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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2-30 23:45:49
作者: 陈拯  
推动国际秩序规范的转型。(35)例如,在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有学者强调“改变自己”与“内外互动”的结合,关注中国如何主动参与国际规范的塑造。(36)他们强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既非自我决定,也非国际社会强加,而是在体系推动下不断自我调整并影响体系的过程。(37)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并借此转型成长为一个新兴大国,这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相互改变的过程。(38)

   朱立群等提出一个以“参与实践”(practice of engagement)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参与实践”“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建立起关联,用于解释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他们认为,参与实践推动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变化,建构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身份。与此同时,中国也以自身方式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在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在话语和战略层面进行积极谋划,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该研究通过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扩散核武器机制、地雷和轻小武器国际控制机制、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过程,对“参与实践”模型进行了展示。(39)

   (三)解释规范演进与重构的新探索

   除了元理论突破及研究视角的转变,建构主义有关国际规范的经验实证研究正逐步转向规范建设与规范演进问题,其突出特征是在研究设计中将国际规范由自变量转变为因变量,关注规范自身或是规范体系的变动调整。规范创生之后,它所经历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扩散传播,而是其自身也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中。为了更好地解释规范的变动与调整,区别于以往研究对国际规范的认识,有关规范自身演进的研究试图凸显某一规范自身的复杂性、关注规范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理念规范间复杂的互动关联,从中寻找规范变动的解释空间。

   以往研究大都将国际规范看作是一种确定的存在。虽然规范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但规范的边界是清晰且固定的、规范自身则是一致和协调的。(40)以这种相对简化的规范认识作为假定前提,对开展规范扩散传播与效用的研究较为便利,但是,固化的规范界定与动态的规范实践与规范环境相矛盾,并不适合对规范自身调整变迁的探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强调规范在创生,接受到实践应用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他们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多数规范经常是模糊和松散的。这赋予了规范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能够容纳不同的内容,适应不同的环境,迎合不同的需求,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局限。(41)有学者进而主张将规范视作一个话语和实践过程。规范是不断变动调整的过程性存在,而非确实稳定的实在。规范同语言/话语实践密切相关,具有不断重构、变动的可能性。规范驻泊于话语中,其稳定是相对的。在不断的话语互动实践中,规范内容与形式的添补、漂移、增生与逆转都有可能发生。(42)表面上看,上述理解似乎使规范变得难于把握,但事实上,动态和开放的规范认识,更有助于认识规范传播及规范自身变动的复杂现实。(43)例如,此前常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规范被接受的难易与其所产生的效用大小间存在某种矛盾:有些规范能够迅速的得到接受和扩散,但是其效力却不如预期,原因或许就在于这些规范较为模糊,从而更容易为不同行为体所接纳,但在真正付诸实践时却出现争议与问题。(4)

   除了关注规范自身的模糊性,将规范视作话语过程,不少研究也开始考察规范间的关联互动,从中寻找规范变迁的动因。其实,学界很早就对此有所思考。温特曾指出,“文化中不同逻辑间的内在矛盾”可能“成为结构变化的不竭源泉”。(45)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弗罗瑞尼(Ann Florini)将规范与基因进行了类比。如同基因为染色体上的位置而竞争,规范理念间也在为注意力与接受而竞争,竞争使得某些基因或规范在群体中更为普遍,而另一些则走向退化衰亡。(46)一些研究进一步指出,国际规范间的竞争沿着价值与绩效两个维度展开,价值竞争更多涉及价值观念的权衡,绩效竞争则涉及国际规范的效用。(47)值得注意的是,竞争与互动不仅体现在目标对立的规范间,也出现在基本目标相近的规范间。例如,有学者讨论了“性别平衡的决策”与“性别主流化”这两个性别平等理念间的竞争。同样针对性别不平等问题,前者强调将女性纳入决策过程,成为决策者,享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后者则强调在所有的公共政策制定中考虑性别因素。换言之,前者更注重决策程序,而后者更注重政策效果与影响。两者在提出后都较快地在国际社会得到扩散。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两者都被采纳,似乎是彼此协调的关系,但事实上,这两个理念间经常出现纠葛,存在着对注意力的竞争。(48)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保护的责任”与“人的安全”等人道主义规范间的竞争。(49)正是不同规范理念的碰撞,带来了国际规范的演变。

   除了凸显国际社会规范的复杂性与动态多样性,相关研究还注重国际社会成员构成的多元性,强调不同行为体的理念与认知差异,关注由此展开的政治互动。一方面,在概念层面,存在对某一规范如何界定与适用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理念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则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纠葛和理念差异。在二者结合的过程中,前者为后者有意识地加以利用,通过具体的话语与实践策略,推动规范变迁。(50)相关研究讨论了两种不同的规范变革策略:一种是规范再框定,指的是将议题重新框定概念化,与另一个已存在的价值与规范理念相关联,从而支撑另外的制度及规范要求;另一种则是理念和话语创造,指的是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新的规范,从而提出替代性的制度规范安排。二者间存在彼此配合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策略,首先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语言策略对既存和潜在的对手进行压制,降低其正当性,限制其适用范围。规范是这种众声喧哗的话语过程的产物。当然,上述思路并未穷尽规范构建、论争与演进的可能,还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可以加以细致和系统化。(51)

   规范退化在近期成为研究热点,但大都局限于某个具体规范,较少注意不同规范退化的差异。针对这一不足,庞克和彼得森着重比较了不同规范退化在过程与结果上的差异,并分析了其原因。

