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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更新时间:2015-08-06 18:41:52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当然,学术的推进其实是很奇妙的,它也经常通过“深刻的片面”⑩来获取新知。只有上帝才是“全面”,然而上帝并不存在。应该承认,中国的“五种生产方式”、日人的“三段论”依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各种不同论点,宛若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同时必定各有所见不及之处,“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

   “五种生产方式”是一种经济史观,日本的京都学派的“三段论”则被说成是“文化史观”(这个“文化”是“大文化”,不限于思想文化)。日人相信,内藤的“文化史观”揭示了中国史的内在特质。然而在这个模式之中,秦奠定了两千年帝国制度的重大意义,以及两千年帝制的连续性,仍有被低估之嫌。唐宋间的历史趋势,是沿中国史自身的逻辑与道路继续前行呢,还是转身走上了世界另一局部地区的近代化道路呢?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对于中古士族通常要冠以“地主”二字,故对此期士族是“寄生官僚”还是“自律贵族”的讨论,无疑是日人居优。范文澜断言:三千年的一大堆历史现象,本质上“却只有一个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所有权问题”,一旦土地改革胜利,“即全中国永远大治的时候”(11)。然而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近几十年来,“制度史观”又有逐渐复兴之势。首先,“文革”结束之后的政治反思,促成了历史学者对“政治体制”的再度重视。进而,伴随着近年来的“中国崛起”和经济成就,又出现了很多新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总结改革成就,几乎异口同声地把“行政主导”视为最大的“中国特色”。其GDP体量不久将居于世界第一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又与西方国家保持了重大区别。现行政治体制应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维持,或者在什么方向上加以改革?各种不同的主张与论辩,表明它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这甚至成了一个世界性论题——中国很重要,“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会发生什么(12)?而中国人已在讨论改变世界规则这样的问题了(13)。就连“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者,也不由得滋生了犹疑,承认了中国的未来“尚无答案”——“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呢”(14)?

   比之20世纪,在21世纪之初,史学家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自秦汉就发展出了现代式的集权官僚体制(15),两千年连续不断的政治传统展示了巨大历史惯性,影响至今,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并将继续展示各种影响,尽管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较于古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反过来启迪学者重新审视国史,正视这一事实: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古今的社会形态上,都是一个巨大权重。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决定着经济、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16)。有人称之为“轴心制度”,有人视之为众多分支领域的“统摄核心”。据报道,在201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二十多位中国史学家取得了如下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17)类似看法还可以举出很多。而几十年前余英时就已提出:“中国现在所遭遇的问题,政治仍是最紧要的”,“这一传统笼罩到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所以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质,首先必须研究这个政治的传统”。为此他忠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18)

   社会科学方面,对“制度”的重视与日俱增。经济学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出现了“新制度主义”。这对中国史研究的“制度史观”,看上去也是一个好消息。一百年前梁启超率先阐释的“制度史观”,已尝试在共同比较平台上阐述中国史了;加之一百年来中国制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为各种“会通”的努力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在这个“制度史观”中,夏商周早期国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1.0版,秦以降两千年帝制是它的2.0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3.0版,正在探索形成之中。

   与日人的“三段论”不同,“百代多行秦政法”的意义应予以充分强调。与“封建社会”观点不同,两千年的中国是农业官僚社会。说到魏晋南北朝,则一百年前梁启超有论:“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一百年后田余庆有论: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在“变态—回归”的视角中,此期的政治体制源于皇权官僚政治,最终依然“回归”于皇权官僚政治了。魏晋南北朝若非贵族政治,那么唐宋的政治变化,也就没有构成根本性的政治转型。至于近代政治变迁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在外力冲击和推动之下,其固有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又一次“升级换代”。我们刻意使用“升级换代”一词,就是在外源性的推动之外,强调它也是同一事物的连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含有中国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与节奏。

  

  

  

   现代学术曾给中国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又不能忽略这样一点:所谓“现代学术”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方法,但因为没有把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完全纳入考虑,那些认识是否充分“普适”,并不是没有疑问的。这还不是所谓“东方主义”那一类问题,而更多的是“地方性”的问题。比如,用于分析西方人心理的模式与技术,很可能不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西方经济学,难以充分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起飞。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其实仍没有摆脱“地方性”。古希腊的政体理论,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也只是一个不甚清晰的轮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者开始对各种政体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比较,动辄对数十百个国家政权加以分类,但传统中国的资料仍不能说已被充分利用了。

