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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

更新时间:2015-12-21 19:08:20
作者: 张国清  
既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要,也满足着人们的精神需要。

   (4)同罗尔斯忽视或牺牲个人自我所有权相反,社会应得理论赋予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首要价值,确保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这是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的正义原则的精髓。分配正义不得违反这一正义原则。

   (5)只有在承认或保障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谈论社会应得理论覆盖的向最少受惠者利益倾斜的差别原则,并明确界定差别原则调节的范围。人们采纳社会应得理论之后,就不必像诺齐克那样担心自我所有权会受到损害。

   二、益品、所有权与可行能力

   皮凯蒂表示:“财富分配问题太过重要,不应当只留给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去研究。它激起了每个人的关切。”(14)从政治哲学上讲,分配正义涉及社会基本结构分布、社会基本价值追求、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基本资源配置,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社会资源的问题,也即他们的社会应得问题,迟早会凸现出来。有学者表示,“在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中,‘应得’一直居于正义观念的核心位置。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思想的发展,‘应得’的内容几经嬗变,但其根本的内涵依然没变: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带来的任何后果及其责任都是其‘应得’。”(15)不过,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在正义社会里,抛开“个人的道德行为”,不谈“个人应得”,每个人平等分享社会应得的可能性,也即每个人平等分享社会资源之均等份额的可能性。

   正义即应得(justice as desert)。正像米勒指出的那样:“要达到社会正义,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政治社群,在这种政治社群中,公民以跨越边界的方式被当作平等者来对待,公共政策适合于满足每个成员的内在需要,而经济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受到约束:使人们得到的收入和与工作相关的其他利益符合他们各自的应得。”(16)正义的社会制度使人能够得其应得,针对现实社会的正当抱怨或利益诉求可以诉诸这一原则得到表达。分配正义在于人得其社会应得。

   不过,政治哲学家对分配正义问题各有侧重,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路径或解决策略。比如,罗尔斯通过差别原则来阐述其分配正义理论。“差别原则表达了一种对等观(a conception of reciprocity),它是一个互惠原则(a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虽然初看起来,它似乎不公平地向最少受惠者倾斜。”(17)然而,差别原则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由诺齐克揭示的自我所有权的制度障碍;(18)另一个是由森和努斯鲍姆揭示的人际可行能力的差异障碍。

   首先,罗尔斯建立了以两个正义原则为核心的正义理论,并将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提升到第二正义原则的高度:“人们应当这样处理社会经济不平等,第一,它们应当被合理地期待为有益于每个人;第二,它们牵涉到的职位和岗位向所有人开放。”(19)它就是差别原则,为人们思考分配正义提供了理论参考。弗雷曼把差别原则解读为:“正义是讲道理的理性公民的共同关切所在。”(20)差别原则调节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基本益品。依弗雷曼的解读,“社会基本益品是罗尔斯设计的正义原则用来分配的资源: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21)通过提出基本益品理论,罗尔斯试图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基本益品规定了任何一个人对国家、政府和社会持有的合理预期,罗尔斯偶尔把它同社会价值相提并论。(22)

   罗尔斯后来对基本益品清单作了更加清晰的阐述:“基本益品可以列为如下五项:(1)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思想自由、良知自由和其他自由。对于两种道德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充分使用,这些权利和自由是必需的本质性制度条件。(2)迁徙自由和在多样性机会背景下的择业自由,这些机会允许追求各种目标,也允许修正和改变它们。(3)享有公职与岗位责任的权力和权益。(4)收入和财富,它们被理解为达到众多目标通常所需要的适于各种目的之手段(具有交换价值),而无论这些目标是什么。(5)自尊的社会基础,它们被理解为基本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对于公民是否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自身的价值,并且是否能够带着自信来促成他们的目标,它们通常是极其重要的。”(23)它们不仅包括在物质和经济层面可以用货币来兑换的收入和财富,而且包括非物质的机会、地位或荣誉。当各方在无知之幕之下达成原始契约时,他们关心的不仅是来自社会的物质利益的共同分享,而且是精神价值的各自追求和相互尊重。罗尔斯表示,各方对社会物质财富之外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不应当给其他人追求自己的精神价值造成障碍。这种追求在第一正义原则中得到了全面阐述。第二正义原则在阐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差别原则时,没有忽视或侵害第一正义原则的基本条款。基本益品同时包括第一正义原则规定的主要内容和第二正义原则规定的主要内容。

   罗尔斯有明晰的“应得”概念,有明确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赋权理论:“这些应得,我相信通常都来自社会制度以及他们对社会制度产生的正当预期。”“在公平正义中,社会被解释为追求互惠的合作冒险。其基本结构是规定各项活动的一个公共规则体系,它引导人们合力产生较大利益,并设定每个人在此过程中确定享有的份额。一个人做什么依赖于公共规则告知他有权去做什么,一个人有权享有什么则依赖于他做什么。”以及“这种‘应得赏罚’是‘应得权利’之意”。(24)不过,罗尔斯由于提出以下主张而被人解读为反对应得:“认为有较高天赋能力和使自己优越性格能够发展的人对合作体系有一种权利,使他们能够获得甚至更大的利益而不必对他人的利益有所贡献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并不应得自己在自然天赋的分布中所占的地位,正如我们并不应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最初出发点一样——认为我们应得能够使我们努力培养我们的能力的优越个性的断言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这种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早期生活的环境,而对这些条件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25)

