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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5-07-07 04:34:12
作者: 周大鸣  
南岭村很富裕,面积5.5平方公里,700余人,1996年有固定资产7.4亿元,总收入9045万元,上交1500万元,人均收入11.59万元,人均存款12万多元,人均住房面积60多平方米。南岭村的发展与万丰村相同,但管理的方式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却不同。张伟基与潘强恩也是不同类型的人。

   1978年,南岭村有134户,576人,分4个生产队,固定资产7万元,人均收入100元,全村每年吃国家返销粮5万斤,买番薯8万多斤以补粮食不足。这里离香港近,在那时男女中青年大部分都逃到那边去,总数大约300多人。1981年,与和平县联营办了一家电子厂。1982年,港商投资20万元,利用旧仓库办起了来料加工厂。1983年,开始向银行贷款和向群众集资,兴建标准厂房和宿舍,大规模引进外资。短短的十几年,投资5000多万元,引进三来一补厂17家、内联厂4家,加上三资企业和自办企业,共有企业30余家。外来工人达2万多。

   南岭村富裕了以后,实行了股份制度,每个村民(本村户口)都有股份,年底分红。定了很多规矩来约束村民,如每个人(50岁以下,高中毕业青年)必须参加劳动,不准个人经营任何产业(包括不准当专业户、办商店),晚上10点半以后不准在外面闲逛;学生考试要合格并遵守校纪,在学儿童不准晚上7点30分以后看电视……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就会扣除部分分红,甚至取消分红。这样村里除了一家集体办的酒店和宾馆外,其余的服务行业全部是外来人办的。

   南岭也建起了占地800亩的公园,公园里建了个画廊,描述南岭发展史。还有具有一流设备的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华丽的村行政大楼。

   张伟基是属于保守型的创业者。尽管村集体在银行有4000多万元存款,但他们在村外没有任何投资。南岭人最得意之处,是没有去赶1992年发展的热潮,那些大规模投资房地产的村,因为遇上宏观调控,现在都被债务所累。而南岭坚持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所以收入是稳定增长的。

   上述个案中的核心人物都具有农民出生的背景,他们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某个全国知名富裕村庄的“庄主”。在村民心目中,他们具有绝对的可信赖度和领导权威;在经济学者和人类学者的脑海中,他们具有用理论难以界定的社会性格;在社会舆论中,他们同时被颂扬和被质疑着。这个特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和学术领域中都具有可探讨性。笔者根据上述个案,试图总结出这一群体即农民企业家的整体性特色。

   1.他们出生于农村,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长,但有外出工作的经历。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管理,但有较好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对于大多数农民企业家而言,他们缺乏显赫的学术背景,时代际遇和家庭出生将他们置于知识分子行列之外,例如南街村的“庄主”王宏斌只有高小文化水平,而大邱庄前“庄主”禹作敏总共只念过3个月的书。但他们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懂得将知识转化为经济财富。他们虽没有受过管理学方面的正规教育,却不乏睿智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力。诚信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们在遇到关乎所有人利益的重大问题时,既有号召力又有决策权。

   2.他们本身富有传奇色彩(或者是传媒编造出来的),性格上有些特别的爱好。有的喜欢自己设计建筑,把自己的思想寓于其中。例如华西村的农民文化公园,总设计师就是“庄主”吴仁宝,公园的景致无不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修“桃园结义”亭,吴仁宝意在取其“忠”和“义”的精华,加以革新和现代诠释。要求华西人要做到“四同”,旨在教育干部群众永远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去开拓华西大业。有的农民企业家喜欢写作,如禹作敏,许多人将他称作“乡土哲人”、“农民思想家”、“农民语言大师”等,他共写了约200万字的各类文稿,刻在大邱庄九龙壁上的《大邱庄变迁记》就出自禹作敏之手。又如万丰的潘强恩,这位以“农民理论家”著称的企业家,不但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共有制理论”,出版了几本理论专著,还擅长文学创作,出版了几本长篇小说。

   3.传统与现代结合,“土”与“洋”结合。大多数农民企业家接受过严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传统的东西始终构成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基本价值观,但紧跟时代精神的他们又随时注意吸取现代化的精髓。多次出国参观访问,对“洋”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使他们将外国文化中的精髓纳入本土文化之中。因此,大多数农民企业家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结构中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糅合着本土意味和外来色彩。例如,深圳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潘强恩就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提倡“礼让谦贤”,在影剧院广场、公园门楼、村委大院都树有这四个大字,但他也紧跟时代脚步,其“共有制理论”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了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研究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体系。他还投资500万元,兴建了一座西洋式建筑的幼儿园。

