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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权: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犯罪的刑法规制

更新时间:2015-08-14 22:59:07
作者: 刘宪权  
缺乏必要的法律技能与正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此形成的群体性金融消费者财务风险存在进一步放大为社会风险的可能性。因此,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市场信息效率的刑法保护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与金融领域,对于由互联网嫁接而成的整个全新社会结构稳定而言,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从上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我国《刑法》对于信息欺诈、信息操纵、信息滥用等证券犯罪行为都建构了一定的规制条款,但欲要真正确保刑法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证券市场信息效率,仍然需要更为完善的刑法原则、核心措施、司法判断规则提供系统化的保障。

  

   二、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市场刑法保护的原则:信息风险控制

   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既使得证券市场信息能够高速流转,又同时加大了证券市场信息效率的保护难度。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媒体、自媒体等更是让证券市场信息效率保护的难度明显增加——信息网络言论自由与信息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市场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关系极易被打破从而形成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由互联网金融创新所建构的商业模式与信息网络传输系统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迅捷的速度、指数级增长、链条式传播的方式进行信息扩散,一旦违法信息在证券市场中广泛流传,相关证券犯罪对信息市场效率与投资者权益的损害将难以估量。所以,刑法制度对于证券市场虚假信息披露、信息欺诈、信息操纵、信息滥用的限制措施显然不应当因为网络言论自由价值的保护而受到冲击甚至被虚置。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以信息风险控制为核心的证券市场刑法保护原则,应当赋予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对涉案的证券市场信息是否涉嫌欺诈、操纵、滥用等问题进行独立裁量的权力,以平衡证券市场信息自由与政府权力介入之间的冲突。在刑事立法与执法层面,立法者、监管层有必要制定“网络友善型”证券犯罪规制体系,以保障公民在互联网金融市场、新网络媒体环境下充分享受言论自由权,并通过适当的信息风险审查来维护证券市场法律既定的信息效率与信息安全。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其实只是在信息传播形式上存在区别,而不存在信息法律属性上的差别,新型互联网媒体上的言论与信息是否涉及证券犯罪,仍然应当在现有的证券监管规范框架下进行考察。我国《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禁止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违规披露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利用各类媒体发表言论、发布信息影响证券价格、干扰投资者判断并从事相关交易牟利的行为,显然可以通过编造并传播证券虚假信息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相应刑法条款进行规制,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并没有出现规范缺位与监管盲点的问题。通过新型媒体传播证券信息与其他媒体发布的信息没有质的区别,利用新型媒体实施信息操纵、信息欺诈等证券犯罪行为不应当游离于刑法规制之外。

   笔者认为,在新媒体与互联网金融时代合理控制证券犯罪引发的市场信息风险,有必要注意避免排他性地适用刑事介入或者以权力监管为主导的模式,而应当包容性地将证券市场竞争机制与市场化监管力量有效纳入并为证券犯罪规制与信息风险控制所用。对于证券市场中的疑似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资深市场人士与司法实务者,还是一般投资者,其惯性思维通常是建议或者呼吁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通过调查、审查等权力介入方式予以规制。然而,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及其执行资源都十分有限,尤其是刑法介入措施,在互联网金融信息加速爆发的背景下,以行政监管、司法规制为主导进行证券市场信息风险控制显然不切实际。应对新媒体与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犯罪对信息效率与信息安全的挑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化监管外部性、独立性、效率性的特点,以完善证券集团诉讼为核心,优化市场竞争力量之间的法律平等对抗,通过程序简捷、诉讼成本与风险合理、维权效率较高的证券市场诉权运行程序,实现信息风险有效监管与投资者利益充分保护。市场化竞争中的平等法律对抗所积累的司法规则经验,也可以丰富与细化证券犯罪刑事司法规则的适用,进一步强化证券市场的刑法保护。

   应当看到,以云计算为核心的数据处理技术进一步扩大了证券市场虚假信息的传播面,提升了信息获取的便捷度,“优化”了证券犯罪者虚假信息投放对象的精准度。从理论上分析,证券市场投资者应当高度重视这种信息风险,而不能一味地依靠刑法等法律强制力控制证券市场的信息风险。因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中的证券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发布者鱼龙混杂等现实局面显而易见。从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在无从考证信息发布者身份及其持仓情况的基础上,投资者能够合理预期这种互联网金融平台中生成的投资信息可信度完全不具有保障,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这种内容真实性存疑且利益冲突风险极大的信息作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投资决策的依据。虚假信息如果确实影响到投资者的判断与决策,也许只能说明投资者自身没有谨慎对待信息风险,而不应以此证明这些发布垃圾信息的行为对市场信息安全制造了极大风险,社会危害具有相当的严重性。

