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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保守主义是如何批判自由主义的——以斯特劳斯学派大师布鲁姆为例

更新时间:2015-08-02 00:16:45
作者: 姚大志  
既然人们之间存在优越于低下之分,而且优越者高于低下者,那么尊重这种区分的等级制也就优于给予所有人以平等尊重的民主制度。双方争论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人的性质——优越或平等,实质上是制度的性质——等级制或民主制。

   理性与善

   在“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的对立中,布鲁姆假手古典契约论理论家来批评罗尔斯;在“优越与平等”的对立中,他又借助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和托克维尔等来对抗罗尔斯。现在让我们来分析第三对概念——“理性与善”,而在这对概念中,布鲁姆不再假手其他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罗尔斯。

   布鲁姆认为,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三部分“目的”是最令人迷惑的。在这一部分中,罗尔斯试图证明,我们有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是善,而且正义的实践将会使我们得到幸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向苏格拉底提出一个问题:正义的人是不是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在布鲁姆看来,《正义论》第三部分的实质就是试图以新的方式来回答这个老问题。布鲁姆认为,罗尔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使他无法排除任何偏爱(善),他的平等主义使他无法主张某些善比其他善是更合乎理性的或更高阶的,而且更因为他的方法使他无法谈论事物的真正本性。同时布鲁姆又认为,如果罗尔斯想要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那么他就必须努力来回答这个问题。

   布鲁姆以理性与善的关系为主题,对罗尔斯提出了以下批评。

   首先,罗尔斯对理性与善的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布鲁姆认为,从契约论来看,人的最根本动机是保护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决定了什么东西是善(目的)。与欲望相比,理性处于低级的地位,它是为欲望服务的。虽然理性既不能确立这种欲望的合理性,也不能确立善(目的),但是它能够发现达到善(目的)的手段。理性是非常关键的,但它仅仅是一种工具。只有在古代哲学中,理性才具有更高的地位,能够既确立手段,也确立目的。在布鲁姆看来,一方面,罗尔斯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试图用契约论来证明正义原则和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古代哲学的态度(尽管是以康德而非亚里士多德的名义),主张理性不仅能够确立手段,也能够确立目的。也就是说,罗尔斯还是想利用传统哲学理论的优势,而不想承担它们令人不快的后果。

   其次,罗尔斯没有为生活计划提供合理性。对于罗尔斯,正义原则是普遍的、公共的和终极性的,生活计划作为善则是特殊的、个人的和各种各样的。在正义原则问题上,人们应该达成共识,而在善的问题上,人们之间存在着分歧,而且这种分歧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在不违背正义原则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善,在追求善的时候,他遵循的规则就是合理性。布鲁姆声称,罗尔斯关于作为合理性的善的讨论是令人失望的,它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即表明合理的就是善的。这样,关于什么是善,最终只能留给个人自己来决定。在布鲁姆看来,不仅在“终极目标是由理性确立的”意义上,罗尔斯所谓的合理的生活计划是不合理的,而且在“理性在生活计划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的意义上,这种合理的生活计划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罗尔斯只关心手段,不关心目的。在讨论如何选择生活计划的时候,罗尔斯探讨了合理选择原则(有效手段原则、蕴涵原则和更大可能性原则)和审慎的合理性。其中谈到蕴涵原则时,罗尔斯举例说,我们计划一次度假旅行,或者去罗马,或者去巴黎,而不能两者都去。如果我们在巴黎能够做在罗马想做的一切事情,此外还能够做一些其他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去巴黎,因为这个计划蕴涵了去罗马的计划。这段话让布鲁姆勃然大怒,即使他刻薄地说“它的荒谬熄灭了义愤”。布鲁姆斥责罗尔斯:在讨论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时,一个正在告诉我们如何生活的人怎么会举度假的例子?在布鲁姆看来,罗尔斯只关心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考虑目的和价值的大问题。他批评罗尔斯只是考虑手段的不合理性,而根本没有考虑目的的不合理性。

