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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6-01-14 22:23:26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从而推动美国公众生活的复兴。

   笔者认为,这一分析矩阵能够较好地回答我在前文中所提出新闻学者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两个元问题,即“新闻学是为了谁”和新闻学是为了什么”?

  

   1.新闻学研究为了谁?

   本想系统整理一下近十年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但工作没有完成,而编辑给的截稿期已经到了。无奈只依靠自己的基本感觉来分析了。我仍然敢如此做的原因是,笔者从事新闻理论的教学已经十数年了,发表过一些文章,至今还保持着阅读相关文献的习惯,可以说对这一领域并不陌生。当然不足之处明显,那就是没有实证的数据可以直接拿来说话。

   应该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进入了“新式新闻事业”时期,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基本体系也形成了。如乔治·佩恩的《美国新闻史》、《新闻工作者手册》、舒曼的《应用新闻学》、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以及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等等先后出版。中国的新闻学几乎在同时起步,无论是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新闻学纲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掇要》、李公凡的《基础新闻学》、黄天鹏的《现代新闻学》、王文萱的《新闻概论》、邵振青的《新闻学总论》,著作甚丰。这些研究者,大多受到美国或者日本新闻学的影响,其基本观点可以说与国际前沿接轨。不过,随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很快被政治宣传理论所取代。

   根据丁淦林先生的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有如下基本有发展线索,即建党时期强调指导性――长征时期注重组织性――延安时期主要讲党性――1956、1957年讲政治家办报――1989年以后则重于舆论导向。不过,笔者认为,相对系统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的形成,还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反对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强调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醒全党要理论联系实践。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理论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合,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建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顿的基础上完成的,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的核心意义所在,对一些“书生办报”的错误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作风进行一次深入的清算,就党的新闻工作的素质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从此一种新的新闻学理论便开始产生了。陆定一在文章中指出,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报刊工作者,大多数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人,有的是从国外和国统区奔赴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并没有充分理解战时农村分散环境下党报的特性和任务,甚至有人机械地搬用国内外大报的具体做法,追求“城市化”和“正规化”。陆定一要求他们通过整风改正思想作风不符合共产党的要求,放弃他们的新闻观念中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成份,培养自由的无产阶级新闻观。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延安整风时期发展起来的党报理论以及据此发展起来的新闻学,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童兵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延安整风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党报理该理论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党报的民主监督功能认识不足,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很少。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强调后者而对于批评则重视不够,且对于批评者的态度又责之过严,令人有所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去做。第二,由于向苏联学习中的片面性,致使新闻宣传中出现一些僵化死板的做法。……这就给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造成了隐患。

   1956年党报改革后,一种服务群众的新闻理论才慢慢出现,报纸是社会公器的观点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王中教授提出了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的趣味性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党报理论体系。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推进,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斗争新闻学”,前苏联的新闻理论体系主导着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与教学。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改期开放初期。甘惜分先生《新闻理论基础》(1982)、《新闻论争三十年》(1988)两书是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新闻学理论著作,发行达数十万册。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论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作用等问题的专著,后者是1978年以来他的新闻学论文选集。他认为新闻报道是影响舆论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应在政治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反映人民的各种声音,新闻记者应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生活,既真实又有深度地记录生活。1980年以来,着重研究国家新闻体制的改革问题,连续发表文章强调新闻工作者应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进行新闻改革,加强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作用。

   郑保卫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在不断适应实践需要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如今,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当前新闻工作实际所阐释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的理论成果。这些具有时代特点和体现当代水平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之下,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新闻学研究慢慢丰富起来,而随着传播学的介入,加上当时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传播,新闻学研究面目一新。如童兵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张达芝的《新闻学基本问题》、黄旦的《新闻传播学》、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理论研究引论》、雷跃捷的《新闻理论》、《媒介批评》为代表的新的理论框架开始成为主流。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海外学者的影响日甚,潘忠党、陈韬文、罗文辉、赵月枝、祝建华、赵心树等等,频繁出现在中国大陆各种不同的学术场域。他们或传经送道,成为几所主要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们培养和指导大陆学子从事更规范的学术研究,而由他们主导的几套新闻传播方面的译丛,更是奠定了大陆新闻传播学子的阅读基础文献。他们所带入的研究话题,诸如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新闻生产研究、新闻把关人研究、受众研究、中国新闻改革研究等等,对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用中文撰写的论文,一直处于被引用率之榜首。同时需要提及的是,展江长期以来致力新闻传播学经典的译介,从事舆论监督和新闻伦理法规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功莫大蔫。