   然而,投资者认知偏见非常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市场参与者在有效信息接触受限的情况下对市场传言极为关注与敏感。[9]即使在信息发布渠道与利益冲突明显存疑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经常会相信非监管机构指定或者市场信用认可度较低的网络平台中发布的金融投资信息,并且这种信息与相关金融商品短期流动性以及市场价格波动之间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10]甚至对于可信度与透明度极低的、通过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等渠道流传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普通投资者仍然会基于过度自信、有限理性等认知偏见而在证券交易中使用这些信息。[11]相对于受监管、更正统的传统信息发布媒体而言,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普通公众与新投资者所喜好的是更具“草根”特质的网络工具与新媒体。[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数据统计,有40%的投资者表示通过他人推荐和网络类媒体(如“股吧”、论坛、微博、互联网金融平台等)获取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超过50%的创业板投资者会通过交易软件的技术指标分析、网络类媒体等获取信息。[13]正是由于证券市场中存在着大量不具有专业投资能力与知识结构的中小投资者,没有资金、信息、专业知识等投资技术与优势的支撑,导致其资本配置与交易决策容易受到市场信息的左右。这种非理性成分很高的投资者结构反射到证券市场,就会导致金融商品交易换手率偏高,容易因为不确定的市场信息而导致投资者对于高风险信息反应过度,进而引发市场波动。这说明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非传统网络渠道所发布的信息,对于投资者资本配置决策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刑事法律制度不能因为新兴网络媒体流转信息内容真实性与虚假性的高度不确定,而放松对虚假信息披露、编造并传播虚假证券信息等证券犯罪行为的规制。刑法保护措施一方面应当依托和借力于市场化力量维护证券市场的信息安全,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规制手段严格控制证券市场的信息风险,在保护信息流动效率的同时,提升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证券市场信息的可信性与稳定性。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犯罪刑法规制的核心措施:确保信息流动的合规与效率

   互联网金融创新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证券交易成本、减少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提升信息传输的效率,而且可以使得更多的投资者以更为自由的方式和更加充分的信息参与到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中。证券经营机构以及其他证券市场服务提供者均能够利用互联网开发以前难以触及的客户群、利用大数据有针对性地激发潜在的资产管理需求、利用手机移动业务推送低成本的信息。互联网金融推进的证券市场信息的高度发达与我国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共同要求证券犯罪刑法规制的科学化运作,而其核心举措就在于确保证券市场信息流动的合规与效率。

   (一)重点关注市场信息优势者

   证券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信息流动合规与效率的损害风险相较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更大,证券犯罪刑法规制必须要重点关注信息欺诈、信息操纵、信息滥用的高风险群体。

   实施证券犯罪损害市场信息效率与公平性的行为主体基本上都会在信息竞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具有实施信息欺诈与信息滥用的风险,但由于其身份的确定性与信息内容事后的可分析性,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在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金融专业人员等所实施的内线交易、传递虚假证券信息行为会产生非常高的信誉毁损成本与犯罪责任成本。这种极高的行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信息优势主体实施信息欺诈、信息操纵、信息滥用等证券犯罪行为。[14]但是,对信息虚假性、误导性、欺诈性等问题的判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认定过程,尤其是在虚假与真实信息掺杂与混合披露的情况下,很难锁定相关证券犯罪损害市场信息效率的责任。成功获利的信息欺诈、信息操纵、信息滥用等证券犯罪的现实收益远远超越了信誉毁损与法律责任成本,市场中各类信息优势参与者经过正常的利益评估更倾向于为了追逐暴利而宁愿承担一定的成本。因此,证券犯罪刑法规制措施的重点应当定位于知悉重大未公开信息的内部人员、证券经营机构专业人员、具有信息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从业人员、明星基金经理、分析师等市场信息优势者实施的信息欺诈、信息操纵和信息滥用行为。

   (二)仔细甄别概念炒作与信息操纵等证券犯罪之间的界限

   证券市场中特定资产的交易价格经常会出现大幅波动,这既可能是以特定的题材或者概念为核心针对特定行业、产品、技术、事件等进行信息炒作,也可能是受虚假信息、信息操纵的影响,因此,刑法规制应当在保护市场信息效率的前提下甄别概念炒作与信息操纵等证券犯罪之间的界限。

   市场信息是对经济行为、事件内容的描述、理解与心理反射。在反射对象的性质与特征不为市场参与者所熟悉、市场参与者的认知水平不同时,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与不对称性会非常之高。尤其是以高新技术、科学研究成果等为核心价值驱动与利润增长点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在科学阐释上如果不十分严谨、在宣传内容上不十分准确、在媒体解读上不十分全面,加之证券市场对于特定领域的先进技术的渴求超越了技术发展的现实水平,将会共同造成证券市场倾向于认可或者放大一项未经全面论证的科研成果的经济效应。这实际上是一系列信息在叠加作用下联合导致与该高新技术相关的“题材股”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增长的市场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平台不仅会促使信息炒作的持续发酵,互联网金融概念股本身也会成为市场猛烈炒作的对象。[15]对于一般的市场题材或概念的炒作而言,尽管在信息生成与传递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存在夸大性成分与误导性内容,但信息所指向的核心事件是客观的或者真实发生的,造成证券交易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力量来自于证券市场对于特殊题材或概念的高度敏感与需求。即使证券经营机构、从业人员或者市场参与者介入了此类信息的传递与炒作过程,并提前做多或者做空相关证券,但由于该证券交易价格的波动主要是市场力量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形成的,至多只能在经济性因果关系上将参与信息炒作评价为放大市场波动效果,而不能在法律因果关系上将之评价为损害市场信息效率的相关证券犯罪行为。对于信息欺诈、信息操纵等证券犯罪而言,信息所指向的对象完全不存在对应性的基础事实,信息内容制作、信息传递及其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源于单一主体控制或者复数行为主体共谋,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人为性,应当通过刑法措施的介入规范信息披露行为、排除证券犯罪对市场信息效率的损害。

   (三)着重把握刑罚权力介入证券市场的尺度

互联网金融创新将会不断通过利益驱动激发市场参与者弥补我国证券市场做空机制薄弱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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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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