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蒋成旭: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

——以指导案例42号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12-24 14:41:00
作者: 蒋成旭  
即把受害人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时间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计算参考依据[16]。实际上各地的司法实践也大都采用这种做法,更有甚者,凡涉嫌刑事犯罪被错误羁押、监禁的,一般直接认定赔偿请求人的精神损害属于“严重后果”[17]。这无疑有利于受害人更好地获得救济。受害人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时间长短可以用来衡量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但不能作为基础要件的一部分,因为人身自由受限制时间相对较短的受害人同样有可能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同样有权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目的性解释路径来看,将受害人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时间长短排除在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的基础要件之外将保障公民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反之则不然,因此是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的。

   (三)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精神痛苦之来源要件

   在基础要件之上,具体认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本案还借助了两个要素: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和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何谓“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正常的公司经营”?本案最高院赔偿委员会并未给出定义。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这两者经常结伴出现在条文里,且形式多样——有“家庭生活”与“生产经营”[18],有“生活”与“生产经营”[19],然而更多的则是以“生活”与“生产”并列出现[20]。因此为了简便起见,且称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和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这两个适用要件为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一般来说,规范意义上的“生活”,通常指的是公民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正常生计,履行扶养义务等;规范意义上的“生产”,对应于“生活”,通常指的是公民通过经营企业或其他形式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21]。在此意义上,所谓“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是指:公民不受约束和妨碍地,通过自身劳动获得劳动报酬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正常生计,履行扶养义务等。所谓“正常的公司经营”,也即“正常的生产经营”[22],是指:公民不受约束和妨碍地,通过经营企业或其他形式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

   1.生活要件: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

   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有关受害人朱红蔚家庭生活的内容,朱红蔚申请称:“其年迈母亲因无人照顾摔成重伤,时年18岁女儿患抑郁症至今未愈。”最高院赔偿委员会确认:“受害人朱红蔚之女朱逸舟,在朱红蔚被刑事拘留时未满18周岁;朱红蔚提供的苏州市广济医院病历、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疾病证明等记载,朱逸舟2001年出现易激惹综合症,2012年2月21日抑郁症未愈。”结合上述对“家庭生活”规范意义的解读,本案中所谓的“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即指:由于受害人朱红蔚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通过自身劳动获得劳动报酬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维持家庭成员的正常生计,致使其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未成年女儿的抑郁症由于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而迟迟未愈,身为父亲的受害人未能尽到抚养义务。

   其次,“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与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又有何关系?按照上述对认定过程内在逻辑的分析,因受害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其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极度痛苦,这部分精神损害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形式是不足以抚慰的。代入上述对“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的法解释展开,也即:受害人朱红蔚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不能通过自身劳动获得劳动报酬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维持家庭成员的正常生计,致使其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未成年女儿的抑郁症由于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而迟迟未愈,身为父亲的受害人未能尽到抚养义务,导致了受害人极度的精神痛苦。按照一般的人伦常理,无论赔偿义务机关如何为其消除错误羁押的影响、恢复其名誉、向其赔礼道歉,都无法抚慰作为父亲的受害人未能照顾抚养患有抑郁症的未成年女儿的心理创伤。因此,这部分精神痛苦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是不足以抚慰的。

   2.生产要件: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

   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有关受害人朱红蔚生产经营的内容,朱红蔚申请称:其任深圳一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一和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并经营有无锡一和机电有限公司,被羁押前收入丰厚且有较高社会地位及声誉。检察机关的错误羁押致使其被扣押宝马轿车报废,个人房产和公司厂房被法院错误拍卖,银行信用卡欠款逾期未还,社会保险、专利权失效,公司无法上市,工程账款未收取,所持公司股权被冻结。最高院赔偿委员会确认:深圳一和公司自2004年4月4日由朱红蔚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05年以来未参加年检,2009年经营期限届满未申请延期,但因其股东涉诉被冻结股权,暂未被吊销营业执照。结合上述对“公司经营”规范意义的解读,本案中所谓的“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即是指:由于受害人朱红蔚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身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无法经营深圳一和公司,导致该公司因其涉诉而被冻结股权,不能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

