主导问题的没落和消失。伴随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实际那样的问题的退出,深一层的、关于怎样去思考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将会浮出水面。

  

   二、革命vs. 现代化

  

   即便是在承认中国与否问题消失之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显示了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层认同。它主要被理解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是冷战时期赖以与苏联和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抗衡的理论/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斗争行将成为主导美国中国研究的问题。

   现代化范式早已可见于一系列不同的研究。首先,在外交史领域,被费正清设定为一双二元对立的建构:即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理念(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凭借侵略和战争而攫取“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实际之上的建构)vs. 中华帝国的“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中国优越感”Sinocentrism和“朝贡关系”tributary relations。这个框架也被运用于费正清指导下的一系列专著,包括张馨保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争论该战争的导因主要是“文化冲突”而不是鸦片(Chang 1964),徐中约的总理衙门研究——特别突出“中国之进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Hsü 1960),等著作。和费正清一样,张和徐把“朝贡关系”设定为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对立面。

   现代化主义也可见于其他重要著作的问题意识,如莱特(Mary C. Wright 1957)关于“同治中兴”以及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 1958)关于盛宣怀和“官督商办”的研究,其焦点都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现代化”(why China failed to modernize)。莱特写道:“是因为现代化的必需条件和儒家追求稳定的要求直接冲突”。(Wright 1957: 9)虽然如此,莱特的研究是如此的扎实和详尽,即便是在其问题意识的局限之下,也不失为一本具有长远价值的学术贡献。

   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的新趋势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它是伴随反越战运动而来的:美国真的是像官方表达那样为了现代化和民主而介入越南内战的吗?还是,是代表帝国主义而与革命和民族解放(有的人把其表达为美国威尔逊主义下的“自我决定”Wilsonian self-determination)斗争而战?对年轻的一代(包括费正清在哈佛的一些学生)来说,这当然也包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它不仅是一个中国化了(由上而下)的马列主义,更是一个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战争。这些新的视野是伴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受其影响的理论而来的。在之后的20年中,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几乎都必需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

   在现代化主义的一方,早期的理论概括主要依据关于西方发展经验的如下设定和概括:认为其是,或者应该是一条普适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道路,它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自由民主、城市化、专业化、理性化、高效化、蓬勃动力化等。(Eisenstadt 1974是个不错的总结)正是那样的范式指导或影响了上述第一代的学术。它是第二代的“主流”学术的基本范式。

   对中国有特别关联的是两位经济学理论家,他们后来于1979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先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具体讨论的虽然主要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但他可以被视作1960和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的理论家,倡导的是个人创业和技术更新的农业发展模式,针对的是苏、中集体化农业。(Schultz 1964)他还特别强调,劳动力过剩(他把其定义为一个稻草人,即零价值的劳动,而不是人地的相对压力和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其实并不存在。刘易斯(W. Arthur Lewis)则聚焦于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二元经济”,其“传统”部门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一元(相对于充分就业的现代部门)。但即便如此,伴随个人创业、技术更新以及市场机制的运作,如此的经济必定会进入一个“拐点”,之后其二元经济将会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经济,其劳动力资源(以及其它资源都)会得到最佳配置。(Lewis 1954, 1955)舒尔茨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相对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刘易斯则一开始便直面该问题,但即便如此,刘易斯认为,这是个现代化必定会克服的问题。这样,他最终也接受、参与了普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两人等于是共同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自身称作其“基本国情”的现实,而且完全无视1930年代以来三代美国优秀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何炳棣Ping-ti Ho与珀金斯Dwight Perkins 等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里不是要争论人口是决定性因素,而是要说明市场机制并不能排除人地压力因素;两者是互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此点将在后面进一步澄清。

   以上的理论组合被伴随反越战运动而兴起的左派学术所挑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作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大多是来自中国研究领域以外的左翼的理论家和史学家。经济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争论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介入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导致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促使其长期陷入“依附”关系和“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Frank 1967)他的著作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其所指出的显然是真相的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其简单化了的夸大使其论点变得更为直白明了。

   另外,还有学术方面的重要贡献,如英国的汤普森(E. P. Thompson)关于英国劳工和其阶级形成中的文化维度的研究,深深影响了其后的劳工研究(Thompson 1991 [1963、1968]),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74)等,其著作代表了从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入新的底层“小人物”的社会史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历史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理论家,这是因为其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理论(下面还要讨论)资源来批评现代化主义、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使用(如“阶级联盟”class coalition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以及其关于现代国家机器的(起源和)建造(modern state making)理论(Tilly 1975a, b, c)。此期间的一个对中国研究意义特别重要的论争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家波普金(Samuel Popkin 1979 )对实体主义理论家斯科特(James Scott 1976)的批评: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力到底是来自个人的“理性利益”的追求还是农民社区为了“生存权利”而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入侵的抵制?斯科特所代表的是在现代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第三”选择:即实体主义理论传统(如恰亚诺夫[A. V. Chayanov]和波兰尼[Karl Polanyi])。双方分别代表日益众多关乎中国革命和民众运动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传统。它们是从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向社会史的大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研究之进入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大倾向的一部分,促使各大中心都吸纳了各个不同学科中的中国专家。这些新的趋势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的反战运动引发了一整代的学者的政治化,导致美国学术总体和其中国研究明显的左倾转向。在那个理论-意识形态的变迁之中,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区域研究和史学中的社会史的兴起之中,最主要的大问题无疑是现代化vs. 革命。如此的问题意识主导了一整代学术领导者的研究,如塞尔登(Mark Selden)和他关于“延安道路”的历史社会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捕获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怎样在一个边远的贫穷地区成功地动员了农民并创建了一个士气高昂、相当高度平等的新社会和政府、一个能够高效地执行人民战争和革命的实体(Selden 1971),和周锡瑞类似地使用年鉴学派“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的方法于地方层面(湖南与湖北)的(晚清的)改革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说明其社会基础主要在城市的追求西方化的精英,与广大的农村人民几乎完全无关。(Esherick 1976)它们预示了一整代的“新社会史”研究的来临,代表的是一个有意识的从外交史、思想史和大人物研究转向民众研究的趋势。它们大大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该代的学者中有不少既是学者也是政治行动者。他们聚合起来组织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其宗旨是反对越南战争和批评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行为。会员包括几乎所有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各大中心的研究生的领导者。他们出版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通报”学刊,提供了许多关于亚洲、美国政策以及中国和越南革命的相关研究,多是比较激进的,并常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当时的现代化vs. 革命这个主要问题,曾被具体化为一个围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论战。其事实背景是,在哈佛的亚洲研究机构中,有中情局的人员参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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