   庞克和彼德森指出,规范退化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违规和挑战行为的必要制裁。换言之,规范退化不仅取决于规范挑战者,还取决于规范维护者的意愿、能力及策略。两人据此推演出一系列假设。首先,规范退化同社会情境密不可分。在稳定的环境中,既有规范有着较高的利用价值,改变规范的代价与成本更高,违规行为也更容易被认定和惩罚。因此,越轨者不大可能直接挑战规范权威,而多取渐进迂回策略,以规避制裁。在此过程中,原有规范的正当性逐步被侵蚀,逐渐退化甚至消散。相反,在变动剧烈的环境下,权威丧失,价值标准混杂,越轨者更可能对规范直接进行挑战,规范的退化消散也更迅速;其次,另一个影响因素则是规范自身的特征。明晰的规范有确定的界限,很难容纳例外。一旦挑战出现而制裁缺位,这些规范的回旋空间更小,退化解体也更快。而那些界定松散的规范,却有更大的回旋空间,面对冲击时也更具黏性,不大容易出现剧烈变动;最后,他们还讨论了规范消退的两种可能结果:一种是简单的消散,另一种则是被其他规范部分或全部替代。这取决于是否存在替代性的规范理念,如果替代理念没有或者很弱,则规范消失更有可能。

   庞克与彼德森通过比较三个案例对上述命题进行检验。第一个案例是“反对无限制潜艇战规范”的迅速破坏。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与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达成了限制潜艇作战的明确共识,此后,国际环境急剧变动,违规行为越来越多而缺乏有力制裁。结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战双方都遭到了来自对方潜艇的无限制攻击。第二个案例是“反对雇佣军规范”渐进而缓慢的消解。1960-1970年代,反雇佣军规范逐渐成形,但从未被清楚地界定。在该规范缓慢受到侵蚀的过程中,外部环境相对稳定,违规破坏者更多采取了间接迂回的方式。同时,由于缺乏替代性的理念,并没有出现规范替代。第三个案例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规范”的部分退化。不干涉规范本身界定较为松散,在其受冲击的过程中,相关环境要素较为稳定。随着“人权高于主权”及“保护的责任”等的提出,规范挑战者试图对不干涉进行限制,不干涉规范的权威被逐渐削弱。三个案例间的比较,较好地验证了两人的主张。(52)

   庞克与彼德森的研究突出展示了当前研究的一些特征。首先,问题焦点由规范如何影响国家及国家对规范的态度转向规范自身的变动与规范体系的调整,关注规范退化过程本身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哪些因素与机制影响了这一进程,规范本身成为因变量;其次,除了规范目标和内容,更强调不同规范在精细程度等方面的形式多样性,并由此解释规范演进进程的差异;再次,不再执着于规范的“内化”与否,而是直面规范的流变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行为体、不同规范理念及话语之间的互动竞争;最后,考察对象不再局限于单一规范,而是关注规范与其他规范理念的互动及其对规范体系的影响,讨论了规范替代问题。与以往研究相比,此项研究的理论突破并不大,但是研究设计更加严谨,更贴近现实政策需要,从而提供了将思维创新具体操作化的经验。这在当前理论研究整体面临瓶颈,已有“再概念化”努力操作性不强的情况下值得借鉴。

结论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秦亚青教授曾有“突破性创新”与“原创性创新”的区分。(53)其中,突破性创新表现为发现已有理论不能全部或部分解释的经验现象,并据此修正已有理论或提出新的假设。原创性创新则是在原有理论框架之外的创新。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常规科学阶段”,“突破性创新”日渐成为主流。国际规范研究从“单向社会化与规范传播”到“双向社会化与规范重构”,从规范进化到规范退化,再到规范演进的议程转换,便是由一系列“突破式创新”实现的。

   在学派间范式辩论的背景下,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从一开始便聚焦国际规范的扩散及效应问题,关注体系规范对国家的社会化作用。学者们细致讨论了规范传播与国家内化规范的过程机制与影响结果的干预变量,并延伸到与之相对照的规范退化问题。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却也日渐暴露出结构思维的僵化弊端,以及忽略规范自身变动等缺陷。因此,近三、四年学者们又提出了包括实践转向、双向社会化等新思路,试图在强调规范进程复杂性与行为体多元性的基础上,研讨规范自身变动的机理。相关研究逐次推进,同时又分享基本一致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其基本理论概念、命题与行为机制是统一的。各项研究更多表现为针对具体经验困惑,应用、延伸、检验和修正既有理论的过程。从规范传播与国家社会化的基本型,到探索规范社会化传播的具体机制与干预因素,再到翻转已有逻辑的规范退化研究,最后再拓展为规范自身如何变动的探讨,都是由建构主义基本理论命题出发,逐步延伸并厘清其间所涉及的因果机制与相关要素,扩大经验解释的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也在同经验现实的不断对话中拓展深化。

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也正陷入缺乏突破性创新的局面。随着范式论战的终结,特别是由于学科的日益专业化,表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的传统议题研究中,理论学术竞争正越来越表现为数据挖掘和分析技巧的比拼,而非创新思维的突破,“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ing)型文章日渐占据上风,以至于出现了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经终结的疑问。(54)与这些领域相比,国际规范研究还有不小的拓展空间。不过,在前面的讨论中,也已经感受到理论思维创新与主流实证方法间的某种紧张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或许恰恰是对技术与方法上的过分讲求限制了理论思想的突破。理论与方法上的追求如何协调并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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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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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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