   “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与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又有何关系?同理,代入上述对“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的法解释展开,受害人朱红蔚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无法经营深圳一和公司,导致该公司因其涉诉而被冻结股权,不能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导致了受害人极度的精神痛苦。受害人的公司受到亏损重创,面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境遇,不可不谓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打击。这种精神打击也无法通过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抚慰。

   3.适用要件的关系:并列还是选择

   “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以一个“和”字连接,是一种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换句话说,认定受害人精神损害“严重后果”需要两个适用要件满足其一即可还是两者须兼备?对于这个问题,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若须两者兼备,似有些强人所难。首先,存在有“生活”而无“生产”的情况,典型的比如待业者、未成年人和退休者,而这类人群同样有可能受到无罪羁押而遭受严重精神痛苦。其次,单具生活要件,亦即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时,按照上述认定过程的内在逻辑,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便属于无法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所能抚慰的,应当认定为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单具生产要件时亦如此。因此,将此“和”字解释为选择关系,在基础要件之上,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只须具备其一就可以认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符合《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

   综上,抽取出本案认定受害人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裁判要旨:受害人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导致其无法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正常生计,履行扶养义务等,或导致其经营的企业不能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由此使其遭受极度的精神痛苦通过在侵权范围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或恢复名誉的形式不足以抚慰,则其精神损害属于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归纳起来如下图所示,就是基础要件加适用要件等于精神损害“严重后果”。

  

   本案作为指导案例发布时,增加了裁判要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严重影响受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属于造成精神损害严重后果。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与之大致相当,但对于何为精神极度痛苦,本文通过对案件裁判思路的分析,认为所谓精神极度痛苦乃指受害人遭受的通过在侵权范围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或恢复名誉的形式不足以抚慰的精神痛苦。

   四、本案参考效力范围

   (一)适用要件的扩展

   从本案抽取出的裁判要旨中适用要件包括了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但是这样两个适用要件是否能够周延所有情形?笔者整理了若干国家赔偿决定书,这些案件中,受害人人身自由均受到限制,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均被支持。从中摘出法院针对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认定,罗列如表1。

  

   其中第2、8号案例的认定属于典型的生活要件,第6、7号案例生产要件和生活要件兼备。但其他案例中,如赔偿请求人的党籍被开除、党组织关系中断,学业中断等等,是生产要件还是生活要件?似乎两者都不是。因为党组关系、学业无关生计,更无关盈利。党组关系中断、学业中断并不影响生活或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可见除了生产、生活以外,公民还有科研需要。因此,生产要件和生活要件并不能周延所有适用要件。在适当的时候,扩展适用要件至譬如教育科研、社会组织身份等方面,从更好的保障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角度来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上述8个案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认定是值得肯定的。关键就在于,无论对适用要件作如何扩展,其落脚点始终在:受害人所受到极度精神痛苦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形式不足以抚慰。必须符合这样一个逻辑才能成为适用要件。而本案的贡献,其一是建构了一种认定模式,其二就在于在这种认定模式下,为适用要件提供了两个典型的范例——生产要件与生活要件。

   (二)行政赔偿案件中的适用

   首先,《国家赔偿法》第15条针对行政赔偿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第26条针对刑事赔偿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因此,无论是行政赔偿案件还是刑事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若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金请求,理论上都应当对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对于精神损害本身就难以证明,民事侵权领域也多采用推定的方式来认定精神损害。本案中,最高院赔偿委员会并未要求受害人对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提供证据证明,从保护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本案的基础要件是受害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同样存在,例如《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这两种情形下,生产要件和生活要件都有适用的余地。比如在“唐慧案”中,法院认为:“永州市劳教委没有综合考虑唐慧及其家人的特殊情况,对唐慧实施了劳动教养,处理方式明显不当,给其精神造成了一定损害。因此,唐慧要求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讼请求,酌情可予支持。”[23]这其中,“对唐慧实施了劳动教养”即是基础要件,所谓“没有综合考虑唐慧及其家人的特殊情况”即是生活要件。因此,本案的裁判要旨也可以适用于行政赔偿案件。

   五、结语

精神损害“严重后果”作为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需要通过法解释方法对其进行解释,才能运用于审判实践。本案作为首个国家赔偿精神赔偿指导案例,其裁判的逻辑和认定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545.html
文章来源:《时代法学》2015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