   在讨论国家起源理论时,张光直曾指出:“(美国)考古学界在将社会进化学说应用在世界各区古代文化史时,集中其注意力于所谓‘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在这些讨论中间,很少人用到中国的材料。因为中国古史材料还很少用最近的比较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去处理”,那么中国的商周史料,“在社会进化论上与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可能有什么新的贡献?”面对商周国家的独特性,一种方式是把中国视为常规的变态,而“另一种方式是在给国家下定义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考虑为分类基础的一部分,亦即把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作重新的安排”。总之,张光直认为,“中国考古学可以对社会演进的一般程序的研究,供给一些新的重要资料,并且可以有他自己的贡献”(19)。

   依张光直的看法,中国的古史材料,可以用现代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来处理;同于中国的考古学,应为、也可以为国家社会的演进研究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类似的事例,以及学者们的类似看法,都可以作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之一。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进程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也使人类社会的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史所能为学人提供的学术灵感、学术创造、学术新知,足以为历史研究的“同一平台”增添砖瓦。当然这个任务也给中国史学人的世界史素养和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他们稔熟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甚至稔熟社会科学。“中外历史的会通”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笔者在研究古代官僚等级制度时,也有一些相关心得。中国历代曾发展出纷繁多样的品秩勋爵制度,足以精巧处理“人”的分等分类和“职”的分等分类,以安排身份和保障行政。而且它们经历了数千年的连续发展。周朝的爵号可以一直使用到帝制后期,这在其他社会绝无仅有。直到当今中国,级别、衔号、名位的身份功能,依然蔚为大观。人类社会的品级衔号现象中的很多内在规律,在中国社会中更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品级衔号的复杂性、精致性和连续性上,能跟中国相比。然而西方社会学、行政学、组织学等,是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在这方面所累积的理论工具,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古今的品级衔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灰色区域,可供中国学人发挥才智发展理论。

   例如,在现代行政学、组织学中,职位是职位,级别是级别,各是各。而中国古代的位阶变迁却显示,职位可以转化为级别,级别也可以转化为职位。古代的职位往往被用作虚衔,由此发生“品位化”,当职位最终发展为阶衔之时,往往就要另行设置新职、拟定新名。由此就可以提炼出一个“职阶转化律”。

   又如,如何分析“品位分等”的发达程度,在现有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分析方法。而我们可以提供下列指标:一、品位获得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二、品位占有的流动或稳定程度;三、品位待遇的丰厚或简薄程度;四、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这样,同样是品位分等占主导的时代,人们就可以把周朝与唐宋进一步区分开来了:周朝的品位结构,封闭性、稳定性很大,待遇丰厚,结构简单;而唐宋的品位结构,开放性、变动性大,待遇不如周代丰厚,结构复杂。

   从职、阶关系出发,就可以进行若干中外对比。比如,西欧中世纪的五等爵号——“男爵”(Baron)本义是“人”,逐渐特指领主之下的重要附庸(20),用作贵族通称,又用作低等爵号。英国的伯爵(Earl)本是镇守一方的地方长官。“公爵”(Duke)原系罗马帝国的高级将领称号,10世纪时德皇重拾其号,设置了公爵。“侯爵”(Marquess)本是威尔士边疆的领主。“子爵”(Viscount)源于法国的郡守,在伯爵之下(21)。其五等爵号,可以说有四个来自职称。而周代五等爵,只有“侯”来自职称,其余公、伯、子、男,以及卿、大夫、士,都来自人之尊称,甚至家族亲称。斯维至认为:“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22)从中西爵号来源看,一个以职称居多,一个以人称、亲称居多,这一差异,是不是跟周朝的封建贵族更富宗法性,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更具契约性质相关呢?我想答案应是肯定的。这样的比较,就是以“职—阶”关系的一般原理为平台的。

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中外比较也饶有兴味。例如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是文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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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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