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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宁:新国史书写之“道”与“术” ——评姚中秋著《国史纲目》

更新时间:2015-07-26 14:02:38
作者: 顾家宁  
多用酷吏与兴利之臣,亦未受到儒家宪制之强力制约。可见由董氏倡导、武帝应和的儒家更化,虽于汉家制度确有修正,然尚不足以称为彻底改造,其是否堪称“二次立宪”(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可称为“立宪”),尤有进一步辨析之余地。实际上,在后续章节中,作者亦承认汉代治理精神与制度之更化实完成于昭帝时代,④其时已步入西汉中后期,距董氏更化足有半个世纪之遥。可见不同于理念上的抽象概括,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过程,就不难看出强势皇权笼罩下士人以其价值理念改造现实政治的艰难。儒家士人理想中的创制立法、定纲立宪之举,在皇权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种治术上的策略变化。

  

   在此问题上,作者倾向于采取一种以牺牲史实之精确性为代价借以获得理论之确定性的叙事策略。通过清晰的理论勾勒与精心的谋篇布局,巧妙地淡化处理了儒家理想政治之“应然”与传统现实政治之“实然”间的距离。进一步说,这一经典案例所牵涉的乃是一个关键问题,即对儒家历史政治功能的评价:儒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治理精神的改造与对皇权的规约?儒家思想中是否包含制约皇权乃至古典宪制的因子是一个问题,历史上儒家是否成功制约皇权,建立起堪称宪政的政制形态则是另一个问题,二者彼此关联而又不可混为一谈。在作为理念的儒家古典宪制思想与作为现实的传统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仅有前者对于后者的驯化、改造,更有后者对于前者的摧抑、压制,其间张力不容忽视。对上述两重面向予以完整揭示,方成一种真正的“经史互证”之学。故此中涉及的种种史实考订虽属细节,亦不宜轻易放过。

  

   又如对现代性之评价。全书第三卷专辟一章讨论春秋战国大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将此转型时代表现出的世俗化、物质主义、平等主义、个体离散化等现象视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端。“先秦现代性”之说并非作者首创,⑤中国历史上现代性时间节点的确定,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现代性内涵的界定。由于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截取其不同面向,自然会对其产生不同评价。基于古典—现代性往复循环之历史观,作者以理性与激情、诚敬与放纵、共同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与平等作为区分古典性与现代性之标准。⑥阅读全书,不难看出其中或明或暗地贯穿着一条褒扬古典、贬抑现代的思想线索,此中实蕴含了作者对于当下中国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等现代性弊端过度泛滥之忧思,进而呼吁重归古典、接续文明的价值追求。不过,对于尚处在现代转型三峡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对现代性抱持一种全面的理解或许仍属必要。现代性的兴起诚然导致了传统宗教、道德之式微乃至物质主义、个体主义之泛滥,但另一方面,现代性之崛起也是一个个人主权获得确立,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受到保障与尊重的过程。现代性的降临乃是一个由观念、物质、技术等综合因素造就的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向,其弊端固不可回避,但亦只能在实践中反思改进,不可能做完全之替换。就此而言,与其将现代性与古典性视若敌体,不如将后者视作前者之镜鉴。倘若在一种是古非今的单向批判视野中过度拘执于现代性之消极面向,其流弊所至,很可能导致对现代社会缺乏一种整全理解,甚至于造成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浪漫主义失焦、错位与迷失。

  

   再者,《国史纲目》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华夏文明主体意识,因而不免透露出某种过于强烈的中原中心主义倾向。作者倾向于将中华文明的演进视为一个由中原中心向周边辐射扩展的过程,相对而言,比较忽视中原中心与四方边缘之间在交融中的相互塑造。周边民族之于华夏文明的影响,在书中基本被处理为一个“夷狄征服——专制化——再华夏化”的单向过程。换言之,即强调中原文明对于周边异族的包容、吸纳,而较少关注在长期夷夏碰撞中迸发出的新生成性因素。典型如在全书叙事框架中,盛极一时的隋唐时代并未单独列出,而仅被视作汉晋体制之绪余,或可视为此种意见的一个集中表现。事实上,经历五胡十六国以降近三百年剧烈民族碰撞融合而孕生的隋唐文明,无论就文化形态(宗教、音乐、诗歌、城市)还是制度创设(均田、府兵、科举、三省六部)而言,均已非秦汉旧规所能包容。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⑦有唐一代虽沾染胡风,不纯以经学为立国根本,但其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之深远影响与高峰意义,实不容因彼时儒学之式微而被轻易带过。对于异质文明海纳百川般的包容力,正是华夏文明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内在动因。所谓文明主体性,并非一味强调华夷之辨所能完成,而需要在广泛吸收、涵容外来文化的自信中奠基。尤其在今日语境中,过于强烈的“儒家—中原”中心主义情结一旦与激进民族主义结合,便有可能折射为一种高调、虚骄的华夷之辨乃至华夏中心主义立场,此亦不可不慎。

