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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建议国家出台“临时乡村法”

更新时间:2006-05-24 21:50:41
作者: 孙大午 (进入专栏)  

  

  2002年,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主张撤并机构,“拆庙养和尚”,现在我建议国家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或“临时乡村法”(以下单称“乡村创业促进法”),不动现行体制,“养庙养和尚”。这样既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又给农民以自由和实惠。我相信,一旦出台这部法律,让农民就地自主择业,互为劳动,创业的热潮会在农村掀起,农民的身份会自然、自主、自愿地改变,农村会活起来,农民会富起来,从而有力地推动我们国家的顺利转型,理性、平稳地向着和谐社会发展。我以为,这将是一条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规避了分裂和刀光剑影,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之路。

  

  一、“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创业促进法”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改革有很高的价值认同感;而在20多年后,人们对改革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决策,也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具有第二次改革的重大意义。

  中央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6字方针是非常好的,“少取”已经做到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放活”。为什么搞不活?我个人认为现在仍然对农民的劳动权利尤其是创业权利束缚太多,放不开,形象地说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经过好几个部门的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技术监督局走了,卫生防疫局来;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同是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地方去化验,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还只是帐面上的费用,实际交易成本远远高于这些。

  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还有很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也有发展。自从城市有了开发区,大点的企业纷纷搬到开发区去了,农村生成的小企业越来越少,生存越来越困难,资金和人才迅速流走。

  总之,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1年,最深的感受就是农村发展受制约太多,人们就业难是因为创业难。也就是说,农民现在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了、干不成。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林林总总的部门法规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住的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社会格局。

  我注意到,今年中央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3月6日的讲话中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也就是说,中央领导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放开搞活。但一些部门凭借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已成尾大不掉、难以禁绝之势。执法是刚性的,政策是柔性的,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我想,政策只有冲破部门的法律障碍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建议国家尽快制订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变“八个大檐帽”为“一个大檐帽”,即用“乡村创业促进法”这个大檐帽,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变“一个破草帽”为“八个破草帽”。

  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压力,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二、“乡村创业促进法”的立法主旨和内容

  

  顾名思义,“乡村创业促进法”只对农村有效,对城市无效。

  它的立法主旨是贯彻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落实3个中央“一号文件”和“非公经济36条”。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放小不放大,管大不管小”,城市可以对农村设防(农村产品卖到城市,接受城里的检测),农村对城市不设防(城市的产品卖到农村,畅通无阻),核心是一个“放”字;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放活”,通过放开,搞活农村。也就是说,对乡村,可管可不管的就不要管或少管,因为村庄太小,农民太弱了,像金融、土地、医疗、工商、税务、技术监督、文教、卫生等都可以放开。

  笔者抛砖引玉,建议“乡村创业促进法”包括如下内容:

  1、税收

  对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农村企业,不再征收增值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其他行业可以像香港那样,只收所得税(也就是说,企业赔了钱不交税,赚了钱才交税);年销售额100万以下的小企业,不再征收所得税。因为新的个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1600元/月为起征点,年销售额100万的小企业,纯盈利大约10%,也就是10万元,相当于一个5口之家在税法起征范围以内的正常收入。反观我们现在搞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税,龙尾企业纳税,也就是说,挣钱少的在纳税,挣钱多的反而不纳税。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2、工商

  村里面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家庭企业,应视同自由职业者,可以不要求登记、申报、注册;村以上、乡以下、年销售额50万以上的企业及规模在5人以上的企业可以要求申报、备案;年销售额100万以上的企业可要求严一些,登记、注册、备案也就行了,但要允许先开张;县级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以在全国通用;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投资经营领域,农民都可进入,改审批为登记备案制度。

  3、金融

  中央连续出了3个“1号文件”,还有“非公经济36条”,其中都提到了“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但政策已经出台3年了,全国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浮出水面,原因是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的《银行法》及金融法规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五千万以上者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这个门槛太高,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这样的金融组织在农村是极难产生的。在农村,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如果金融能够放开,人人都会懂金融,家家都可出老板。现在农村没有金融,没有自己的造血机制,创业的活力和潜力就无从谈起。我们常谈到的投资过热,实际上是城市过热,政府过热,而农村、民间的投资始终就没有热起来。

  因此,“乡村创业促进法”应对农村金融做以下规定:1、对村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完全放开,甚至不必登记、备案、注册。因为村庄社会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一个村子里不会有什么金融风险,即使有,这种风险也应该让农民自己承担,减少政府压力;2、两个村以上、乡以下的农民金融活动组织或社区合伙、合作金融组织需要登记、备案、注册;3、乡以上已成规模的达到一定数额的金融组织要接受监管。

