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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明: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产权结构:单位制产权分析引论

更新时间:2015-08-17 22:19:47
作者: 王庆明  

   (四)身份产权结构

   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呈现出了一种以身份制为基本特征的形态,到1950年代中后期一套以身份关系为标识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这种身份社会是依托阶级身份系列、城乡居民身份系列、干部—工人身份系列和所有制等级身份系列实现的[1]16-19。与这四种身份结构互相嵌合的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高度整合分别经由人民公社制度和单位制度来得以实现。人民公社和各种类型的单位构成制度性身份获得的组织基础。当然本文仅讨论国企单位组织中的产权结构和身份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的身份实则是一种“单位身份”。

   中国单位社会的基础,是确立一个统一的等级化的集体资产权和身份权。单位身份不仅意味着身份等级序列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位置,即地位权(status rights),也同样意味着稀缺性资源的获得,即资产权(assets rights)[21]。对应着单位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单位身份既关乎纵向的社会地位,又关乎横向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单位身份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的“权利束”和“关系束”。在这个意义上单位身份意味着一种身份权利,或身份成员权利(membership rights)。

   以上四点是我们概括的改革开放之前单位组织产权的基本特征。1978年开启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为基本内涵的[1]3。在改革进程中,国企单位组织经历了复杂的产权变迁过程。但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都不是完全的产权主体,而是部分的产权所有者,即国企拥有的是“不完全产权”。若以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图式为参照则是明显的产权“残缺”(truncated)或产权“模糊”。但若立足中国实践,国企的这种不完全产权结构恰是企业单位制特征的重要表现。国有企业的内部分权及行政化特性、资源配置的国家垄断、固定终身就业制和单位福利保障制是国企单位制的最主要特征。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及资源配置的国家垄断决定了国家是国企主要的产权所有者和理性行动者,而固定终身就业制和单位福利保障制则决定了单位职工也是影响国企行为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国家(政府)、企业自身(国企管理者)和职工是影响企业产权界定及产权变革的三个行动主体。李培林和张翼指出,由于三个主体的利益取向不同,有时三者的行动策略并不一致,所以往往通过三者的互动协调来决定企业的行动[22]。国有企业的三元行动主体决定了国企单位产权变革的复杂性,下文我们来探讨国企单位产权变革的复杂进程。

   三、单位组织产权变革的整体过程及独特机制

   单位的功能是复合性的,它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统治还是一种社会结构[5]1-13,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控体系。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企业单位的生产并不是按照市场法则下的供需平衡和竞争机制来推进的,也不必须以生产成本的计算为前提,而首要的是执行上级的“行政指令”,这构成“命令式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与经济学家从技术角度关注产权清晰与组织绩效的关联不同,社会学家主要从制度角度关注单位共同体内部权威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演变。

   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伴随着单位组织的产权变革,单位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本地位差异不大、同质性极强的“单位人”开始分化为企业家、普通劳动力、低保救助对象以及继续在传统体制下工作的工人,单位一体化的关系演化出新的雇佣关系和社会救助关系,这种变化几乎渗透于国企产权变革的整体进程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国企产权变迁具有不同的机制和特征。国企产权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历经了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政企分离”“抓大放小”和“主辅分离”后,国企产权改革仍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层面推进。

   (一)放权让利:由外部控制向内部控制转化的新单位制结构

   前文已经指出,改革前国有企业并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经营(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等方面仍是“不完全”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化”控制的产权。针对这种产权结构,改革之初国家提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策略。1978年四川省最先在六家国有企业试行放权让利。1978年10月四川省在四川化工厂、重庆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南充钢厂和新都县氮肥厂进行放权让利的试点改革,开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先河。由于放权让利意味着政府放弃部分权限,最初作为国家代表的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一改革并不积极,往往只是表面上放权。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扩展权能的激励下非常积极,企业职工在利润留成增加的刺激下也比较支持这一改革。所以在放权让利的制度化行动中,国企管理者最为积极,国企职工也比较支持,而企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最为消极。而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使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生产经营的外部化控制开始向内部化控制转变。所谓内部化控制,实质上是在不改变公有产权关系的前提下,对国有资产在经营方式上的改革。具体而言,国企作为经营主体在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以及人事任免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内部运作空间。企业既可以与外部的市场接轨,又可以规避外部市场的冲击,进而将内部管理国有资产的权限和优势资源的效率转化为新的单位福利。新单位制的实质是“使传统的由外部化管理的以再分配为主的全民所有制,演化为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特定单位或行业集团所有制。这是当下国有垄断行业高福利现象的制度基础,也是新单位制条件下组织成员对单位新依附关系的利益基础”[11]60。

