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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更新时间:2015-05-02 15:20:38
作者: 胡适 (进入专栏)  
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

   (3)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4)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 。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因为范围很广,故不容易寻一个总包各方面的类名。“朴学”又称为“汉学”,又称为“郑学”。这些名词都不十分满人意。比较起来,“汉学”两个字虽然不妥,但很可以代表那时代的历史背景。“汉学”是对于“宋学”而言的。因为当时的学者不满意于宋代以来的性理空谈,故抬出汉儒来,想压倒宋儒的招牌。因此,我们暂时沿用这两个字。

   “汉学”这个名词很可表示这一派学者的公同趋向。这个公同趋向就是不满意于宋代以来的学者用主观的见解来做考古学问的方法。这种消极方面的动机,起于经学上所发生的问题,后来方才渐渐的扩充,变成上文所说的四种科学。现在且先看汉学家所攻击的几种方法:

   (1)随意改古书的文字。

   (2)不懂古音,用后世的音来读古代的韵文,硬改古音为“叶音”。

   (3)增字解经。例如解“致知”为“致良知”。

   (4 )望文生义。例如《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本有错误,故“而”字讲不通,宋儒硬解为“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却不知道“而”字是“之”字之误(皇侃本如此)。

   这四项不过是略举几个最大的缺点。现在且举汉学家纠正这种主观的方法的几个例。唐明皇读《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觉得下文都协韵,何以这两句不协韵,于是下敕改“颇”为“陂”,使与义字协韵。顾炎武研究古音,以为唐明皇改错了,因为古音“义”字本读为我,故与颇字协韵。他举《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 ,信如何也”,又《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证明义字本读为我,故与左字、何字、颇字协韵。

   又《易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朱子说当作“弗过遇之”。顾炎武引《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来证明“离”字古读如罗,与过字协韵,本来不错。

   “望文生义”的例如《老子》“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王弼与河上公都把“施”字当作“施为”解。王念孙证明“施”字当读为“迤”,作邪字解。他举的证据甚多:(l)《孟子离娄》,“施从良人之所之”,赵岐注,“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2)《淮南齐俗训》,“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诱注,“施,微曲也”。(3)《淮南要略》,“接径直施”,高注,“施,邪也”。以上三证,证明施与迤通,《说文》说,“迤,袤行也。”(4)《史记贾生传》,“庚子日施兮”,《汉书》写作“日斜兮”。(5)《韩非子》的《解老》篇解《老子》这一章,也说,“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以上两证,证明施字作邪字解。这种考证法还不令人心服吗?

   这几条随便举出的例,可以表示汉学家的方法。他们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可以分开来说:

   (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

   (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看上文所举的三件事,便可明白“例证”的意思了。

   (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举的例不多,便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 Induction)了。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

   (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这是他们和朱子大不相同之处。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涵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实际上是用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如上文所举的第一件事,顾炎武研究了许多例,得了“凡义字古音皆读为我”的通则。这是归纳。后来他遇着“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一个例,就用这个通则来解释他,说这个义字古音读为我,故能与颇字协韵。这是通则的应用,是演绎法。既是一条通则,应该总括一切“义”字,故必须举出这条“义读为我”的例,来证明这条“假设”的确是一条通则。印度因明学的三支,有了“喻体”(大前提),还要加上一个“喻依”(例),就是这个道理。

  

   清代治学方法4

   我现在且举几个最精密的长例来表示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清代汉学的成绩,要算文字学的音韵一部分为最大,故我先举钱大昕考定古今音变迁的一条例。钱氏于古音学上有两大发明,一是“古无轻唇音”,一是“古无舌头舌上之分”。前一条我已引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了。现在且举他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一条。舌上的音如北方人读“知”、“彻”、“澄”三组的字都是舌上音。舌头音为“端”、“透”、“定”三组的字(西文的DT两母的字)。钱氏发明现读舌上音的字古音都读舌头的音。他举的例如下:

   (1)《说文》,“冲读若动”。《书》“惟予冲人”,《释文》“直忠切”。古读直如特,冲子犹童子也。字母家不识古音,读冲为虫,不知古读虫亦如同也。《诗》“蕴隆虫虫”,《释文》,“直忠反”;徐,“徒冬反”。《尔雅》作爞爞,郭,“都冬反”。《韩诗》作烔,音徒冬反。是虫与同,音不异。