   4.具有多重身份,集权力、经济和社会精英于一身。经过改革开放后,农村传统的政治精英已经失去了权威,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精英。在现代中国农村,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能力的首要标准是其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经济精英在经济财富创造方面的成功,使他们容易在老百姓中形成较高的威望。同时,上级权力机构也会正式地赋予经济精英权力的身份和各种荣誉,把他们在民间的威望转变为一种获得政治保障的正式性权力,使之成为权力精英。获得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双重身份的农民企业家们自然而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社会需要通过宣传他们而形成一股蓬勃向上的动力,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又使他们成为社会精英。因此,农民企业家集于一身的经济、权力、社会精英身份在现代背景下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上述个案中的核心人物,无一不是集数种荣誉于一身的,他们既被选为省或全国的人大代表,村或镇党支部、党委书记,又被冠以优秀乡镇企业家的称号,还往往被授予省或国家劳动模范、扶贫状元、支持国防建设标兵等社会荣誉。

   二、农民企业家生长的土壤

   “农民企业家”是一个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进程而出现的新名词,它包含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农村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等深厚内涵。这些经济和社会改革又为农民企业家这一群体的出现和社会定位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一)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作为农民企业家的舞台,无疑是农民企业家生长的土壤,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农民企业家生存的空间。一位英明的农民企业家往往可以导致企业的发达和社区的繁荣。因此,分析乡镇企业的特色有利于加深理解农民企业家。

   所谓乡镇企业,按官方的定义包括“由农民创办的集体、合作及私有企业”。包括五种类型:乡(镇)办企业、行政村办企业、自然村办企业、联户合办企业和私有企业。按照马戎先生的看法,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为第一阶段,此时,农村企业的发展主要是社队企业的发展,以苏南地区最为发达。1978-1983年为第二阶段,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逐渐兴起。1984-1988年为第三阶段,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发展状态,合资和私有企业开始出现。1989-1991年为第四阶段,即乡镇企业的“调整阶段”,乡镇企业的数量和职工人数都有所下降。1992-至今为第五阶段,此时为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批“能人”(农民企业家)出现。

   乡镇企业有如下特点:

   1.乡镇企业与社区有密切关系。乡镇企业(联户个体除外)是由地方社区建立和经营的,因而与地方社区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一是两者的领导者常常是合二为一。如村书记和村长一般兼村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二是在乡镇企业的运作上,政府为乡镇企业提供土地、劳动力及其他服务,乡镇企业的部分利润也直接由社区支配。三是乡镇企业利益与社区利益一致。

   2.乡镇企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乡镇企业的资金、原料和销售都是通过市场获得的,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付出的成本要高(高利息、高价原材料),因此乡镇企业的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但在市场发育不完善、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关系”规则成为乡镇企业运作的重要补充。

   3.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较为灵活。雇佣的工人是临时性的,必要时可以增加或裁减工人。工资制度也比较灵活,可以采用计件制、承包制、提成制来发放工资,这样可以吸引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4.乡镇企业本身的负担较轻。乡镇企业没有国营企业那么庞大的行政机构、退休人员队伍及医疗住房等福利和非生产性开支。

   5.乡镇企业的管理方式多种多样。因为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身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理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固定的模式。有家族式管理的,有村镇集体管理的,也有现代民主管理的。但无论怎样管理,都是以照顾社区利益为前提的。

   乡镇企业的特征与农民企业家所作所为相连。农民企业家对重大的决策往往有决定权,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以采取灵活的手段进行经营和拉关系,等等。

   (二)农村社区的变革。

   农村社区的变革为农民企业家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在1949年以前,乡村虽然设有乡、保、甲制度,但这些设置对乡村的实际影响很有限。有影响的是“士绅”阶层,也就是乡村的精英。1949年后,农村建立起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对社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行政控制。由于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各级社区的党政领导在社区内享有绝对的权力与权威。在1979年改革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精英集团呈现类型单一和结构趋同(单一的党政权力精英)的特征,而不存在产生社会和经济精英的条件。因此也没有农民企业家生长的土壤,仅有的一些社队企业都只能遮遮掩掩。

   1979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环境。一是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无工不富”的口号下,各种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成为农村主要的经济支柱,改变了以往完全靠农业维持农村经济的困境。二是乡村社会结构的重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组织的形式发生变化,政府的领导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农民有绝对的权力,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重新整合乡村社会。乡镇企业既然是当代乡村经济的支柱,因而也成为整合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很自然,掌握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在乡村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农民企业家的心灵之根

   禹作敏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说到底,我就是个农民”。所以我们在分析农民企业家时也必须注意这一点,他们是耕植于农民之中的。“企业家”是一个随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而有意识获得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名号,“农民”才是他们的本源,是无法改变的。

   农民、土地是农民企业家的根,其心灵之根就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所模塑的农民性格。关于中国农民性格的讨论很多,农民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有:一是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和亲属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的经营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人口的规模决定着农业经营的规模。血缘是中国社会家族先天构成的要素,而小农经营制度是后天的构成要素。没有小农经营制度的支撑,中国式的家族制度无法维持。与家族相关的是“延续性”、“权威性”。二是强烈的乡土观念。农民的主要生产要素为土地,土地是不能搬动的,其居住也固定下来,几乎是代代相传。因此,农民有恋土情结,不愿轻易背井离乡。三是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

   农民企业家无论他们怎样开拓、创造,他们都无法摆脱文化传统的浸润。文化传统的渗透属于精神范畴代代相传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它对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塑模作用根深蒂固。农民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浸透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他们思想体系中传统文化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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