   现在的新闻学虽然仍然有着传统的党报理论的痕迹,但已经大大超越了早期的理论框架。其目标受众,除了宣传工作者外,还包括媒体事业(企业)和广大社会大众。新闻理论逐渐成为公民理解新闻业的知识来源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业界的实践共同进步,虽然一些业界的声音批评学界乐于对业界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但我仍然认为学界对业界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也部分赞同学界和业界有时需要共同抵抗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压力。如今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道德、新闻真实性已经成为公众判断一则新闻作品的好坏,甚至是评估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重要概念。应该说,新闻研究者功不可没。

  

   2.新闻学研究为了什么?

   也许有人认为学术不过是一种爱好或者是生活方式,这并没有错。不过,有价值的学术,大多不是纯粹的智识游戏(虽然有时这样的游戏心态,也可以成就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深刻的社会关怀。涂尔干晚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则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失范现象。他断言,宗教缺失下的话语空白应该由社会学填补,而社会学家则相应地承担原本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显然,涂尔干所指的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事物的解释者和客观的分析者,他们往往是社会的参与者。这意味着,学术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直面现实生活,解答社会问题,揭示社会隐藏的矛盾,需要有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是以有学者指出,“知识是我们用从我们的神经系统引出的反应所构成的东西,这些反应更多的不是对‘事实’或‘存在者’之序的镜像反映,而是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进货和生态)的揭示。人类的感觉和理智是数百万年来进化的产物。进化没有预定的方向,没有预先的设计。没有‘纯粹’的理智,而自我同一的‘存在者’则是理性主义的错觉。”

   维特根斯坦曾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说,我跟一位哲学家坐在花园里。“我知道,那是一棵树”,他指着我们身旁的一棵树不信地念叨。有人走过来,听到了这句话。我就对人家说:“这家伙没有发疯。我们不过是思考哲学”。他写道“我们在哲学中找出来的东西是平凡的;哲学不教给我们新的事实,只有科学才那样做。但是,恰当地概观这些平凡的东西则极这困难,而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上哲学是对平凡的东西的概观”。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明确指出:“哲学流派的退化……是以下错误信念的结果:即使没有产生于哲学之外的问题逼迫他/她进行哲学思考,一个人也可以进行哲学思考……真正的哲学问题永远扎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认为处理事实问题的东西属于科学而非哲学,这样的看法不仅书生气,而后显然是一种认识论、因此也就是一种哲学独断论的结果”。

   同样,新闻学研究,如果要有所作为,当然不应该是新闻学术圈子内部的智识游戏,它必须有所追求的。那么新闻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呢?

   潘忠党曾撰有一文《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这篇文章介绍了美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詹姆士·W·凯里(JamesW。Carey)的观点。潘忠党写道:“什么是新闻?它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描述,是再现的真实,是通向‘真实之整体’的‘地方知识’,是对生活浸淫了人文关怀的批判和参与。新闻本身就是获取知识的研究,但不是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栩栩如生的描述型研究。其目的是理解,并通过这份理解,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使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境界上更接近人文价值的标准”。潘忠党分析说,凯里绝不认为新闻从业者要“服从政治”,与政府保持一致,他的“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之语,一方面表述了史实,即芝加哥市政厅曾经非常腐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政府之“政治”与“服务”的区别理解。这种区别,恐怕也为新闻从业者开拓新闻实践之思维空间所必需。在凯里的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到新闻实践必须有的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界,而且还独立于民间组织和所谓“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凯里所强调的,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没有其得以实践的内在理由,新闻得以实践的理由只能来自它的社会后果,即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现代民主社会,套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只有走过场的新闻。社论好象是作者给读者们提供值得思考的意见,报纸和电视出现的新闻声称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大型游行示威表面上是给大众一个泄愤的渠道。所有这些都在发生,构成有一个通过交流而达到共识的景观,但这恰恰是从一开始就精心建构而要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这些活动貌似新闻而不是新闻,为什么“苏联新闻工作者”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原因只有一个,新闻的必要条件是有事实上的民主体制,或对民主体制的追求。

如果凯里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新闻学研究近几年所提供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目前的新闻学研究,离这样的旨趣相隔甚远,这就是前文所引张育仁批评新闻学界的主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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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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