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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鹏 刘世军等:从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百年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5-06-20 20:14:56
作者: 李景鹏 (进入专栏)   刘世军   陈红太 (进入专栏)   浦兴祖   曾峻    
应当说,以“国情”的特殊性对抗世界民主潮流与以“世情”的普遍性“克隆”他国民主样式,都是与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相违背的。中国发展民主,当然不能“照搬”或“克隆”西方。

   然而,中西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西方在完善具体的民主形式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有些“他山之石”,可供我们“攻玉”。

一体与多元: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逻辑

   一百年来,中国的政党制度、各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地位、组织形式、党员结构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当我们回视百年中国政党政治的酝酿、勃兴、更迭、嬗变等一连串事件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那些纷繁复杂的政党现象背后共同的逻辑是什么?这种逻辑是怎样形成的?未来指向又是什么?试从一体与多元的内在张力的角度来探究并回答这些问题。

   自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炮洞开了清王朝紧锁的大门之后,中国社会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并逐步演化成了一个“两半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两重性决定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对象与革命内容的两重性:既要反封建,又要反对外国列强势力;既要启蒙,又要救亡,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工作高度地重叠在一起。这预示着中国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事业将在一个空前复杂的背景下展开。

   反封建意味着必须援引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成果,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乃至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反封建也意味着要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鼓吹和培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努力推进政治、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因为少数人势单力薄,不足以战胜树大根深的封建势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强盛的强烈渴望又要求中国需要以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整合,这种一体化的要求主要就体现在政党身上。这时,一体化便和另一项任务即反封建所要求的多元化取向发生了冲突。

   一体与多元的第一个回路,从20世纪初开始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清王朝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各种性质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据载,中华民国成立之时,中国的政党达到300多个。1912年到1913年间,这些政党围绕着第一届国会选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多党林立、群雄逐鹿的景象正是当时20世纪开始时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写照。然而,世纪初的多党政治随着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复辟闹剧而很快衰退,与之一起衰退的还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践。

   多党制的幻灭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条件均不完备的社会,发展多元政治势必诱发混乱、无序,而混乱、散漫则是中国解决国内一系列难题的瓶颈。从20年代起,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借鉴苏俄政党组织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重整国民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党的合法性和战斗力、影响力。而从蒋介石起,“攘外”、“训政”、统一等却成了国民党排斥、打压其他政治团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实,结果国民党统治很快蜕化为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接着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又衍生出政治腐败、经济低效、军事残败。这样,无论国民党如何整肃,若只有技术上的修修补补而无根本制度框架的改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治的。因为当一体化背离了初期的合理性时,其存在便失去了民心,而失去民心的政党和政权迟早将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前50年向人们昭示,在中国,一党独裁背离历史潮流,必定破产;多党共治超越社会实际,也要破灭。怎样既体现多元性要求,又保持必要的政治整合能力,是新崛起的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1949年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即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给出的答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为整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克服纯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缺陷;多党合作则能够扩大社会利益代表面,为各种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组织、程序和渠道,克服纯粹的一党制的弊端。除保留民主党派之外,中国共产党还致力于全面扩大政治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

   把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实际所进行的原创性的制度设计。但在具体实践层面上,要做到上述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却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从50年代开始,在连续的政治风暴、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国际“冷战”氛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政治生活中集中的一面不断强化起来:一切经济社会事务被纳入到政府管制的范围,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一切政府管理又受制于同级或上级党组织,人民民主一度受到削弱,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大受影响,执政党内部同样出现了权力分布严重不对称的局面。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执政党自身的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怎样在新条件下用一体化的思想理论、组织模式来整合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主题,而最大的成果就是“三个代表”思想及其体现的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是21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

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政制的特点与价值

   如果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顾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式政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20世纪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文明形态中,人们往往很自然地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归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范畴,而且可以列举出中国政治制度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别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若干特点。很显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系形成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这种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就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全部或整体而言,这种简单的归类就很可能在法理和现实中产生矛盾和疑问。因为此后的中国不仅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实行了“一国两制”——确切些说是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变成了法律制度并开始付诸实践。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及其实践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具有了许多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至少具有以下四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国家政权基础多层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并逐步壮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目前中国人民的范围不只局限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而且包括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全体守法公民——即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非劳动者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包括作为中国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的各阶级、各阶层中国人民。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看,这种政治主体范围的广度,不仅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不及,即便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和发生变化之前的东欧各国也未曾达到。

   第二,政权组织形式多样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作为中国国家最高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大陆地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性质与地位没有改变,但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却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截然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形成了多样化的政体形式——至少是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这也是其他政治文明包括以前和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政治文明所未曾有过的。各种政权组织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在一个国家共同存在和发展,这是人类共和制政体的新类型。

   第三,国家结构形式的多彩化。从古今中外世界范围的国家结构理论与实践来看,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包括历史上的君合制、政合制与现代的联邦制以及更为松散的邦联制)。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付诸实践之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单一制的主体虽然没有改变,但复合制的因素却揉和其中,即港澳台一方面是单一制国家内的地方政府,符合单一制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享有单一制国家一般地方政府所难以享受的广泛权利,甚至远远超出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内成员单位所享有的权利。

   第四,政党关系多维化。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不同于一党制,具有中国特色。一个国家究竟实行哪种政党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该国的阶级性质、该国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各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也顺应了中国人民盼望政治稳定、加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要求。当代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已经深恶痛绝,尤其是在大陆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加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如果硬要在中国大陆推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无疑会把中国又推回到分裂和动乱中去,从而阻断现代化进程,这是有悖于中国人民心愿的。

行政发展:政治发展的必要先导

   由于存在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资本,缺少信任和宽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因而中国2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是在基本条件不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进行的。

   于是,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自然走上了依靠行政体制的战略。行政体制作为统一的体系可以有效地吸收社会的各种要求,行政体制作为中央集权的工具贯彻实施国家政策,形成一定规范的政治程序,有利于政治社会化,从而有利于促进政治发展。而行政体制本身的变革则是顺利实现自身功能,促进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开端。换言之,行政发展就成了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或必要先导。

   中国20多年来的行政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发展的必要先导。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思路,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

20多年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政府传统的“直接控制型”管理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性突破,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市场与市场主体均已成型,并推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而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则对行政机构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调整政府内部结构,加快转变管理方式,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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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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