   谢尔断定,罗尔斯没有给先于制度的应得(pre-institutional desert)留下任何地盘。(26)的确,罗尔斯反对人的自然应得,包括其出身的家庭和生活环境,因为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正如他无法选择自己的禀赋、背景和运气。但是罗尔斯不反对人的社会应得,他只在差别原则之下才谈论人的社会基本益品,却从来没有反对过任何一个人在第一正义原则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罗尔斯不赞同诺齐克的“自然应得”理论,不承认人有自然应得。在罗尔斯看来,一切应得都只是社会应得或社会基本结构之下的应得。诺齐克则认为,自然应得,首先是自我所有权,是人的首要权利,即使社会制度也不能剥夺这样的权利。罗尔斯承认“较有利者对他们的自然禀赋有一种权利,就像其他所有人也都有这样一种权利一样,这种权利是包括在第一原则保护个人的完整性的基本自由之下的。所有较有利者对他们符合一个社会合作的公平体系的规则的所获是有权利的”。(27)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安排来保证处境较优者对处境较差者社会的边际贡献是一负数,是罗尔斯在反对自然应得时考虑的问题。罗尔斯的解决策略是确保每个人拥有社会基本益品,它们是每个人应当均等地享有的社会应得的实质性内容。确定社会基本益品,是为了保障每个人能够在社会经济领域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和利益。

   罗尔斯把他的正义观描述为:“它由三个要件来规定。(1)某些权利、自由和机会的确定;(2)这些自由的特殊优先性;(3)一些措施,确保所有公民——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能掌握充分的手段,明确而有效地运用其自由和机会。”(28)基本益品理论主要涉及第三个要件。罗尔斯在《正义论》的脚注中明确表示,“这一条款(第三要件)指的是基本益品。”(29)因此,罗尔斯设计原初状态的目的在于,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各方能无视任何一个人的自然基本益品,而在共享社会基本益品方面达成共识。正如桑德尔评价的那样:“原初状态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推导正义原则的手段……罗尔斯的解决办法是,将处于原初状态中的各种描述限制在那些所有人类共享的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特征之内。粗略地说,每个人都是作为选择自己目的的主体,并把那些基本益品作为他们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30)

   其次,与罗尔斯相反,诺齐克提出了一种以保护自我所有权为核心内容的应得权利理论,(31)其核心概念是自然所得,自然所得就是自然应得,社会应得只能是自然应得的派生品,或者依附于自然应得。需要指出的是,诺齐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意回避罗尔斯正义理论探讨的社会基本益品,只谈论个人自我所有权,认为自我所有权不应当拿来分配。他认为,无论是为了增进社会的最大幸福,还是为了最不利者权益的最大化,都构成不了分配或调节个人自我所有权的合法理由。因为在个人应得正义观看来,无论人的自然益品,还是人的社会益品,都是个人应得。“在自由社会里,不同的人控制着不同的资源,在人们的自愿交换和活动中,产生了新的所有权。”(32)诺齐克提出了“人民所有权”概念和所有权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人的基本益品”概念和分配正义原则或差别原则针锋相对。

   诺齐克表示,所有权正义涉及三个论题,它们分别是:(1)所有权的初始获得;(2)所有权的转移;(3)对受侵害所有权的矫正。诺齐克的论证思路是,“假如世界是完全正义的,那么如下推论性定义将囊括所有权正义的论题:(1)持有一个所有权的人,按照获得正义原则,应当得到那个所有权。(2)持有一个所有权的人,按照转移正义原则,从另一个人那里应得该所有权,应当得到那个所有权。(3)除非(重复)应用(1)和(2),没有人应当得到一个所有权。这个完整的分配正义原则说的只是,假如每个人得到了他们在分配中应当得到的所有权,那么这样的分配是正当的。”(33)与之相应有三个所有权正义原则:“所有权的获得原则,所有权的转移原则,和违反前两个原则的矫正原则。”这实际上取消了社会应得。诺齐克最后得出结论:“按照我们呈现的所有权应得正义观,根据前两个分配正义原则,亦即获得原则和转移原则,不存在支持更强势国家的论证。假如这些所有权是恰当地产生的,那么就不存在基于分配正义而支持更强势国家的论证。”(34)

   诺齐克和罗尔斯的分歧主要在对待人的出身、禀赋、背景和运气等自然所得或自我所有权的不同态度上。诺齐克忽视了罗尔斯在自然基本益品和社会基本益品之间做出的区分,笼统地用自我所有权概念取代基本益品概念,没有注意到差别原则既适用于调整自然基本益品——个人的出身、禀赋、背景和运气及其产物——也适用于调整社会基本益品——人的自由、权利、权力、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基础,这其实是对基本益品理论的误解。当然,差别原则是否同时适用于自然基本益品和社会基本益品,那是另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差别原则不能调节自然基本益品,但可以调节社会基本益品;诺齐克完全拒斥差别原则,且无视社会基本益品,那是不正确的。

最后,森和努斯鲍姆的可行能力理论在努力方向上同罗尔斯基本益品理论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质疑差别原则想要去调整的基本益品指标(35)的合理性。他们表示,在同等条件下,行动能力健全者和行动能力不健全者纵使享有相同的基本益品,却具有重大的生活质量差别。后者比前者要付出更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成本。由于个体的身体差异、心智差异和能力差异,基本益品指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真实自由和实际行动能力境况,认为基本益品指标作为衡量人的基本需求指标具有不确定性。“罗尔斯同样关注自由和可行能力分配的公平程度,然而通过将正义原则技术性地建立在差别原则所包含的基本益品基础之上,罗尔斯把实现公平分配的‘正义制度’的决定因素完全置于基本益品的孱弱肩头,冀望以此来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36)森表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些主要部分是有重大缺陷的,忽视人的可行能力差异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在差别原则中,罗尔斯通过人们所拥有的手段来评判其获得的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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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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