   (2)古音中如得。《三仓》云,“中,得也。”《史记封禅书》“康后与王不相中”;《周勃传》“子胜之尚公主,不相中”。小司马皆训为得。

   (3)古音陟如得。《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

   (4)古音赵如。《诗》“其镈斯赵”,《释文》,“徒了反”。《周礼考工记》注引此作“其镈斯”,大了反。《荀子》杨倞注,“赵读为掉”。

   (5)古音直如特。《诗》“实惟我特”,《释文》,“《韩诗》作直,云相当值也”。《檀弓》“行并植于晋国”,注,“植或为特”。《王制》“天子”,《释文》“音特”。

   (6)古音竹如笃。《诗》“绿竹猗猗”,《释文》“《韩诗》作,音徒沃反”,与笃音相近,皆舌音也。笃竹并从竹得声。《论语》“君子笃于亲”,《汗简》云,“古文作竺”。《书》“笃不忘”,《释文》“本又作竺”。《释诂》,“竺,厚也”,《释文》“本又作笃”。《汉书西域传》,“无雷国北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张骞传》,“吾贾人转市之身毒国”,邓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后汉书杜笃传》,“摧天督”,注,“即天竺国”。然则竺、笃、毒、督,四字同音。

   (7)古读猪如都。《檀弓》“洿其宫而猪焉”,注,“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书》,“大野既猪”,《史记》作既都。“荣波既猪”,《周礼注》引作“荣播既都”。

   (8)古读追如堆。《郊特牲》, “母追”,《释文》“多雷反”。《枚乘七发》,“逾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

   (9)古读倬如菿。《诗》“倬彼甫田”,《韩诗》作菿。

   (10)古读枨如棠。孔子弟子申枨,《史记》作申棠。……因枨有棠音,可悟古读“长”丁丈切,与党音相似,正是音和,非类隔。

   (11)古读池如沱。《诗》“滮池北流”,《说文》引作“滮沱”。《周礼》职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礼记》“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即滮沱之异文。

   (12)古读廛如坛。《周礼》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注,“故书廛或为坛,司农读为廛”。

   (13)古读秩如。《书》“平秩东作”,《说文》引作,从丰,弟声。……凡从失之字,如跌、迭、瓞、蛈、,皆读舌音,则秩亦有迭音可信也。

   (14)侄娣本双声字。《公羊释文》“侄,大结反,娣,大计反”,此古音也。《广韵》,侄有“徒结”、“直一”两切。

   (15)古读陈如田。《说文》“田,陈也”。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同声。

   钱氏所举的例,不止这十五个,我不能全抄了。看他每举一个例,必先证明那个例;然后从那些证明了的例上求出那“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大通则。这里面有几层的归纳,和几层的演绎。他从《诗释文》、《檀弓注》、《王制释文》各例上寻出“古读直如特”的一条通则,便是一层归纳。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寻出“古读竹如笃”、“古读猪如都”等等通则,便是十几次的归纳。然后把这许多通则贯串综合起来,求出“古读舌上音皆为舌头音”的大通则,便是一层大归纳。经过这层大归纳之后,有了这个大通则,再看这个通则有没有例外。如字书读冲为虫,他便可应用这条大通则,说虫字古时也读如“同”。这是演绎。他怕演绎的证法还不能使人心服,故又去寻个体的例,如虫字的“直忠”和“都冬”两切,证明虫字古读如同。这又是归纳了。

   这是汉学家研究音韵学的方法。三百年来的音韵学所以能成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都能有这种科学的精神。

  

   清代治学方法5

   我再举一个训诂学的例。清代讲训诂的方法,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方才完备。二王以后,俞樾、孙诒让一班人都跳不出他们两人的范围。王氏父子所著的《经传释词》,可算得清代训诂学家所著的最有统系的书,故我举的例也是从这部书里来的。古人注书最讲不通的,就是古书里所用的“虚字”。“虚字”在文法上的作用最大,最重要。古人没有文法学上的名词,一切统称为“虚字”(语词、语助词等等),已经是很大的缺点了。不料有一些学者竟把这些“虚字”当作“实字”用,如“言”字在《诗经》里常作“而”字或“乃”字解,都是虚字,被毛公、郑玄等解作代名词的“我”字,便更讲不通了。王氏的《经传释词》全用归纳的方法,举出无数的例,分类排比起来,看出相同的性质,然后下一个断案,定他们的文法作用。我要举的例是用在句中或句首的“焉”字。

   “焉”字用在句尾,是很平常的用法。例如“殆有甚焉”,“必有事焉”,都作“于此”解,那是很容易的。但是“焉”字又常常用在一句的中间或一句的起首,他的功用等于“于是”、“乃”、“则”一类的状词,大概是表时间的关系,有时还带着一点因果的关系。王氏举的例如下:

   (1)《礼记月令》,“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天子焉(于是)始乘舟”。

   (2)《晋语》,“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于是)始为令于国”。

   (3)《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于是)始为舟战之器”。

   (4)《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焉(于是)始得歌九招”。

   (5)《祭法》,“坛有祷,焉(则)祭之;无祷乃止”。

   (6)《三年问》,“故先王焉(乃)为之立中制节”。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礼王言》篇,“七教修,焉(乃)可以守;三至行,焉(乃)可以征”。

(9)《曾子制言》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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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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