   我们应该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布鲁姆所说的“理性”与罗尔斯所说的“理性”是不同的。对于罗尔斯,善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在讨论善观念的时候,罗尔斯使用的主要概念是合理性(rationality),而布鲁姆在批评罗尔斯时使用的概念是理性(reason)。这两个词的意思差不多,一般而言,相互替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用于罗尔斯则不行,因为罗尔斯刻意对两者进行了区别。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合理性同善观念有关,理性则与正义观念有关,善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正义则指导和规范人们对善的追求。布鲁姆混淆了理性与合理性,他说的理性在罗尔斯那里是合理性。

   与此相关,布鲁姆也误解了理性与善在罗尔斯思想中的关系。对于罗尔斯,善是指个人所追求的东西(利益),而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理性则意味着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应该尊重他人的利益,并且接受正义原则的约束。对于布鲁姆,似乎存在某种客观的、普遍的善,而这种善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理性则是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善并获得善的东西。这样,在理性与善的关系上,由于布鲁姆没有分清“理性”与“合理性”在罗尔斯那里的区别,把“理性”混同于“合理性”,从而把理想与善的关系理解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且基于这种理解,对罗尔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实际上,在罗尔斯那里,理性与善的关系就是正义与善的关系。

   等级制与民主制

   通过“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优越与平等”以及“理性与善”,布鲁姆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批评,并且试图以此表明保守主义优于自由主义。在这些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后面,有一个忽隐忽现、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表述的问题,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好?是等级制还是民主制?

   显然,保守主义更赞同等级制特别是贵族制。柏拉图最早表达了赞同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理由,而保守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与柏拉图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过一个航海的故事:船上水手们都争吵着要做船长,都说自己有权掌舵,虽然他们从没学过航海术。柏拉图用船来比喻国家,用水手争当船长比喻民主,但是这些水手没有资格当船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航海术,不懂天文、气象和地理。透过这个故事的隐喻,可以看出柏拉图以及当代的保守主义者有三个共同的主张:第一,国家应该由懂得如何进行统治的少数杰出人才来统治,就像船应该由“真正的航海家”而不是由水手来掌舵;第二,由于民主制是由对统治术一无所知的民众来统治,并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威,大家不择手段地争当领袖,从而导致道德的堕落;第三,在民主制度中,大家轮流执政,这一方面导致统治者没有长远规划,另一方面在执政时又极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然而,用船长与航海的关系来比喻统治者与国家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在柏拉图关于航海的故事中,船长似乎既决定船只开往哪里,也决定船只如何达到目的地。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目的地是由人民(乘客)决定的,至于如何达到目的地,则可以交给拥有相关知识的专家。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保守主义者,等级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有些人(贵族)天生就比别人优越,就应该支配别人。虽然这样的思想在古希腊曾经是主流,但是在今天却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了。

   与保守主义相反,自由主义赞同民主制、反对等级制。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赞同民主制,主张民主制优于等级制,这是因为民主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具体来说,民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优点:有助于避免专制的统治,能够有力保障其公民享有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能够为每个人的私人生活提供保护,为大家参与公共生活提供条件,为人的道德提高和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起码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看,所有其他的非民主制度,或者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即使愿意做,也难以做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的理论是一回事,民主的实践是另一回事。通过对当代民主实践的观察,很多民主理论家发现,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实行民主的国家中,实际上的统治者仍然是少数政治精英,而根本不是人民,国家权力完全由精英所把持。以至于当代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用“民主”一词仅指理论,而把现实称为“多头统治”(polyarchy),以与“寡头统治”相区别。

   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是截然对立的:保守主义关注人的消极方面,自由主义则通常更关注人的积极方面;保守主义主张自然正义,自由主义则主张社会正义;保守主义强调(某些)人的优越,而自由主义强调(所有)人的平等。然而,贯穿这些对立的东西是一种更根本的对立,即保守主义支持等级制,自由主义赞同民主制。通过对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的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揭示了自由主义的缺点,不如说是暴露了保守主义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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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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