  

   全书自始至终体现出一种守护儒家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传统的鲜明价值立场,平心而论,其睿见在是,而困难亦在是。载道精神诚为古典史学之优良遗产,以经学为纲理解国史之兴替,固然有助于把握华夏文明精神之深层脉动,但过强的价值立场预设,亦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思想文化一元决定论,而忽略历史演进、制度变迁之复杂性与秩序生成因素之多元性。历史进程的书写,很可能因此而被做了一种概略化与单线化处理。此正如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史观”的批评,所谓“走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⑧。如书中对“汉晋体制”与“宋明体制”概念之提炼,堪称精彩之笔,但若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背后乃是以儒家经学学术形态(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作为划分秩序形态的内在标准。就“观念—制度”二元互动的方法论而言,作者其实更偏重理念、思想、价值对于现实制度的牵引提撕,而对制度演变与客观环境、人事变迁之互动的关注稍显不足,体现出一种理重于气、道重于势的史观与叙事特质。

  

   总体上看,作者习惯于建构一种二元对抗之历史演进观,如周制与秦制、道统与治统、华夏与夷狄、现代性与古典性,进而寓褒贬之意于其中。若以学术源流论,这其实更接近朱子理学一脉“理在气先”的哲学气质,而有别于理不离气、因时乘势的浙东经史之学传统。所谓“通古今之变”,乃是要在理、气、道、势的博弈消长中寻绎历史运行之大道。势无理必不可久持,理乏势亦无以运世,所谓“推阐理势”,实已道破传统历史哲学之枢机。因此,在立定“理”所标举的价值理想主义之基础上,有必要更加注重对历史复杂性的考察,尤其是要对历史演进中的对抗性因素及其复杂的互动过程予以更多注意。“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传上》),透过理与势、理念与现实之间相维、相抗、相生之复杂过程的还原,方能把握历史发展的真实脉动。历史演进之“道”固然需要着力表彰,但研究者亦不应止步于此,而更需要将视角进一步抵近、延伸向“道成秩序”的具体历史过程,探究价值理念(理)与现实环境(势)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强调这一取向,并非是要取消理念、精神、价值之于历史进程的意义,而是试图将抽象的理念原则落实于真实而复杂的历史世界之中,观察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是如何生发、落实、遇挫、重生的。用传统史学话语而言,此正所谓“经史互证”,“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由此,则或能建立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也更富质感的历史叙事。当然,这样的工作绝非一部著作、一位学者所能完成,而是需要更多有志于斯道的当代史家怀抱对于国史之温情敬意,秉持理性审慎之学术技艺,通过不同学科视角、体裁之写作来共同构筑的一项系统事业。

  

   《国史纲目》之书名恰如其自身意义的定位。所谓纲目体,原本是旨在“举其大略,厌烦取易”⑨的一种通俗化史学写作方式。也正是因为自身体裁特质的限制,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与命题尚未能得到充分展开,对于关键历史事件的描述,亦无法做到个案式穷原竟委、如临其境的钩沉还原。以上种种,皆有待于以是书为契机的进一步研究之深入展开。倘若仅具纲目而缺乏细致研究的进一步跟进,那么新国史书写便难以证成自身知识上的正当性,难以回应用“新传说”代替“旧神话”的质疑。文明价值之担当与知识学理之积累,实为新国史书写之两翼,二者缺一不可。毕竟,不能说偏见造成的谬误可以用相反意见写成的著作来平衡。单凭史观、信念上的多元竞争,并不足以在现时代构筑起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坚实历史叙事。过于强烈的信念导向,反而有可能陷入一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主观主义,从而将历史叙事彻底引向虚无。就此而言,回归传统经史之学之道,或许是一种可能的愿景。“经史互证”之传统学术精义的真正复兴,既是向传统史学价值世界的回归,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吸取现代史学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开放过程。

  

   当然,以上评骘均属求全之毁,无法掩盖《国史纲目》的高度成就。新的国史书写,乃是一整套复杂的学术规划与系统工作,绝非一人一书、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此中关键,不仅有价值层面的史观重建,更有知识领域的不同学科、多元方法之互补。《国史纲目》的真正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著作本身,而在标志着勇于探索一种既具有知识之厚重感,亦承载国族精神价值担当的国史书写的开始。就此而言,是书之卒章绝非终点,而是一项面向未来事业的起点。

  

   【注释】

   ①[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4—55页。

   ②姚中秋:《国史纲目》,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3页。

   ③同上,第259页。

   ④同上,第284页。

   ⑤如马克斯·韦伯以组织的理性化程度作为衡量现代性之核心指标,白彤东以面向陌生人的广土众民之大规模治理作为现代性之开端。分别见[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白彤东:《韩非子与现代性—— 一个纲要性的论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⑥参见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⑦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⑧同注①,第16页。

   ⑨[宋]刘恕:《书资治通鉴外纪后》,载[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30,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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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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