  4、土地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但是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地有拥有土地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保障农民作为一个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根据宪法的精神,农民,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但是现在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可以用住房作抵押贷款,农民却不能用自己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无论集体或个体都没有这种权利。农民也是国民,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可是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如果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土地、住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么农村也不缺资金,也可以发展。

  参照广东省土地直接入市的作法,我认为农村的土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农业用地,一种是非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可以暂时服从《土地法》的规定,不变动(前途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但可以考虑让荒山、荒地、沙漠先行一步,放给私人经营,搞永佃权),非农业用地应该放开。比如:村里的闲散地、空心地既然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应该允许农民集体收回来搞二、三产业,由村民委员会自己做主,不需申报、审批;如果是几个村联合开发荒地,则实行备案制;项目较大的要接受监管;农民的宅基地,二、三产业用地则视同城市住宅(70年)用地,可以抵押、贷款,进入流通领域;支持乡镇建开发区,为村庄合并打下基础。

  5、医疗

  目前,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一方面是医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甚至在家卖糖葫芦。一旦放开农村医疗,这种矛盾可望大大缓解。“乡村创业促进法”可以规定:凡是取得正式医师执业资格的,允许在农村自由行医,不需申报、备案;乡以下的诊所只需申报、备案;乡以上的社区医院要按规定登记、注册,接受监管;村里要搞合作医疗,10户农民为一个合作单元,组成合作医疗,国家的医疗资源以医疗券的形式直接按人头配置到合作单元,农民患重病时由合作医疗先行支付,后经村委会证明,可到县财政报销,报销范围50%~80%,实行报销事后监管。对农民的合作组织给予信任,如果出现问题或诈骗行为,以《民法》和《刑法》论处。

  6、教育

  民办教育不再审批。国家可以考虑用“教育券”的形式把教育资源配置到每个学生头上,政府只管公办的学校,让民办教育自由竞争,把择校权交给学生和家长。

  7、生猪屠宰

  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90年代,生猪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无处索赔。至今生猪屠宰还是垄断经营。“乡村创业促进法”规定,城市里可以继续搞“定点屠宰”,但对农村应该放开,让农民可以自由杀猪,在乡村销售。其他牲畜也不限制。

  8、化肥、籽种、烟草、食盐等物资经营

  现在的乡村,计划经济体制的配套机构还顽强地存在着,化肥、籽种、烟草、食盐等物资经营仍然没有完全放开,应该放开经营领域,管住生产领域。如果这些领域放开,让农民自由进入,自主经营,农业产业化的各环节也会进入良性循环。

  9、文化卫生

  农村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村级完全可以放开;村以上、乡以下可以要求登记备案;乡以上可以要求审批、监管。

  10、丧葬

  现在,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将“准入审批权”转化为“经营独占权”,垄断了殡葬,把原本带有公益性质的殡葬服务行业变成了暴利行业,致使骨灰盒比大彩电贵,墓地比商品房贵,老百姓连人都死不起。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应当允许农民进入殡葬服务行业,允许社区、家族自办公墓,按8‰的年死亡率计算,30万以上人口的县域最少有2个丧葬场所,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11、运输

  农村的个体运输行业应该放开,异地运输到有关部门备案即可,交通局、公安局不应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进行限制,出现问题具体对待即可。

  12、技术监督

  允许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先投放市场,然后再去抽检,只要合格,马上批准,这比先批准再投入生产、销售更有利于打假。也就是说,技术监督局应该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监督,技术监督局不必懂得所有技术,完全可以让市场来监督。而且,技术监督局的事先检验“只对来样负责”,起不到监督作用,也不能给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责任。

  ……

  另外,在农村创业的人们都深有体会,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土地局、卫生局、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环保局、交通局、公安局等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能交叉问题,或明或暗给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大大提高了创业成本,抑制了农民的创业愿望和潜能,应改为合并执法;目前各职能部门的收费票据80%是服务咨询收据,上交财政的票只占20%。依照《宪法》,国家对公民和法人只有依法收税的权力,而没有税外收费的权力。为避免执法部门依仗权力收费,可以在工商、水利、卫生、土地、技术监督等部门研究实行“费改税”。

  

  三、实施“乡村创业促进法”的预期效果

  

  实施“乡村创业促进法”,我们可以预见的效果有: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将臃肿的机构减肥,变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巨大差距。

  以医疗、金融为例:按部队每100名战士配备1名卫生员计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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