   (二)政企分开:财产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从中国城市社会体制改革的发生机制上看,国企单位组织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发动的,其动力源于解决当时最直接的经济困难,与之相关的改革策略及相关政策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本质上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订立了某种合约。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注定要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上不断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政企分开”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23]。在传统单位体制下,企业组织的产权结构是复合性的,经济权属与政治权属高度重叠,而且经济关系从属于行政关系。政企分离的产权改革就是要努力使企业成为独立产权主体,这就不但要实现企业组织结构与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分离,还要努力使企业经营者身份与官阶系列分离[24]。然而,在三十余年的国企产权变革进程中,虽然政企分离自一开始就被提及,但直到今天在大型国企内部政企分离仍然没有完全实现。

   (三)抓大放小:等级化的产权变革进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国有企业的整体现状,国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所谓“抓大”就是国家重点扶持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1996年国家确定了对1 000户大型国企的指导性方案。“放小”则是国家“放弃”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全方位扶持和监管,尤其是对那些经营不好的企业不再一味地补贴支持,而是将其“放到”市场中参与竞争。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所针对的是国企单位中等级化的异质性产权。在改革前传统单位体制下,国家按照行政级别和社会分工需要对各种类型的单位组织进行统一的权力和资源配置。一般而言,行政(身份)等级愈高的单位,获得的资源愈多,对应的国家管控越严格,预算约束越趋于软化;反之,行政等级愈低的单位,获得的资源愈少,国家管控越松弛,预算约束软化的程度也就越低。与这种等级化的软预算约束结构相关联的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单位组织的功能分化也呈现出一种等级化的特征。具体而言,企业组织的行政等级越低、规模越小、在社会分工中行业类属越不重要、所有制层级越低越趋向于进行相对彻底的产权变革。从国企产权变革的路径也不难看出,最初经历破产拍卖、兼并重组等产权变革的几乎都是中小型企业。

   (四)身份置换:国企产权变革的独特进程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除了要实现企业所有权亦即股权结构的变化之外,还不得不通过经济补偿等形式对国企职工的身份进行置换。由此,中国国企产权关系变革就包含企业所有权(股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两种内涵。具体而言,股权置换是指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包括出售存量国有产权和新增非国有资本,使原本国家拥有完全产权的企业转变为含有非国有股的股份制企业或转变为不含有任何国有股的非国有企业。而职工的身份置换是指,在企业进行所有权置换的同时,通过有偿解除劳动关系的形式,将国有企业职工长期以来事实上享受的终身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的身份,改为按照企业需要和市场行情确定的合约化就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养老和福利待遇的身份。将原本由企业承担的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责任,改变为由企业和职工缴费、政府及商业机构来承担。双重置换构成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革的基本特征,有论者将这种双重置换视为产权变革的“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25]。从以上讨论中不难发现,国企产权变革不仅涉及利益相关者权益的重新调整、国企资产或股权的交易,还牵涉国企职工的身份置换。基于此,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国企产权的转让是一种“附加职工安置约束的产权拍卖机制” [26]115。身份置换体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单位职工身份权利的一种社会认可。

   综上所述,放权让利、政企分离、抓大放小和身份置换,这四种产权变革进路都体现了国企产权的单位制特征。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空间和地域文化对单位组织的形塑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由此单位组织的多元变异构成我们理解单位产权转型的重要基础[27]。在改革前的身份制结构中,人们的选择能力的范围是由其身份来决定的,在平均主义的制度前提下,个体性身份的差异和彰显主要是由单位实现的。由此,单位身份决定了一个人在单位共同体中的产权范围。这种身份关系形塑下的单位产权结构是理解中国公有产权解体、变异的前提。

   四、余论:产权界定的身份机制

   有论者指出,中国企业组织的构成和运行上调动了大量的本土性的制度和文化资源,它们大多嵌入在复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28]。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形式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这种稳定的关系为组织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身份(identity)和可信的承诺,基于此周雪光提出“产权是一束关系”[29]。单位组织内产权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单位身份构成一种总体性的“关系束”与“权利束”。单位体制所确立的分层制度是一种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度,虽然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但身份等级系统仍然被不断地保留更新[30]。从产权结构上看,存续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国有控股,名义上产权仍然是国家或集体所有[31]。在外部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便是股权多元化的组织内部,国家或集体的产权也不能以个体性的身份来落实。这种产权结构决定了组织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等级身份仍是规约其行动机制的主要变量。由此可见,虽然经历了复杂的产权改革洗礼,但存续的国有企业内部集体资产权和身份等级结构仍然没有彻底改变。在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产权关系变革的进程中,身份等级体系的存续与产权的界定之间是否存在着更一般性的理论关联呢?

在产权经济学理论中,产权是附着在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的,排他性的个体化产权不关涉身份的问题。交易者的身份遮蔽在“市场主体”(组织或个人)这个统一的标签下。在完全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权契约保障的前提下,交易者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可以公平竞争,无论交易者为谁,一旦通过交易占有了某种物品就意味着占有了附着在这一物品上的同一束权利。然而,中国当下产权变革的一种常见情形是,权利主体的身份不同在占有同一物品时可能会拥有完全不同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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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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