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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云:近十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06-05-28 09:33:26
作者: 王爱云  

  收集了450幅证明日本人在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该书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专题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发现,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第一,通过仔细的时间计算,该书确定了主持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是日本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而不是被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第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一向很有争议,该书根据新的资料和大屠杀前后南京人口的统计,彻底证实了35万数字决不夸张。(注:James Yin and Shi Young ,Rape of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Chicago :Innovative Press ,1997.)1997年,史咏又写了《南京大屠杀中被杀人数的下限数字》,根据中国的埋尸团体和国际组织的记录及日军自己处理尸体的记录来计算,认为当时至少有359367名百姓和俘虏被杀。(注: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2002年,李飞飞(音译)等人合编的《南京1937:痛苦的记忆与创伤的医治》一书,则是一本集中了中日美等国学者探讨与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综合性著作。它回顾了各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对大屠杀作了评估;对大屠杀的原因进行考述,并介绍了中国和日本关于南京死难者人数的争论;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新的回忆材料,警示要记住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东京审判、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等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南京大屠杀是超越国界的一次历史事件,人类应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为创造更加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而积极努力。(注:Fei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Nanjing 1937:Memoryand Healing ,New York :M.E.Sharp,200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蒂莫西·布鲁克主编的《南京大屠杀文件》(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文件集。乔舒亚·福格尔主编的《历史和历史编纂中的南京大屠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包括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回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此外,利物浦的拉塞尔爵士的《武士道与武士:日本战争罪行简史》(伦敦,2002年)、胡华苓(音译)的《南京大屠杀时的美国修女:明妮·魏特琳的勇气》(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也是近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著述。

  关于日军的其他战争罪行,主要有谢尔登·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1932—1945年》(伦敦、纽约,1994年),是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一部较早的代表作。乔治·希克斯一直从事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论文《慰安妇》(载彼得·杜斯、马克·皮蒂等编《日本战时帝国,1931—1945》,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慰安妇:二战期间日本强迫妇女卖淫的兽行》(纽约,1997年)。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战场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战后四年,中国共产党便击溃国民党,取得统治中国的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革命的成功,无疑植根于抗战时期的斗争与收获。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学者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革命经验和成功原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及根据地的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

  1.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从事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外国学者,已经强调并提出对不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他们的经验,应该区别对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新一代学者,对各根据地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用微观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县、某一村庄。通过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他们提出了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观点。

  澳大利亚学者波林·基廷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她的著作《两种革命:陕北的乡村重建和合作化运动》(注:Pauline Keatings,Two Revolutions:Reconstruction and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对比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延属分区的生态、人口、经济差异,指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延属分区的落后却没有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在那里,地方传统势力薄弱或几乎不存在,共产党进行的群众动员、社会改革和经济试验远比在人口密集、土地缺乏、地方势力强大的绥德分区容易得多。党的各项大的政策的贯彻,在绥德分区远比在延属分区困难得多,效果也不理想。但是与延属分区相比来说,绥德的自然、社会、政治环境与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大部分其他根据地)的情况更为近似。所以作者指出,“延安模式”并不是很容易就推广到别的地区的。作者的这一观点是由个案研究结论推论而来,未必准确,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政策在某些地区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地主势力强大的地区,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努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埃谢里克(周锡瑞)近年来一直从事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1994年在《中国季刊》发表《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固临县》,1998年又在《近代中国》发表《一个封建堡垒的革命:陕西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一文,提出了与基廷类似的观点。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大卫·古德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并选择太行抗日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1999年,他出版了《中国革命中的太行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研究了抗战期间太行根据地中心的三个邻近县——辽县、武乡和黎城的革命变迁过程。作者认为,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是革命奋斗的结果。2000年,他还在《中国季刊》发表《革命妇女与革命中的妇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妇女,1937—1945》,考察了辽县、武乡和黎城三县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情况。

  古德曼与冯崇义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是1996年在悉尼召开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1998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0年,编者又从会议论文中选取了8位学者的文章,以英文形式在美国出版,书名为《战争中的华北:革命中的社会生态,1937—1945年》。这些文章,都没有用“创造革命”理论来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都认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学者受到资料不足的局限和冷战时期两极分化的影响,他们反对以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成功是必然的乐观观点,考察了各根据地政策贯彻中的复杂情况。

