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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基本规则论略

更新时间:2015-06-28 22:52:07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第二,社会学理论并不是对某种既定的(pre-given)外在客体之普遍性、绝对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只是通过人类主体的积极行动才能得以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而这一创造与再创造过程又是由其一代一代的成员所从事的行动来实现的。虽然社会成员达到这些行动包含着他们对社会的知识和改变社会的技能,但社会成员并不一定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预期到这些行动的后果。其实,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类在通过对自然的“人化(humanizing)”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人类自身(当然,人类并不能创造自然,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

   第三,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理解与阐释是双向的(dialogical)。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不在于一个是理解性的,一个是解释性的,而是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理解是双向的:一方面,社会学理论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并理解社会和构成社会的个人,另一方面,社会与其构成的要素----个人反过来也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理解社会学理论,这种双向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本身的创造与再造的过程。[⑨]

   第四,社会学理论作为一门立足于实践而试图阐释社会及其变迁的学术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某些个人的建树,而是在群体的参与下不断积累、不断分析、不断积极批判的结果。而试图仅仅用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特征,例如,工业化特征、资本主义制度等,去理解行动社会的变迁,或仅仅作一些未经阐释的所谓调查,并罗列出一些“客观的”数据和图表,是有失偏颇的。

   第五,由于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来自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社会实践的建构中去的品质,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作用,实际上不仅仅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一部分,它在理论上的积累和在经验上的发现本身就给人们提供了开启理解可能世界之门的钥匙。[⑩]社会学理论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系统来说,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了“建构”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建构”。

   为适应“建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社会学理论必须应变这个正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而在当前的社会变化中,最明显、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了,可以说,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趋势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是以往任何时候、任何事件都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应当也势必反映到以建构现实或未来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学科领域中。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而言,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关注“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为职责的(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更是如此),不管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等各项问题的讨论都一致地显示出了社会学家希望在理论概念建构以及经验研究等方面,充分地掌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历史的变迁规律。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议题研究正是此精神的延续,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研究脉络,使得“全球化”议题的分析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如何在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恰当地理解和解释新的“全球化”现象,并制定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新规则,无疑将是社会学理论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注 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 因为吉登斯(a.giddens)的理论充当了帕森斯时代的“掘墓人”,并成为这一时期各种理论新的多元综合的典范。

   [③] 从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这种划分中,我们似乎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它应证了“分化—综合—分化—综合”的事物发展规律,孔德与斯宾塞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在第二阶段开始产生分化,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取向并行发展,而到帕森斯那里开始尝试对社会学不同取向的综合,但最终却以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为终点,继而到第五阶段,各种新的多元综合态势不断涌现。二是社会学首先是在欧洲诞生,继而传播到美国和其它地区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到20世纪后期,经过一段时间没落的欧洲社会学又开始雄蜂崛起,其原创性思想和领航人物的影响大大超出美国,社会学由此又重新回归故里吸取养分。

   [④] 如果细分起来,古典社会学还应该包括与涂尔干、韦伯、马克思三人处于同一时代的较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g.simmel)、舍勒(m.scheler)、滕尼斯(f.tonnies)、帕累托(v.pareto)等人的社会学思想。

   [⑤]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富有特色的社会学构想,如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舍勒的“现象学社会学”、滕尼斯的“纯粹社会学”和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思想。尽管他们的许多见解都为后来的各派社会学家们所吸取,并成为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相对来说,他们的社会学影响要小得多,追求者也少,更没有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脉络和理论流派。

   [⑥] 亚历山大(j.c.alexander)指出,“反帕森斯”与“后帕森斯”指的是同一个理论运动,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民族学方法论、诠释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都是在战后帕森斯理论的霸主地位确立之后形成的。但“反帕森斯”这个术语是从这些理论出现在1960-1970年代这个角度来描述的,而“后帕森斯”则是从当今的理论形势的前景中来看待这些理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反帕森斯”在很大程度上把帕森斯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告,是从“反”方来进行批判的;而“后帕森斯”则暗示了帕森斯已经被超越和取代了,即使不是在理论上,至少在历史范畴上也是如此(参见:alexander,j.c. (1987)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world warⅱ,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20)。

   [⑦] 侯均生:《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的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⑧] 详细论述可参见:giddens, a.(1976)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p155-162,作者在该书的结语中,共归纳了四个方面的九条新规则。由笔者负责审校的该书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调理解与阐释的双向性,并非像现象学社会学那样只是一个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任何理解都必然是通过理解的主体(subject)与被理解的客体(object)之间的合作(cooperation)才能达成,理解主体与被理解客体的存在境况是构成“理解”的必要条件。

   [⑩] 黄平著:《未完成的述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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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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