  除此之外,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研究,还有圣保罗·卡特的《二次革命:陕北农村改造和合作化运动(1934—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托尼·塞奇、汉斯·范达文1995年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新论》,包括了论述陕甘宁边区贸易、中共战时领导、中共统治下的农民等内容的文章。

  2.关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这方面的著作,有格雷戈尔·本顿(班国瑞)的《新四军:1938—1941年共产党在长江淮河沿岸的抗日行动》,阐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华中、华东地区的壮大和国共“磨擦”的发展,并考察了新四军的成分、组建过程及其特点,认为新四军继承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优点,还混合了一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特色,具有“明显不同于北方八路军”的社会特点,“属于现代世界”。但自1939年,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快速向毛主义的标准转变。1942年后,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军队“看起来越来越像,最后很容易合并在一起”。作者还研究了皖南事变,认为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转折点。(注: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Huai ,1938-1941.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向兰新(音译)的著作《毛的将领:陈毅和新四军》,运用了大量采访资料和档案资料,以及一些内部资料,考察了1940—1949年间新四军的情况。除了格雷戈尔·本顿的开创性著作外,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有关1921—1949年间毛泽东领导的江西、延安、满洲之外区域的中共军事活动历史的英文综合性著作。(注:Lanxin Xiang,Mao's Generals:ChenY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

  此外,莱曼·范斯莱克在《近代亚洲研究》1996年10月号发表的文章《百团大战:中日战争期间的协调与控制》中强调指出,1940年8—10月的百团大战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协调、控制的。奥德里克·沃的《社团防御与共产主义革命:河南的杜八邻协定》,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利用传统社会组织力量来组建民兵的做法。

  3.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英国学者安东尼·库根在《中国东北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源》(《近代中国》199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但事实上,统一战线不是共产国际初创的,而是在中国东北逐渐发展的。其中的重要成分如抗日联军、与非共产党力量的联合指挥部、国防政府等,都是在东北地方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提出的。共产国际把中国东北作为在全中国倡导统一战线以及在共产国际七大推广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就是这样统一战线政策传到了中共中央。该文考察了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东北的发展。1931年至1935年间,日本开始侵略后,一些社会政策如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化等,虽然还在其他地方实行,但在东北都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组织,以支持抗日运动的广泛发展。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学者持同样观点。

  (三)国民党统治区与正面战场

  1.关于国民党统治区

  近些年来在民国史的研究中,对机构建设的研究不多,朱丽娅·施特劳斯的著作《薄弱政体中的强大机构: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1927—1940》,考察了民国时代四个重要机构——考试院、盐务稽核总所(后为财政部盐务总局)、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历史,指出尽管南京政府的财政、政治薄弱,它的这几个机构却十分有效。(注:Julia C.Strauss ,Strong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马乔里·德赖伯格在《1933—1937年华北与日本扩张:地方势力与国家利益》一书中,集中考察了国民党军事将领宋哲元与蒋介石和日本军官之间的交涉,揭示了国民党领导与地方的动员问题。作者对以“绥靖”来框定战前对日关系的说法表示怀疑,指出通过考察“南京国民党政府与华北地区的紧张关系”,可以看出南京政府当时所受的限制。她认为1937年初,蒋介石与其说“接受抗日”,不如说“制定了一种适应中日关系和各种势力参与其中的复杂性来解决中日问题的战略”。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日关系的复杂格局中,她呈现给我们是三边关系而不是双边关系,这对于理解战前中日外交及决策提供了不同的看法。(注: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Regional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Richmond:Curzon Press ,2000.)

  还有学者对抗战时期的第三条道路进行了研究。有人认为国民党时代,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团体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埃德蒙·S.K.·冯指出,任何认为“第三种力量不重要或者被忽略的”观点都是不准确的。他论述了中华民国诸多知名文人关于“中国民主”的丰富思想,也分析了这些自由主义者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政治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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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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